对李世民的全面评价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汉族，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有个成语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说他的，他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争议评价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也是人，人无完人，是人就有错误。贞观后期，唐太宗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先从纳谏开始体现出来。贞观十年（636年），魏征发现他“渐恶直言”，这是唐太宗走向一些错误的开始。
　　一是征伐高句丽，这个被某些人认为是错误的举动，但是，就当时形势来看，此征是必要的和需要的。第一，发动战争的责任是高句丽，高句丽悍然进攻唐朝附庸国新罗挑起战端，为了维护权威，唐需要发动战争来保护自己的附属国的利益。第二，战争中，唐军是正义和人性的，这也是保证唐军损失非常小的一个外在条件，在唐军攻占的城池中，均拥护唐军。但是由于为了保持正义性和人性化，导致偏求稳，而使战期拉长。第三，唐军的撤退和后续战争，充分体现了李世民的胸怀和高超的战略思想，唐军以2000人的损失消灭高句丽数十万人，千古罕见。撤退之时，敌将城墙跪拜，也实属罕见。唐军后期的军事骚扰和政治封锁，使高句丽的实力每况愈下，最终高宗消灭高句丽。
　　还有奢侈现象的明显增加。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唐太宗下诏说，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这些使唐太宗后期没有前期勤俭.
　　还有一个大的错误就是参与史官所写的起居注当中。这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朝政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唐太宗这个名君却犯了一个颇大的历史错误，影响干预了史官的公正性。当然，没有任何完整证据表明太宗大量歪曲历史。同时，不仅仅是太宗，自春秋，看史者何止数百，董狐直笔，陈寿索贿，太史被宫，不要说清朝的文字狱了，另外，许敬宗对李世民并没有好感，这样表明，唐初历史应该具有可信度的。
　　唐太宗在贞观初期不顾大臣魏征和李大亮的劝阻，对归顺的北方游牧民族部落要土地给土地要物资给物资，结果这些部落享受够唐朝的恩惠后胃口反而越来越大，索性就叛乱了。
　　后来唐太宗也自己检讨：“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贞观二十年（646年），辽东战役回来时，唐太宗得病，此后一直调养，由此开始服用方士提炼的金石丹药。先前唐太宗还曾经嘲笑秦皇汉武迷恋方术和寻求丹药，现在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又得了“风疾”，烦躁怕热，便让人在骊山顶峰修翠微宫，第二年，派人从中天竺求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病情不断恶化。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己巳（二十六）日（7月10日）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

1、张绪通：“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即汉代与唐代奉行道的哲学。这两个帝国是当时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运、最先进的国度。监狱是空的，遗落在街道上的贵重东西没有人捡，所有国民充满自信。这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的政府达到了礼制与正义政府的水准。历史学家把这两个朝代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2、柏杨：“李世民大帝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3、钮先钟：“唐太宗在我国历史中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其文治武功，固不待言，尤其是有超人的天才，而且又能好学好问，真可以说是天纵之圣。从《问对》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位天才皇帝的智慧和风度。在战略思想中，他的地位远超过拿破仑。”

扩展资料：

唐太宗李世民轶事典故

1、房谋杜断

《旧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说：唐太宗同房玄龄研究国事的时候，房玄龄总是能够提出精辟的意见和具体的办法，但是往往不能作决定。

这时候，唐太宗就必须把杜如晦请来。而杜如晦一来，将问题略加分析，就立刻肯定了房玄龄的意见和办法。房、杜二人，就是这样一个善于出计谋，一个善于作决断，所以叫做“房谋杜断”，形容他们各具专长而又各有特色。

2、改名世民

据两唐书的太宗本纪，李世民曾经于四岁时与父亲李渊郊游时，见一识相术之士，其相士先赞李渊为贵人，又赞世民，说其“凡二十岁，必能济世安民”。李渊后遍寻相士不获，并将其改名为李世民（亦即李世民本名可能并非李世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世民

历史上的李世民是个人造圣君。

一、政变夺权
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二、纳谏的表演
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

三、滥用民力
唐初，李世民反复说要以隋亡为鉴。曾几何时，劳役是在不断加重，出现了“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徒行文书，役之如故”的紧张局面。包括来自边远地区在内的各地劳苦大众。自带粮食长途跋涉几千里来京服役。在李世民执政期间，兴修了诸如乾阳殿、洛阳宫、永安宫，飞山宫、襄城官、翠教官、玉华宫，九成宫和北阙等大批宫殿，即以修得较小而又比较草率的汝州(河南临汝)西山襄城宫而言，役工达一百九十万。造成“一人就役，举家便废”的惨象。因此，有人当面指责唐太宗，“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作飞山宫时，“恒差山东众丁”，“怀(河南沁阳)、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何况这一时期，兵役屡兴，太宗本人又不顾农忙与否，喜欢校猎游乐，为此缮桥治道，起码使役一、二万民工，它同样是要严重妨害农事的。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从早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孰真孰假？哪个是表演，哪个是真言？在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而出；因为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又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但原因却是因为修筑出来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对比很容易让人看出，哪一场属于表演，哪一场属于真意。

四、对外开放、对内森严
“死囚四百来归狱”，事在贞观六年（632年）。王夫之以为，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因为太宗时的法令严密，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尽管玄奘出行的唐太宗贞观（627－649年）年间已经是以“天可汗”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而出于当时基本立国理念的考虑，仍然“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由于唐代严格奉行对内封闭的基本国策，本地居民外出经商等活动受到严厉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唐代正常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一些时候，唐政府的使节外也外出，但他们外出的目的无非是炫耀国威、调节附属国之间的关系、获取皇室所需高级奢侈品等。从整体上看，中外手工业品的交换、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是经过外国工商业者完成的。唐代的对内封闭，严重影响了民间正常的贸易活动，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天朝上国自满心理的膨胀，使唐代统治者热衷于“天可汗”地位以及保持“天可汗”的余威，这不利于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其实，唐代所谓比较开明的对外政策，只是在对外籍人开放这一点上徘徊，没有也不可能迈出允许本国居民外出这一关键的一步。

五、盛世”造假
《新唐书》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其实，贞观之治的由来，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说，“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贞观四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伟大的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皇帝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盛世”都不会爽约。
更多见《人造“圣君”李世民》

李世民有两段自我评价很有名。 一段出自贞观九年（635），他说：“自古以来，能够在乱世成就帝业的，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男人，只有东汉光武帝刘秀是三十三岁起事。本人十八岁就起兵，二十岁就已经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就当上皇帝了。从武功方面来说，我已经胜过古人。年轻的时候我带兵打仗，没有时间读书。登基以后可以说我是手不释卷，了解了教化的根本，政治的基础。行之数年，天下大治，移风易俗，子孝臣忠，所以说在文治的方面我也超过了古人。从周朝秦朝，周边民族时有入侵。如今周边民族都已经臣服，就是说从怀柔远人的方面看，我又超越古人了。这三项成就，我个人的品德哪里配得上呢？既然成就了这样的功业，怎么能不谨慎从事有始有终呢？” 这三方面的自我肯定，实际上也定下了自唐以来对贞观和李世民高度评价的基调。 还有一段是在贞观二十一年（647），李世民说：“古来帝王虽然平定华夏，但不能征服周边民族。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我成就的功业却超越前人，这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你们根据你们各自的理解随便说说看？”虽然启发大家来夸赞皇上，在场的人还是不得要领，李世民只好自己来总结：“我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就，主要因为五个原因。第一，自古以来帝王多嫉恨那些比自己强的人，而我看到臣下的优点，就像自己也具有这些优点。第二，人的品行、能力，很难兼备，我能舍弃其短处，而取其所长。第三，身为君主的，经常见到贤者就想拉拢为心腹，见到品格较差的就想彻底摒弃，而我则是见到品德优良的就敬重之，见到差一些的就爱怜他们的不幸，这就让贤与不贤，都能各得其所。第四，古来君主大多厌恶正直人士，或公开杀戮，或暗中陷害，没有一个朝代没有这种事。我登基以来，朝廷上站的一个挨一个的都是正直之士，从没有罢黜斥责过一位正直的人。第五，自古都是看重中原人士，而贬低周边民族人士的，而我对各族的爱护是一样的，所以各民族依附我都像子女对父母一样有深厚情感。这五条，就是朕成就今日功绩的理由。”说完以后，李世民还看着褚遂良说：“你担任过本朝的史官，你看我总结这五条，还算谈到本质了吧？”褚遂良说：“您的丰功伟业数都数不过来，您只举出这五条，是皇上您太谦虚啦！” 这一段，主要谈了用人的气度和民族政策两大问题。他能够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确实与他在这两方面的心胸气度有直接关系。李世民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值得参考更值得继承。这些评价大体也不差，只是本文这里要说的是，他的自我评价有偏高之嫌。 且看贞观年间几起莫名其妙的案子。 案例一，贞观五年（631），有一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叫李好德，胡乱说了些话，因为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有诏书下令彻查。当时司法方面的主管部门是大理寺，大理寺的主管官员张蕴古得出的结论是：李好德有病，证据明确，所以，依据法律，李某不应追究刑事责任。这时，有一官员出来说：张蕴古的老家在相州，李好德的哥哥正好在相州做一把手。所以，张蕴古的结论有问题，是他们串通一气。当皇帝的最恨臣下结党营私，李世民一听这样的报告，非常愤怒，立即下令将张蕴古处斩。虽然李世民事后照例表示了后悔，但影响比前一案更坏。它直接影响了一个时期里法官判案的态度。有记载说，自从张蕴古一案出来，法律界官员都尽量不减低犯人的量刑和处罚。因为，对有罪者的量刑适当没有给予应有处罚的反倒没有官员的责任，而开脱罪犯的却要受牵连。李世民就此向大理寺主要负责人刘德威咨询：为什么最近法律执行起来比较严格了？刘德威说：责任在皇上啊。君主喜好刑法宽松那么刑法就宽松，君主喜好严刑峻法那么刑法就严峻。按法律规定：犯人有罪而法官没有给予其应有处罚，那法官也要被处以该刑名减三等的处罚；犯人的罪名，法官给予减免处罚而出现失误，那法官也要被处以该刑名减五等的处罚。实际上呢，现在法官没有给犯人定罪的就没啥事，减免刑罚的搞不好自己就是重罪。所以现在有关官员都求自保，遇到案件就很难给犯人减免处罚了，而是争着给予较严重的审判。这就是执法官怕自己受牵连啊。 这段记载说明，一，贞观的死刑案件少，确实是统治者有意为之，是精心设计刻意经营的太平景象。二，说明执法从轻与从重的标准并没有一定之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长官意志官场风气为转移，当然，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唐太宗李世民。 案例二，贞观二十年（646）有人控告刑部尚书张亮谋反，证据是，张亮豢养干儿子五百人，还和几个江湖术士交往，说自己的名字和神秘预言相合，于是考虑起兵造反的事。李世民看到是高级官员涉案自然十分重视，派马周调查，结果是张亮谋反证据不足。但李世民不这样看，他认为：张亮好端端养这么多嘎巴脆的干儿子干什么？不是想谋反是什么！在朝廷上发动百官来讨论，大家都一致认为张亮谋反属实，应该处斩。只有李道裕一人坚持认为此案张亮谋反的证据不充分。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到狱中和张亮诀别，然后处死张亮。过了一年，刑部二把手的职位空缺，命令宰相提出参考人选，拟的几人，李世民都不满意，后来他想起来李道裕了，理由是：他当年说张亮的案子没有明确的谋反证据，说的很准确也很得体。当时朕没有听从他的话，事后感觉很后悔。这时他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但为时已晚。 李世民并非不犯错误的超越时代超越时空的超人，虽然不能避免旧时帝王任意操纵权力和司法的毛病，不可能对正直之士“未尝黜责一人”。但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帝王，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会反省自己的言行，承认自己的过失，对以往的错误予以纠正；个人的情绪言行，则尽量有所克制。他没有简单掩盖或抹杀自己的过失，而是公开表示悔意，在帝王当中，这样的心胸也属于难得了。 这些记载，也是李世民自我评价的一个侧面，值得我们注意。同时，这也是贞观之治能够名留青史的一个原因。

李世民是一代明君，这毋庸置疑，但如果用儒家君子标准来衡量他的话，结果恐怕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

1、君子事君忠，事亲孝，事兄悌
这条要求李世民显然不符合。李世民通过政变，用刀剑逼迫父亲李渊退位，将其软禁，这是不忠不孝；与哥哥李建成争储位，并将其射杀于玄武门，这是不悌。

2、君子不党
李世民在秦王府时，网罗了一大批文臣武将（文臣如秦府十八学士，武将有尉迟敬德、侯君集等），结成死党，共谋夺取储位，显然非君子所为。

3、君子不趁人之危
李世民趁草原部族遭遇天灾人祸、实力大打折扣之际，发动进攻，剿灭颉利可汗，趁人之危，非君子所为。

4、君子应当言行一致
李世民公开嘲笑秦始皇、汉武帝服食仙丹，妄想长生不老，而自己却偷偷服食仙丹，最后竟因此致死，说一套做一套，不是君子应有的表现。

5、君子坦荡荡，不应当背后议论人。
这一点李世民也没做到，史书记载他退朝后曾对长孙皇后说魏征的坏话：“总有一天,我要杀了那个乡巴佬!”原因是“魏征这个家伙，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羞辱我！”

6、君子应当善始善终
李世民能善始而不能克终，贞观初年他能虚心纳谏、从善如流，而贞观后期则渐渐心骄志满，听不进群臣的意见，并做出一些不光彩的事，如诛杀李君羡。当时民间谣传“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李君羡是武安人、官居左武卫将军、镇守玄武门、封爵武连郡公，都跟“武”字相关，小名“五娘子”，又跟“女”字沾边。李世民怀疑他就是那个名应图谶的人，于是找个借口将他杀了。

……

总之，用儒家君子标准来衡量李世民的话，他不忠、不孝、不悌、结党营私、趁人之危、言行不一、背后议人是非、不能善始善终……，显然不是君子，而是小人。
各位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