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墓有哪些陪葬品

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墓葬啊，有个清代官员墓的报道，你参考吧！

　　2007年12月末，去年冬天里很普通的一天。随着开矿的爆炸声和推土机的轰鸣声，眼看着自己家的祖坟就在矿区的边缘，八步区仁义镇三联村渭河寨罗姓村民坐不住了，急忙自己动手进行迁坟。随着锄头、铁锨等工具的落下，几个陶罐、几枚玛瑙、几颗珠子等陪葬品进入了群众的眼中。“宝贝啊”，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这些罗姓村民开始找起了自己祖先的“宝贝”来……
　　经过反复斟酌和思量，2008年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渭河寨几位罗姓村民代表把这些坛坛罐罐送到了市博物馆胡庆生馆长的手中。经过初步鉴定，村民送上的陪葬品中有2个清代石青青花瓷、2个药罐型坟坛、3个清官帽顶饰（其中一件镏金顶饰）、3个玛瑙帽额饰、1块道光年间墙砖。
　　村民送来的出土文物让胡庆生眼前一亮，这些出土的文物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年代坐标和参照物，按照该墓墓志铭上的时间就可以知道这些文物的大概时间，进而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墙砖是什么样的、当时的瓷器是什么质地的……，以后再发现类似的文物就可以给它进行年代界定，一个个不会说话的文物就是当时社会一个侧面的真实写照。
　　随后，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跟随前来送文物的村民赶往了文物出土地——仁义镇三联村渭河寨，以期获得更大的发现。
　　从罗姓村民和墓志铭内容了解到，墓主人罗超珍在清朝中期官至骑都尉登仕郎（从八品），也是渭河寨的始建者，卒于清道光初年。在罗超珍和他的后继者努力营建下，渭河寨成为不同于客家围屋、铺门庄园等建筑的另一种民居样式，从高处俯瞰整个村寨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城市，四四方方东西南北各有一门，街道巷陌纵横交错如同棋盘格子。
　　让人惊奇的是，渭河寨出现了一尊用来祭祀崇拜的石狗，石狗面目狰狞不怒而威，生动逼真、线条优美，胸前刻有“泰山石敢当”几个大字，为我市境内首次发现。据了解，石狗崇拜在如今广东雷州潮州广西上思等地还有存在（以雷州一带为多），之前我市还从未发现过。
　　据记载，雷州是古代南蛮族的发祥地，“旧有瑶、僮，侗、僚与黎”等少数民族聚居，其中瑶族就将狗视为“图腾”。石狗在雷州人的心目中，先是图腾崇拜，然后变成了呈祥灵物，人们把这些造型各异、千姿百态的石狗放置于村口、井边、房前、屋后，希望石狗能够为他们驱邪镇妖，保佑一方平安。石狗造型奇拙古怪，有具象类、抽象类、人格化类，又有文相武相之别，千姿百态、形神各异、栩栩如生。究竟是仁义信都铺门一带自古以来的风俗还是后来从别处迁移过来的，值得仔细研究。
　　在村民找到的出土陪葬品中，青花瓷、坟坛、帽顶饰、帽额饰、墙砖等成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关注的焦点。胡庆生馆长告诉记者，这两件清代石青青花瓷色胎没有釉，外面青花是笔点画，用的料是国内石青青花料，底部有鸡心。青花瓷和药罐型坟坛在坟墓中是配合使用的，用来作乘谷子的容器，也就是人死后的“粮食仓库”。以往发现的清代墙砖比较薄一些，而且都打磨过，但这次墓中发现的砖却比较厚也没有任何打磨过的痕迹，究竟是人为所造成的还是清代不同时期墙砖规格就不一样，值得进一步去探讨。
　　3个清官帽顶饰（其中一件镏金顶饰）、3个玛瑙帽额饰为我市首次发现。顶子是做官的代名词，清代官帽顶上装有铜、珊瑚、宝石制成的顶饰，分别代表不同的官阶，民间俗称顶子，谁取得了功名，便说谁有了顶子。顶饰底座有用金的，也有用铜的，上面雕刻花纹，官员的品级不同，其上顶珠的颜色和材料也不同。至于为什么一个墓穴中有3个帽顶饰、3个玛瑙帽额饰，依然是个谜。

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它的晚期。商业经济相对发达，社会生活奢糜腐化，加上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阶层追求享乐社会思潮的兴起，戏曲获得了更为便利的生存发展条件。

明初，南方的戏文已经扩布到东南沿海各省，并以强力的势头向内地和西南发展，及至明万历年间，已经成为广布全国的戏曲声腔，其中的昆曲更由于士大夫阶层的垂青而流传广远。杂剧的势力虽然逐渐消减，但在北方民间仍然长期演出不衰。明代中期以后，北方各地又在民间小曲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新起的戏曲声腔——弦索和梆子，它们的兴起影响了清代全国戏曲的面貌。清代以后，这些戏曲声腔在全国各地到处流播繁衍，随处形成新的地方剧种，衍为中国戏剧文化的壮观。

明清戏曲的兴盛与士大夫阶层对之推波助澜有密切关系。明代以后士风颓糜，诸多士大夫放诞佻〓、狂荡不羁、纵情享受、沉溺声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迷恋于戏曲。明末东南著名文人张岱自称一生“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琅嬛文集》卷五《自作墓志铭》），就是一个绝妙的写照。明清文人还串戏风行，例如屠隆“每剧场，辄阑入群优中作技”（沈德符《顾曲杂言·昙花记》），汤显祖“自掐檀槽教小伶”（《醉答东君二首》之一），甚至一些文人轻贱科举，把身躬排场作为自己的乐趣。明·陈琬《旷园杂记》说，嘉靖四年（1525年）有一位解元周诗，当乡试发榜时，别人都争去省门看榜，他却在戏园里演戏，“门外呼周解元声百沸，周若弗闻，歌竟，下场始归。”明清文人很多都养有自己的家庭戏班，著名者如李开先、屠隆、屠冲暘、沈璟、张岱、阮大铖、冒辟疆、查继佐、李渔、尤侗等等。有时官府里也养戏子，使得政府部门不得不一再发布禁令。清嘉庆四年（1799年）曾有皇帝谕旨曰：“闻近年各省督抚两司署内教演优人之事……俱不许自养戏班。”（清·明亮等编《中枢政考》卷十三“禁令”条）清代小说《歧路灯》第九十五回也写到，开封巡抚说：“近日访得不肖州县，竟有豢养戏班以图自娱者。”

上述这种风气造成文人空前地投入到戏曲创作和戏曲活动中来。明清时期涌现了大量的文人戏曲作家，创作出数量浩翰的作品，繁荣了戏曲的生命。明清文人从事戏曲创作的动机和目的都与元人不同，如果说元杂剧作家更多为了口腹之虞而投入戏曲创作的话，那么明清传奇作者则主要是出于游戏辞藻，播玩音律，兴之所至，吟咏歌唱，把戏曲作为寄情寓意的工具。

由于戏曲与民俗文化广泛而紧密的结合，戏曲得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去。例如它通过参与祭祀社火等民俗活动，成为一种与民众的宗教仪式、年节庆典、春祈秋报、红白喜事浑融一体的民俗艺术，成为民间文化娱乐方式的主要承载物。戏曲对于下层民众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文化性格的塑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他们的教科书和启蒙物。因此，戏曲受到普通小民的普遍爱戴就不奇怪了。清·刘继庄《广阳杂记》卷二说：“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歌唱看戏者。”欣赏戏曲对于文化水平的要求不高，甚至略有修养就可以模仿，清·聂敦观《呵呵道人诗草·观剧》曰：“就中闺门初识字，听词能诵《鸾凤记》。”就描写了这种情况，因此看戏成为明清平民百姓生活中的一项最流行和风靡的事。清·焦循《花部农谭》自序说：“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樵渔夫，聚以为欢，由来久矣。”是对当时平民戏曲生活的生动写照。

戏曲与民众生活的紧密结合，造成各类戏曲文物的大量出现。明清时期戏曲文物与宋元显著有别的特点是：宋元戏曲文物大多与墓葬结合，保存于地下，作为陪葬品或冥世生活环境的装饰而出现。明清则大多与人民生活结合，传存于地上，作为世俗生活的装饰品而出现。当我们看到遍布全国各地民间的明清屋舍中镶饰的众多华丽而精美的戏曲砖雕、木雕、石刻、壁画，看到大量平素用于生活装饰的明清瓷器、年画、剪纸、织绣、泥塑里的戏曲内容，我们不是深刻感受到了戏曲对于社会生活渗透力之强吗？

大多都是些陶瓷工艺品

明清墓有那那些陪藏品

孩子，没有的。皇陵不能开，这是极其惨痛的教训换来的宝贵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