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心》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总结并体现了萨特的生活和思想，因而是作家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这部短小精干但思想上极有挑战意味的小说以日记的形式写成，主人公安东纳·洛根丁是一个孤独的学者，他为了撰写一个18世纪默默无闻但令人难以捉摸的贵族的传记，来到了凄凉的布威尔城。洛根丁对生活中微乎其微的偶然性的发现引发了一场生存危机，于是他决定以小说写作来逃避这场危机。他要写一部小说去深深触动读者，迫使他们去获取他自己已经取得的解脱意识。�
《恶心》很可能就是洛根丁期望写成的那部书。这就使作品成了一部自我创造的小说，一部叙述自己的诞生、颂扬艺术的威力并补偿生存之平庸的小说。正是萨特后来对这种可能性的蔑视，才使他在50年代否定自己的早期作品，并完全放弃了小说的创作。当萨特30多岁还是位不知名的哲学教师时，就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小说，对读者在个人与社会的本质问题上的自我陶醉提出了怀疑。萨特几年间辛勤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墙》于1939年出版。作为短篇小说集标题的《墙》这篇小说，以西班牙内战期间一名等候处决的共和派死囚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成，它是许多同类小说中的典型：将某个单个的人置于一个摧毁其坚定信念的环境之中。小说集的另一个出色的中篇小说《领袖的童年》，纵览了一个伪善者的一生，描写他如何由一个年轻时的恶棍变成了一个暴戾的显贵人物。
�继《墙》受到普遍好评之后，萨特又雄心勃勃地开始创作另一部关于自由的小说，并准备以《路西弗》为标题。后来发展成一部系列小说，取名为《自由之路》。萨特计划在1945年至1949年间完成的这个四部曲，实际上只完成了前三部，此后便放弃了小说创作。书中的主人公哲学教授玛第厄·特拉吕被认为是洛根丁的延伸，他由热衷于艺术上的解脱，继而发展到积极地投身于现实世界，以社会责任为己任。《自由之路》的第一部《理性时代》(1945)，通过复杂的情节和众多的人物，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精神状态，但重点却描绘玛第厄和他的情妇玛赛儿如何支配他们的自由：她是否应当流产，他是否要与她结婚。�
三部曲的第二部《延缓》(1945)又增加了一些人物，包括一些历史人物如张伯伦、达拉第和希特勒等。这一部在技巧上更富有创造性，全书共8章，给人们描绘了一幅1938年9月里一共8天时间内法国全貌的绝妙图画。小说通过一系列突然的时间转换和同时发生的事件，展示了一个与未来割断联系并因此而迷茫不安的社会。
在不很成功的续集《心灵之死》(1949)里，各种各样的人物都经历了1940年6月的战争大灾难。与此同时，萨特小说中明显的政治和哲学色彩变得越来越重。后来，他决定用比文学创作更直接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哲学和政治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萨特影响很大，改变了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看法。战争使他认识到，写作是一项社会活动；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以写作实现团结目的的机会。萨特作为剧作家是从德国战俘营中开始的，当时他创作并演出了描写秘密抵抗力量的剧本《巴理奥纳》(1940)。
获释后，在德国占领下的巴黎，出于当时实际情况的需要，萨特写了许多剧本，展现了处在危险环境中的人——正如当时德国法西斯铁蹄下的法国人民一样，他们需要理智地去实现自由。《苍蝇》(1943)再现了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故事。主人公俄瑞斯忒斯对是否应向埃癸斯托斯复仇而犹豫不决。埃癸斯托斯曾谋杀了主人公的父亲阿伽门农国王，篡夺了王位，而今正厚颜无耻地躺在死去国王的床上和俄瑞斯忒斯的母亲同床。《苍蝇》虽然通过了德国的检查，但对法国的观众来讲，这部剧很明显是作家向他们发出的号召，唤醒人们为摆脱外强奴役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萨特在德国占领时的另一部剧作《间隔》(1944)，是他最杰出也是上演次数最多的剧本。剧中故事发生在地狱一个幽僻的房间里，三个人物开始接受惩罚——无休无止没有尽头的惩罚，每一个人竭力从精神上折磨另外两个人，反过来每个人又受他人的折磨。正如其中一个人在少有的清醒时刻所说，“他人，就是地狱。”他们三人堕入萨特式的地狱都是罪有应得，因为当他们可以选择实际上是个人生活的行为时，都选择了一个不真实的自我。�
即使在萨特放弃小说创作后，剧院仍十分理解他的关于作家是社会代言人的思想，尽管他此后的作品没有一部能取得《苍蝇》或《间隔》那样的成功。其后的10年间，萨特继续利用戏剧来传播他的思想。例如《毕恭毕敬的妓女》(1946)就是一出攻击美国阶级和种族偏见的通俗剧。
萨特自己最喜爱的剧本《魔鬼与上帝》(1951)，或许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最成功的尝试，该剧以宗教改革中的德国为背景，对创造人类自己的生命、满足历史需求的必要性进行了详尽考察。萨特曾说，他最初创作《阿尔托纳的死囚》(1959)的目的，是为了抗议法国军队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迫害；然而后来他却把该剧的场景安置在战后的德国，在分析纳粹暴行和罪责的过程中，更全面地探讨了本世纪各种暴力的责任和实质。�
萨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和戏剧通常是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哲学。但他也直接致力于他曾正式受教育的这一学科——哲学。《存在与虚无》(1943)是萨特对形式哲学的主要贡献，虽然它是现象学理论，是埃德蒙·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论的翻版。
《存在与虚无》论述了最重要的存在主义概念，如偶然性、意识和虚无等，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尽管萨特写这部著作时，法国正处于德国占领的最阴暗时期，但他仍大胆地宣称，通过不同于自在的存在这种非意识状态的自为的存在，人们能获得绝对的自由。
萨特的个人不只对自己负责，而且还要对整个世界负责，正如存在主义对责任的解释所说，“责任是作为一个事件或一个客体的无可争议的创作者的意识”。或许由于这部哲学著作的冗长与深奥，萨特开始被视为圣人，信仰者、反对者以及好奇者也纷至沓来。萨特曾试图通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一文来驳斥其他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他于1945年为论证和普及他的哲学思想在巴黎所作的一次演讲。�
萨特的第二部主要哲学著作是《辩证理性批判》，其中第一部分《实用整体理论》(1960)构思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进入高潮期间，目的是通过结合存在主义和心理分析方法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阐述其可行性。萨特将其描述为通向整体意识、并把自我作为一个个体和历史的瞬间体现来进行整体理解的惟一方法。萨特没能完成他计划中的《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二部分，但在创作生涯的最后几年中，他仍致力于研究该书阐述的心理和历史传记这一学科理论。
萨特因发现自己的生活与古斯塔夫·福楼拜有相似之处而对他深感兴趣，当然他也对其中许多相似点不屑一顾。由于失明，萨特没能完成《家中白痴——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57)》(1971—1972)，然而这是一部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心理人类学进行探讨的辉煌巨著，它详尽阐述了这位资产阶级作家和有关他所处时代的各个方面。
《家中白痴》虽然是萨特最后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却不是他传记创作中的惟一作品。在《波德莱尔》(1947)这部专著中，萨特论述了另外一位陷于自我陶醉的法国作家，由于对母爱的失望，他放弃了自己的自由。
《圣·谢奈：丑角和殉道者》(1952)将当代作家和罪犯让·谢奈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英雄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作为挣脱企图使他成为牺牲品的社会的一种行为，谢奈有意识地去塑造自己。
尽管如此，萨特以自己、或者说以一个12岁就开始写作的童年作家为主人公的传记，仍然是他最受欢迎、最受推崇的传记作品。《词语》一书是萨特对自己童年生活的丰富而动人的回忆。同时，这部传记也是对自己的伪善和资产阶级虚伪本质的深刻揭露。萨特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做出了当一个崇拜词语的作家的选择，然而到1964年，他又放弃了这种选择。尚未完全摆脱抒情笔调的《词语》，可以说是萨特的告别文坛之作，但恰恰是这部著作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实在具有讽刺意味，然而又十分恰当。�
1945年10月，萨特创办了《现代》杂志，标志着他从此选择论战而脱离了富于想像力的写作。在《现代》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实质上是主张文学是社会活动的宣言。在这篇文章以及陆续在该刊物上发表的、后来收入10卷本《境遇》(1947—1976)的文章中，萨特宣称作家的责任在于塑造世界，使自己与其他诸如伏尔泰、爱弥尔·左拉一样的社会活动家站在一起，反对像福楼拜之类一生对欺压现象无动于衷的人。
他在此后几期杂志上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947年发表的《什么是文学?》(曾在《境遇》第二卷里再版)，萨特论证了散文较之诗歌而具有的优越性，并提倡一种对作者与读者皆属自由行为的实用文学。萨特在他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利用《现代》杂志及其他刊物，有时甚至在城市街头，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非正义现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早在瑞典文学院试图将萨特归属于它可以授奖的一个领域以前，萨特就已经被奉为存在主义的崇拜偶像了。然而萨特对自己的不断变换，对无数次地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行为却自得其乐。作为一个固执、有时甚至是执拗不已、同时又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人，萨特常常使自己与西方中产阶级传统的自满自足势不两立，但他的倾向性是极为审慎的。除了在小说、戏剧、传记和哲学方面富于创造性的著作之外，这位当代最卓越的怪杰，还将以他辉煌业绩之广泛以及他为自己创建的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而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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