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币供给的形成机制
(一)基础货币的组成和投放渠道
我国的基础货币主要由存款准备金和货币发行组成,其中存款准备金是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存款总额,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截至2017年底,我国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规模为32.18万亿元,其中货币发行7.71万亿元,非金融机构存款994亿元,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24.38万亿元。从历史占比来看,存款准备金现已成为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占比从2005年底的51.42%提高至了2017年的75.74%。
由于基础货币体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负债端的储备货币科目,根据“资产=负债”恒等式,我们可以对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科目进行左右调整,进而在忽略规模较少的科目后得出等式“基础货币=(国外资产-国外负债)+(对政府债权-政府存款)+对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其他资产-其他负债)-债券发行-自有资金≈国外净资产+对政府净债权+对金融机构债权-债券发行”。因此,可以将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概括为:国外净资产(以收购外汇为主)、对金融机构债权(央行提供各类抵押融资)、对政府净债权、减少债券发行(以央票为主)。从图1可知,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国外净资产投放渠道效应冲高后不断回落,重要性相对有所下降。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2005年以来,国外净资产与基础货币的比值逐步升高,并在2009年10月达到最高值140.76%,但随后大幅回落至2017年12月的68.44%,这表明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局面有所改善。
第二,对金融机构债权渠道效应见底后不断回升,提高了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灵活性。随着我国“双顺差”优势的下滑,为了保持市场的流动性水平,央行更多地选择向金融机构提供融资,进而对冲外汇占款减少导致的基础货币下降。具体来看,对金融机构债权与基础货币的比值从2014年3月的低点7.72%逐步上升至了2017年12月的33.62%。由于对金融机构债权渠道效应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实现,因此上述变化扩大了央行开展主动型货币调控措施的空间,而公开市场操作的常态化将有助于货币市场价格的形成和传递,也反映出我国货币政策不断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的趋势。
第三,债券发行渠道的对冲效应减弱。2006-2010年间,为了对冲外汇占款的影响,央行通过发行央票来回笼基础货币。但金融危机后,该渠道对其他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对冲效应逐步弱化,截至2017年12月,债券发行与基础货币的比值已升至-4.15%。该变化从侧面反映央行越来越倾向通过对金融机构债权渠道来调控基础货币投放。
图1 基础货币投放渠道
数据来源:WIND。
(二)派生存款的创造渠道
在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下,商业银行通过发放贷款、购买债券或外汇、办理贴现等渠道对原始存款进行派生,更多的存款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扩大了社会上流通的货币总量。
下面我们借助表1具体分析存款的派生过程。初始状态下,商业银行资产端为一定量的法定准备金A和超额准备金B,负债端为一定量的存款C。这时,商业银行可以将超额准备金B用于向客户放贷,或者购买客户手中的债券或外汇,不管商业银行采用哪种方式,最终的结果都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端增加贷款(债券、外汇、贴现等)B,负债端增加存款B。与初始状态不同的是,商业银行需要对新增存款B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缴纳法定准备金,法定准备金增加至A1,超额准备金降低至B1。紧接着,商业银行可以继续将超额准备金B1用于向外放贷或者购买债券、外汇等,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会进一步同时增加。上述过程持续至商业银行没有多余超额准备金为止,此时商业银行的存款即为派生后的存款总量。
在商业银行的存款派生体系中,央行可以实施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对基础货币进行调节,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派生基础,进而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假如央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如上文所述,央行可以向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债券、提供抵押融资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增加商业银行可用于扩张资产的超额准备金。这里,我们假设央行向商业银行购买外汇B2(其他方式以此类推),那么商业银行资产端的外汇减少B2,超额准备金增加B2。商业银行可以将新增的超额准备金B2用于放贷或者购买客户的债券和外汇,经过多次“发放贷款——形成新存款——发放贷款”的操作,商业银行会派生出数倍于B2的存款,货币供应量也随之增加。而如果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其传导路径则与宽松货币政策相反。
二、货币供给层次的划分
实践中,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央行通常根据流动性(变现能力)将货币供给划分成不同的层次。我国于1994年颁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供应量统计和公布暂行办法》,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统计数据,并首次对货币进行了分层。此后,随着我国金融创新加快,金融服务多样化,居民储蓄存款被不断分流,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市场流动性水平,央行对货币供给层次的内涵进行了多次调整,使之与市场实际情况相匹配。目前,我国货币供给层次分为三层:M0、M1和M2(如表3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谈论的货币供给仅从存款性金融机构负债方统计,反映的是金融体系向社会提供的流动性。从过去十年的总量数据来看,如图2所示,我国货币供给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货币供给规模总体平稳增长。2006-2017年,我国M0、M1、M2增速的算术平均值分别是9.48%、14.76%和15.56%,整体走势大体一致,但M1的波动性相对更大。截至2018年6月,我国M0、M1、M2的规模分别达到了6.96万亿元、54.39万亿元和177.02万亿元,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润滑剂。
第二,不同层次货币的增速存在较大差异。由于不同层次的货币在统计上是嵌套的关系,增速的差异意味着不同层次货币的结构发生着动态变化。比如,MO的增速长期小于M1和M2的增速,可以得出,M0在M1和M2中的占比也会越来越低。而相比M2,M1的增速时高时低,则意味着M1和准货币之间的相互转化,情形则更为复杂(下文将详细论述)。
第三,货币供给增速与我国经济政策基本保持一致。M1和M2的增速分别在2009年达到顶点33.23%和28.42%,这是因为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为了刺激实体经济发展,尽快走出危机阴霾,制定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导致央行投放资金猛增。此后几年,我国央行逐步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M1和M2的增速逐步下滑至2014年的阶段性低点3.19%和11.01%。在2015年推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战略背景下,“三去一降一补”的措施不断推进,货币政策有所放松,M1和M2的增速分别又回升至新的高点21.35%和13.34%,这也间接导致我国住房市场在2015-2016年间异常火爆,住房抵押贷款激增,房地产去库存的任务基本完成。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4月以来,我国货币供给增速有所放缓,月度同比增速连续维持在10%以下,2018年6月的同比增速只有8%,降至了十年来的最低点。
图2 不同层次货币供给的规模和增速
数据来源:WIND。
三、货币供给结构变化分析
(一)从M2结构变化看,市场主体持币动机倾向预防和投资
广义货币M2包含交易需要的 M1和用于预防和投资需要的准货币。但由于M1和准货币增速的不同,M2的内在结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如图3所示)。具体来看,1999年以来准货币占比整体较为平稳,但2010年后波动幅度开始增大,先是逐步上升至2014年的高点71.67%,随后又回落至2017年的67.57%;M1占比则呈现与准货币相反的变动形态,2010年之前基本都保持在35%以上,但近年来逐步下降,2017年占比为32.43%。这意味着M1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更多地向准货币转移。发生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随着近年来我国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和人口老龄化加速,企业和居民交易性货币需求下降,反而更愿意将更多的货币以非现金和非活期的形式持有,持币动机开始倾向预防和投资。
图3 M2结构的变化
数据来源:WIND。
(二)从M1结构变化看,支付结算创新导致流通现金和单位活期存款占比分化
虽然市场中流通的现金规模逐年增加,但其在M1中的占比却从1999年的29.35%逐年下降至2017年的12.99%(如图4所示)。这是因为近年来我国货币支付方式不断丰富,非现金结算广泛发展,尤其是第三方支付的快速崛起。截至2017年底,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达到154.9万亿元。支付和结算工具的改善提高了居民之间交易支付的便利性,更多的居民放弃使用现金进行支付,现金也随之发生转移(比如转化为储蓄存款)。未来,在支付方式不断创新的趋势下,现金在M1中的占比仍将进一步降低。与此同时,单位活期存款在M1中的占比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截至2017年底规模已达47.31万亿元,占比突破87%。这是因为随着我国银行支付结算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通过转账结算也更加方便,助推了活期存款的增加。
图4 M1结构的变化
数据来源:WIND。
(三)从准货币结构变化看,个人存款不断转移,其他存款占比快速增加
准货币规模已从2010年的45.92万亿元快速增长至2017年的113.30万亿元(如图5所示)。具体来看,个人存款在准货币中占比最高,但呈逐年下降趋势,已从1999年的83.04%下降至2017年的57.31%,截至2017年底的规模为64.93万亿元。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存款利率逐年下滑,理财产品种类增加,居民将更多的资金转移到了其他收益率更高的金融产品。其次,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增长,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的波动,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大,进而需要持有更多的存款来应对不规律的资金支出。这使得单位定期存款在准货币中的占比逐步上升,目前基本稳定在30%上下,截至2017年底的规模为32.02万亿元。最后,受统计口径的调整(比如纳入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其他存款占比波动剧烈,在2006年达到低点2.37%后,逐步回升至2017年的14.43%,截至2017年底的规模为16.34万亿元。未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M2口径的不断扩充,其他存款占比将会继续提高。
图5 准货币结构的变化
数据来源:WIND。
(四)M1和M2增速出现剪刀差,且正负转换
货币供给剪刀差主要是指M1增速和M2增速之差,当M1增速大于M2增速时,称之为正剪刀差,反之称为负剪刀差。从历史数据看,2015年10月至2018年1月我国货币供给出现了长达两年的正剪刀差。由于企业活期存款是M1的核心,众多学者结合我国经济运行特征分析了导致企业活期存款增加的渠道,进而解释了M1增速快速上升并产生剪刀差的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猛增,居民定期存款向房地产开发商储蓄和活期存款的转移有助于企业活期存款增速的提升;二是货币宽松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盈利能力出现回暖,企业现金流回收增加,短期内有助于企业活期存款增速的提升;三是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城投公司)的信贷投放增加,由于基建投资进度与资金到位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企业活期存款会临时性增加;四是地方政府通过地方债务置换获得的资金存在沉淀(财政存款),并不会导致M2增速的上升,但资金如果转给省级、市级的平台公司后,而平台公司又未及时偿还商业银行贷款,这期间可能导致企业活期存款上升。综上,地方债务平台和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已成为影响M1和M2增速的重要原因。
图6 M1和M2剪刀差
数据来源:WIND。
2018年1月以来,我国货币供给开始呈现负剪刀差的现象(如图6所示),主要原因是M1增速走弱。在当前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委托贷款规模大幅下行,同比增速已从2016年的19.8%下降到2017年的5.9%,房地产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能力受到一定影响。与此同时,在各地纷纷出台“限购”政策后,居民购房资格受到一定限制,银行贷款利率上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购房成本增加,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速已从2016年的34.77%下降到2017年的13.67%。上述这些变化使得房地产企业和各类平台企业的活期存款减少,进而助推M1增速的下行。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启示
(一)提高基础货币投放的灵活性
基础货币投放的主导权在央行手中,是整个货币供应过程的基础。在外汇占款占主导地位期间,央行大部分时间只能被动地开展发行央票、正回购、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等操作,对冲外汇占款的增量效应。目前,外汇占款地位的弱化则给予了央行越来越多的实施主动型货币政策的空间,央行也陆续创设了SLF(常备借贷便利)、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MLF(中期借贷便利)、PSL(抵押补充贷款)等新型市场调节工具,增加了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此外,由于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市场行情瞬息万变,基于之前市场环境制定的货币政策很有可能不再适用,需要央行采取快速应对的措施。因此,在未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央行应该进一步延续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完善主动型货币政策体系,时刻确保经济体系保持合理适度的流动性。
(二)扩大货币供给的统计口径
M2是从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表内负债端考察的货币供应量。随着我国金融创新业务的不断发展,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规模急速上升,更多的资金通过表外渠道流向市场主体。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显示,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余额253.52万亿元(含托管资产表外部分),表外资产规模相当于表内总资产规模的109.16%。因而就产生一个问题,现有的M2是否真正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体系中的流动性水平?一些学者曾结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影子银行体系的典型运行模式,探讨了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当前M2、M1以及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放缓,而价格指标(利率)状况则显示当前货币政策中性略松,反映了货币数量指标的可靠性继续下降。因此,央行应该及时丰富货币供给的统计口径,将更多可以反映市场流动性的项目纳入到M2,提高我国货币供给监测的准确性。
(三)建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取的准确性对于观测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至关重要。从我国M2的结构看,其所反映的信息越来越不足以覆盖当前的所有经济运行特征,比如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而且很多学者都对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优化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已成为学界共同认可的改进方向。因此,央行应着手建立一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通过观测更多的市场指标,比如社会融资规模、GDP、CPI,来判断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一些学者提出将“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即“M2增速-[GDP增速+CPI增速]”作为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的“新标尺”,将货币政策的着眼点放在管控“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并根据经济处于下行、上行的不同周期采取反向的调控策略。
(四)关注市场主体获取流动性的差异
存款由不同市场主体持有,反映了货币创造后的市场流动性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分配后的特定状态,也即每个主体所拥有的流动性水平。在货币政策实践中,央行往往根据经济形势的现实状况来预测货币的市场需求量,进而选择执行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也即投放或回收流动性。但是,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后,需要流动性的市场主体(比如小微企业)能否获得足够的流动性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会受到市场主体信用水平以及银行等中介机构的经营方针制约。因此,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不仅要关注市场整体的流动性水平,还要关注市场主体获取流动性的差异性,实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去年以来,我国央行采取了定向将准、扩大MLF抵押品范围等措施,引导商业银行增加对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的贷款,发挥了积极引导效应。
(五)加快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缓解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种种弊端。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看,各国基本都完成了利率市场化进程,并逐步建立了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工作有序进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已经取消,积极尝试构建“利率走廊”。但是,我国目前的利率双轨制尚未打破,公开市场利率还不能有效传导至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为我国未来货币政策改革制定了阶段性目标。因此,央行应继续完善公开市场运行机制,确定合理的政策目标利率,推进金融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并轨,疏通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加快实现货币政策的转型。
我国产业政策演变
摘要: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产业政策的主要功能是弥补市场缺陷,有效配置资源;保护幼小民族产业的成长;熨平经济震荡;发挥后发优势,增强适应能力。我国产业政策主要是在国内外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基础上并根据国内区域的具体情况进行制定和实施。其沿着产业空间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三方面进行演变和发展。
1.产业空间布局政策。即产业空间配置格局的政策。这一政策主要解决如何利用生产的相对集中所引起的“积聚效益”,尽可能缩小由于各区域间经济活动的密度和产业结构不同所引起的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我国产业空间布局政策主要路径是“公平优先的均衡产业布局战略(即“逆梯度配置”)——效率优先的非均衡产业布局战略(即“顺梯度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战略——未来包容性发展的产业布局战略(即“产业布局一体化”)。我国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主要是在空间布局政策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在产业空间布局背景下探讨探讨产业政策比较贴合实际。
1.1公平优先的均衡产业布局战略。
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后期。此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百废待兴,沿海地区相对与内地来说由于区位和历史原因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国家为了缩小内地与沿海的地区差距,加大了对内地的经济发展力度。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此时国家采取的产业政策主要是配置重大工程项目来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一五”(1953-1957年)、“二五”(1958-1962年)至“四五” 计划时期(1970-1975年),在西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以重化工业优先增长为中心的工业开发。重点是优先发展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和机械设备制造等产业初步形成了我国工业布局的骨架雏形。
均衡战略布局下产业政策极其成效
时间
“一五” (1953-1957年)——“四五”(1958-1962年)
成效
工业
产业
政策
在“一五”计划(1953-1957年)中,我国重点是优先发展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等为主的重工业。
在西部地区成了一批机械工业基地;在缺煤的新建了一些煤炭开采基地在西部地区形成了一批工业城市,奠定了我国工业的总体布局雏形
“二五”期间,在西南、西北和陕、豫交界的三门峡地区分别进行以钢铁、有色金属和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建设,在新疆开展石油和有色金属为重点的项目建设,加强了西藏的地质勘探工作,在大力开发攀枝花钢铁工业的同时,新建和扩建了一系列钢铁工业。
“三五”(1966-1970年)和“四五”期间,产业布局政策的目标是围绕国防和备战而确定的重点是开展“大三线”建设,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和湘西等地区新开辟了一系列工业基地。
农业
产业
政策
我国开始现代农业建设的初期,处在学习苏联模式的时期,现代农业的基本内涵是指实现四化:农业机械化、农业化学化、农业水利化 农业电气化①
在最求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但初步,但为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2效率优先的非均衡产业布局战略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社会环境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迫切要求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得到相应的调整。在此期间国家实施了非均衡产业布局战略,加大了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的倾斜力度。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核心就是以经济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为基本原则,重新考虑我国地区产业布局的结构和先后发展秩序,实施产业布局向东部地区倾斜,然后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梯度推进。1980年8月,东部的沿海城市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相继成为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初,在总结兴办特区的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大连、天津、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8年,海南成为最大的经济特区。1990年作出开发浦东的决定。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开放格局。东部正式成为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的要地。
非均衡战略布局下产业政策极其成效
时间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
成效
工业
产业
政策
政府产业政策的基本思路是促进短线产业和进出口产业的发展,抑制长线产业的发展。
农业
产业
政策
本阶段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了发展,即实现三化:农业基本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和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是这一阶段的一个典型的转折。
它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是适应我国农业特点和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管理水平的一种较好的经济形式。
服务业
产业
政策
1985年4月5日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为标志,肯定了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确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方针。1985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使用GNP为统计指标,并发布了第三产业统计数据,正式使用“第三产业”一词,对学界在服务业理论研究方面有很大推动。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是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为国家决策层面所关注和采纳,并为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决定》明确提出了第三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在20世纪末达到或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支持传统第三产业和新兴第三产业共同发展。党的十四大又确立了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为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②
第三产业的地位逐渐确定,并得到进一步巩固。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实行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战略。
在非均衡产业布局战略下,东、西部地区之间过大的发展差距近一把拉大,了平抑、弥合东、西部地区之间过大的差距,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国家提出了处理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问题为核心内容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其核心要义是在保持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和总体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基础上,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1999年,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此,我国产业布局战略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为统筹区域发展,中央先后实施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重大战略举措,并形成了一整套有机结合的统一的区域整体发展战略。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指导下,21世纪初我国产业布局举措主要包括:第一,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分别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培育新的增长极,即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成渝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2007年底,国务院又批准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配套改革实验区。批准实验区的目的是使其成为引领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增长极,促进我国区域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化。第二,提出新的产业布局模式。打破传统的按行政区划进行产业布局的模式,按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共四种类型的主体功能区进行产业布局。这种产业布局模式充分考虑到各区域的开发密度、发展潜力等因素,其目的就是使各地区的经济和人类活动与其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三,引导地方发挥积极性。中央以政府批文的形式,积极引导地方因地制宜进行产业布局。
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战略极其成效
时间
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
成效
工业
产业
政策
农业
产业
政策
我国积极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了明显的新发展,表现为要实现六个方面的现代化:农民生活消费现代化农业经济结构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和农业资源环境现代化其评价范围已经扩大到农民生活消费和农业资源环境,注意了吸收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实施了工业反哺农业,对农业进行农业补贴,倡导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业的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农业科技投入进一步加大,土地生产力明显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深化
服务业
产业
政策
1.服务业发展认识的加速期(2001—2005年)。2001年12月3日出台的《“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是继1992年《决定》后,中国政府第二次发布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文件。这一时期在第三产业的指导政策上,出现了几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名称上以“服务业”替代了“第三产业”;入世后,为与国际接轨,除在国民经济统计中仍沿用“第三产业”的提法外,其余官方文件中都改为“服务业”。二是“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改组和改造传统服务业”;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而使现代服务业成为我国产业发展政策中的一个正式提法。服务业行业结构优化被提到重要位置。三是以具体、明确的定量指标确定了服务业的发展方向和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即提出“十五”期间服务业发展的目标四是提出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积极鼓励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服务业发展,与国有经济实行同等待遇;加快铁路、民航、通信、公路事业等行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放宽外贸、教育、文化、中介服务等行业市场准入的资质条件。五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及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有步骤地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医疗、国际货运代理等领域;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发展服务业的跨国公司
2.第三产业发展认识的完善期(2006年以后)。针对我国服务业所占比重偏低、贡献率不高的现状,2007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意见》突出了以下方面:第一,提出加强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的重中之重,要求各地区要根据国家服务业发展主要目标,制订并细化本地区服务业发展指导目录,突出本地特色。第二,提出加大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服务业将获得与工业同等待遇;进一步扩大对民间资本的开放。第三,指出加快发展服务业要提高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推进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并且积极支持服务企业“走出去”,鼓励服务领域技术创新。第四,提出尽快完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统计调查方法和指标体系。
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提高。我国服务业逐渐成为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
1.4、未来包容性发展的产业布局战略
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应是 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未来包容性发展的产业布局战略,即产业布局一体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毗连的城市或地区充分发挥经济发展方向的同一性、产业结构互补性的特点,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加速产业的整合与重组,实行地区经济分工与协作,从而以整体优势参与对外竞争。
产业一体化是城市圈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毗连的城市产业之所以朝着一体化方面发展,是因为存在共同的利益趋向:即区域产业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各个城市之间在资源、要素方面需要互通有无,以满足各自的发展需要;城市之间通过合作可以共同开发资源、市场,使各自的开发能力组合起来发挥规模效益,增强对外的整体竞争力;可以加快信息、技术的传播,促进本地产业升级。
产业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作用
1989年3月颁布第一个正式的产业政策文件《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
集中力量发展农业、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加强能够增加有效供给的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控制一般加工
工业的发展,使它们同基础产业的发展相协调③。
改革与发展、计划与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贯彻执行改革和开放的总方针,保证当前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任务的顺利完成,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1994年3月国务院颁布《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
1.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是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2.要努力缓解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严重滞后的矛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工业发展使之逐步与整个经济发展相适应。3.努力加快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的发展,使它们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4.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④
有效调整和优化了产业结构,提高了产业素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997年9月,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制定和颁布《水利产业政策》。
建立保护水资源、恢复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加大对工农业污水治理的监督和治理力度⑤。
促进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有效防治水旱灾害,缓解水利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
2004年6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正式发布《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持汽车生产企业以资产重组方式发展大型汽车企业集团,鼓励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方式结成企业联盟,形成大型汽车企业集团、企业联盟、专用汽车生产企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国家鼓励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开展国际合作,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⑥。
适应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外汽车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推进了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全面提高了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满足消费者对汽车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2005年4月,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钢铁产业发展政策》
对产品结构调整、钢铁产业组织结构、钢铁产业布局结构调整进行优化调整。在2005年底以前,所有钢铁企业排放的污染物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应符合地方环保部门核定的控制指标⑦。
钢铁工业整体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进一步完善,逐步实现了钢铁产业的健康发展。
2006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
推动企业跨部门、跨区域的重组联合,向集团化方向发展,逐步实现集约化经营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水泥企业的生产集中度和竞争能力⑧。
推进水泥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引导水泥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实现水泥工业现代化。
以下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颁布若干产业政策文件:
200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煤炭产业政策》
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煤炭资源整合,形成以合理开发、强化节约、循环利用为重点,生产安全、环境友好、协调发展的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体系。严格产业准入,规范开发秩序,完善退出机制,形成以大型煤炭基地为主体、与环境和运输等外部条件相适应、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的产业布局⑨。
促进了煤炭资源,合理、有序开发,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
200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林业产业政策要点》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林业的多种功能,大力提升林产品的供给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林产品与服务的多样化需求⑩。
公平合理、竞争有序、发展协调的市场环境逐步建立,有效引领、规范和扶持林业产业的发展,并加快了现代林业建设步伐。
改革与发展】从供求管理政策的演变历史看“供给侧改革”●李 扬,武 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内容提要: 新中国建立以来,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存在着政府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供求关系的问题。在计划经济的“卖方市场”条件下,经济发展主要受到“供给制约”,政策千方百计扩大供给; 而在市场经济的“买方市场”条件下,经济发展主要受到“需求制约”,扩大需求往往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着力点。而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必须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共同着力,才能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双高”目标。关键词: 供求关系; 需求管理政策; 供给侧改革; 扩大有效需求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3 -4161( 2016) 01 -0033 -06DOI:10. 13483/j. cnki. kfyj. 2016. 01. 007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也是决定经济运行状况的关键矛盾,二者的关系是区别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追求供求平衡是历代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的主要经济目标之一,但是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际环境下,应对供求关系失衡的思路和政策是有所不同的,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两种思路: 一是将供给方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通过扩大和改善供给来实现供求平衡,计划经济是最典型的表现; 二是将需求方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通过扩大需求来实现供求平衡,凯恩斯主义及其政策是最典型的表现。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在改革开放中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市场化,供求关系以及平衡政策和手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供求两个方面“双管齐下”来实现平衡是一个突出特点,但是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又各有侧重,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这个历史过程,为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经验和对策。一、国际视野下的供求关系及西方大国政府政策演变纵观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强大的供给能力和广阔的市场需求是大国经济崛起的两个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但是,供求关系的平衡只是暂时的,不平衡却是常态,经济也因此而陷入周期性波动。为了平抑经济周期,产生了供给和需求管理政策,而在世界经济史的视野下,这种管理政策也经历了供给与需求的交替变迁过程。在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和大萧条之前,政策的主流为“供给侧管理”,并且这种管理带有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色彩,即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萨伊提出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定律指导下,放任微观经济主体通过自由竞争来实现生产力进步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是,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解决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必将陷入周期性爆发...
我国供给政策的形成应该是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发展的,那么随着市场的发展,那么供大于求的时候就进行自动调节,如果求大于供的时候。那么市场会相应的出现这种产能比多的行业
994~2005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演变原因与效果分析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国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