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内容

历史地理学以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为其研究对象。这里所谓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是限于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在自然环境中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甚至创造出只有在人类的活动下才能出现的地理现象。
但是，人类的活动所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是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只是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后才日益明显和重要。据今所知，原始农业的起源至今将近一万年，距今一万年前在地质史上是第四纪全新世的开始，在考古学上则是由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
在此以前，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在此以后，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则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事实上，古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是相互渗透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历史地理学研究主要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克拉克等特别强调了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除去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
历史自然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达比的一系列著作，为历史自然地理学奠定了基础。中国自50年代以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这一时期的初步总结。历史自然地理学如同现代自然地理学一样，也有各种不同的分支和领域，现在研究较多的是历史气候、历史植物地理、历史地貌和历史水文地理。
历史人文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人是改造自然的主导者，是各种人文地理现象和环境的创造者。农村、城市、田园、矿区、道路、进口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都是人类长期活动的产物。与此同时，创造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历史人文地理学与现代人文地理学一样，也有许多分支，但研究程度远不如现代人文地理学。其中研究较多的是历史人口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等。
随着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区域历史地理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代表性著作有达比关于英格兰历史地理的几本专著，布朗的《美国历史地理》，苏联德罗华热夫的《苏联历史地理》。中国有《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在台湾省出版的王恢编著的《中国历史地理》等。
从3世纪时中国裴秀的《禹贡地域图》至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至今不少国家已有大型的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例如1987年出版的由哈里斯主编的《加拿大历史地图集》，很有特色。但对历史地图的理论和绘制内容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历史地理学是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分化出来的，而它的发展又大大丰富了现代地理学的内容。历史地理学的任务，不仅要尽可能地去“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要揭示地理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特点。因此，历史地理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地理科学的前进和理论发展，也影响到历史科学的发展。
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如在现代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中，揭示了中国西北地区一些前汉时期的草原后来变成了荒漠，以及这一演变的具体过程。这不仅加深认识当前该地区的地理环境，而且有助于防治荒漠化和改造沙区的工作。
又如对城市的研究，仅满足于现状及其目前地理诸因素的考察，是难以通明一个城市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的。惟有通过历史地理的研究，“复原”已经变化或消失了的当初赖以发展的各种自然的和人文的因素，才能认识这一墟市的起源和发展的全过程，揭示出其发展的规律，从而为其今后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进一步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加强理论上的研究以促进本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如何积极引进新的科学技术。
近年来放射性碳测定、孢粉分析、树木年轮等方法，已经开始被应用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来，但计量方法和航空热红外、遥感技术的应用，还有待引进。它们的引进必将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以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科学。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交叉处诞生、具有明显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主要是因为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说它年轻，主要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迟至本世纪50年代初才得以确立。纵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不难看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历史上第一篇比较成熟同时也最优秀的沿革地理著述是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地理志》，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皆将班固看成是沿革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班固而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确实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但是在班固以前，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却并非以沿革地理为限，而且就班固本人来说，其有关沿革地理的学问亦明显受到了前代地理著述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以及《史记·河渠书》的影响（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这样一来，如果追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 就必须从《尚书·禹贡》等著述谈起。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关于《禹贡》的著作时代，晚近大致有四种说法：（1 ）辛树帜的西周说（注：辛树帜：《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J〕，《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亦曾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2 ）王成组的春秋孔子说（注：王成组：《从比较研究重新估定禹贡形成的年代》〔J〕， 《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3）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注：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全文注释）》〔M〕，科学出版社，1959年。）；（4 ）日人内滕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说（注：〔日〕内滕虎次郎：《禹贡制作年代考》〔M〕， 载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目前历史地理学界普遍采用的是战国说，只是在作者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看法，顾颉刚先生认为“《禹贡》的作者是西北人”，并推测说“可能是秦国人”，而史念海先生在所著《论〈禹贡〉的著作时代》（注：载《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注：关于《禹贡》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综合性论述，详参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第29～3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起@①：《〈禹贡〉作者》，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禹贡》全文仅有1189字，篇幅虽小，但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的大一统政治蓝图。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可称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学者李振裕在为胡渭《禹贡锥指》作序时亦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可见《禹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之大。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禹贡》虽为托古之作，但其内容基本上是以夏代史实为基础的。以战国人而写夏代事，这显示《禹贡》应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惟处于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地理著作，大都是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不分，《禹贡》亦不例外。
与《禹贡》大约同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也是比较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山海经》由《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全书30825字， 其中《山经》21265字，占全书近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山经》中包括有大量的山名、 里程、植物、动物、水系、矿产等项资料，对研究历史地理有重要的价值（注：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M〕第47～51页，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穆天子传》开我国游记体地理撰述之先河，今本《穆天子传》共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的经历，第六卷记盛姬死事。是书“记载各地山川地理，显得真实而且形象”（注：史为乐：《〈穆天子传〉的作者》〔J〕， 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亦有较高的地理学价值。不过比较而言，与开“征实的一派”的《禹贡》不同，《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皆属“幻想的一派”，丰富的地理素材附丽于神话传说之中，多少减弱了其科学性，因而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与《禹贡》相提并论。
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一直到两汉时期才趋于成熟，其标志性著述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以及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史记·河渠书》专记川流变迁和历代水利，兼历史水文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于一身，而《货殖列传》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 更是研究历史风俗地理和历史商业地理的重要素材（注：吴宏岐：《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 辑。）。《汉书·地理志》首次将“地理”之目列入正史之中，对推动地理学的发展功绩显赫。这篇地理著作固然以记述西汉政区地理为主，但亦论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地理，而且兼述春秋、战国、嬴秦和王莽。“在当时来说，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当完备的沿革地理，不过中间只是强调了西汉一代而已”（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史记·河渠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三篇著作，皆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全无虚构成份，并首次将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区分开来，叙述历史地理的变化沿革，条理分明，一目了然，因而不仅是成熟的地理著述，更可视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以往的学者每以沿革地理学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相提并论，于是认定班固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实则如果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眼光来衡量，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由于采用了行政地理志的体裁，所述内容相当局限，地名沿革情况虽然一览无余，但却未考察诸多历史地理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司马迁的有关历史地理著述则有所不同，皆采用专题研究形式，更能充分体现地理事物的综合性、区域性和时空发展特征，学术价值之高，应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之上。
两汉以后，历代言地理者多奉班固为正宗，抛弃了司马迁的专题研究方法，只讲地名沿革，鲜及其他内容，这样一来，沿革地理学遂俨然成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流。二十五史中，继《汉书·地理志》之后，先后有十六种正史列有地理志（有的易名为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分别是《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这十六种地理志，除了写进各自时代独有的疆域政区特点外，基本内容和写作体例与《汉书·地理志》大同小异，而且学术质量也远非后者可比。除正史地理志外，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大多数官修或私修方志，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资的《九州要记》、阚yīn@②的《十三州志》和黄恭的《十四州记》，唐代李泰的《括地志》、贾耽的《郡国县道记》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以及后来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和顾祖禹的《读史方域纪要》等，内容虽更为浩繁，但撰述体例却无大的革新。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明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少数著作，能够承继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对专题地理问题做过一些探索，但论其影响，皆不足与正史地理志和官修一统志相抗衡。
应该承认，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史记·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一样，都是作为正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但司马迁有关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更接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要求，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只能起到辅助历史学的作用。由于后世地理著作多以《汉书·地理志》的撰述体例为准绳，虽代有新作，但皆不出沿革地理范畴。这也正是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长期作为历史学附庸而存在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