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比较优势理论，资源禀赋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一、5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党和政府就着手于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变革，要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体制。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形成。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化中形成的，大体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没收官僚资本，完成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没收官僚资本，使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确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完成土地改革，变地主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统一财政经济，包括控制主要商品，加强市场、物价和金融的管理，以及进一步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货币发行，到1952年实现了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为形成新的经济体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一个基本条件。
第二步，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革在1956年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第三步，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建立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重点建设实行统一管理。后来，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工业、物资、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国营企业和部分公私合营企业主要实行直接计划和实物调拨，并对财政、信贷和劳动工资等也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放和统分统配。于是，形成了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
对于这种体制的形成，《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那个时候，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上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很大的创造。

二、1958－1966年初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

“大跃进”时期，“左”的思想占了上风，经济决策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服从于实现“大跃进”的目标，经济体制也有很多突然变化。
第一，在所有制上，急于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级”、“过渡”，企图尽快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和国家经营。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的运动，把小社并成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实行政社合一。城市改造“残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限制集体经济和集体经营，有的转为或并入国营企业，并使经营方式、购销形式和分配力、法归干一律。这都脱离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导致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不加分析地下放管理权，实际上是“大撒手”。针对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下放管理权有必要，但当时不加分析，一放就过了头。
第三，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扩大企业权限也是必要的，但在整个经济混乱的情况下，这无助于增强企业活力。当时规定减少指令性指标，实行全额利润分成制度，企业有权调整机构和配置人员，自行处理固定资产。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层层抬高指标，企业失去正常管理，经济效益大大下降。
第四，在分配制度上，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搞“一平二调”，使平均主义进一步发展，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职工的积极性，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掩盖下，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
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这个方针，到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时得到了全面贯彻。贯彻这个方针，在缩小投资规模、放慢发展速度、恢复工农业生产并抑制通货膨胀、保证人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同时，在经济体制上也有相应的对策。
首先，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管理，搞好综合平衡。为了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分散主义，经济管理上加强集中统一。
其次，开始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为了纠正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注意了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运行。
再次，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加强经济监督。为了制止几年中造成的各经济领域的混乱现象，除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外，还先后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和《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四十条》以及计划、财政等各项工作条例。
在调整过程中，还对体制改革进行了若干探索。例如：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在工业、交通部门按照专业化协调的原则办了一些全国性的、地区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按照《工业七十条》，要求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等等；改进物资管理，要求对生产资料参照商业部门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转环节，按照经济区设供应网点；试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即固定工与合同工、临时工、亦工亦农并存，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并存；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在继续加强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该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给地方管理，包括计划留有机动和提高财政预备费的比例、给予调剂物资分配的权限等。调整时期的体制演变，针对以调整为主的任务，强调集中统一，取得了很大成绩，克服了困难，经济很快恢复，效益逐步提高，出现了以前少有的好形势。

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瓦解”，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大大加强，新体制的基本构架已大体确立，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

农村改革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跨出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实行合同定购制；放开了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等主要衣产品实行保护价；鼓励农村各种所有制经济和非农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推进了贸、工、农一体化和产、供、销“一条龙”建设，农业产业化方兴未艾，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和集约化经营也有一定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可以说，经过改革，农村作为传统经济中自然经济色彩最浓、经济发展水平最薄弱的环节，其运行机制基本上已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农村新经济体制的实行和政策的不断开放，使全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人间奇迹，对其他方面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第二，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得到确定并发挥了巨大作用。

过去指令性计划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覆盖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经过改革，已全部取消了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国家只对9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
在工业总产值中，由国家计划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为目前的4.6%；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工业品只有12种，而且只限于其中的部分产量，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1%，与改革前相比减少了90%。95%以上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及其价格由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决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管理的价格占商品总价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为7.2%左右。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已基本形成。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已具规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证券品种总数已达999个，上市公司达851家，市场总值达21420亿元，开户投资者达3989万户。

第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发展。

尽管目前不少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但与改革前相比，其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抓大放小”战略和“三改一加强”的举措得到有效实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在积极进行。公司制、兼并、联合、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产、出售等改组、改制的具体形式灵活多样。国有资本正从一些低效领域和不宜进入的领域向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产业领域转移，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有经济的素质和质量。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且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不少国有企业正在从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变；产品经营正在向资本经营转变；单一投资主体正在向多元化投资主体转变；分散化、小型化的企业开始转向联合化、集团化。但是，国有企业冗员、债务和社会负担等历史遗留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其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国有经济与市场结合、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

第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添了新内容。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的方针，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彻底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国有经济的结构有很大的调整，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例如：197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4488.2亿元，固定资产净值为3201.4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分别达到54620.8亿元和38878.5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经济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地位基本实现。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商等不同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这种格局，不仅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形成多家竞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机制。

第五，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机制和手段正日趋成熟和完善。

我国在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手段时，并没有对市场放任自流，而是稳步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首先，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1980年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到1994年建立中央与地方分事基础上的分税制，基本上确立了适应市场要求的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并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其次，金融体制改革走出了决定性步伐。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控体系初步建立，调控方式有较大改进。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地方股份制合作银行和外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制度。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体系得到了稳步发展。此外，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发展，开辟了多种融资渠道，重视了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引导。总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已大体确立，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社会的经济活动。
由于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在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经济稳定性不断增强。1978－1997年，经济增长率的级差，即年度最高增长率与最低增长率之间相差11.4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前的26年，经济增长率的极差高达48.6个百分点。特别是目前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标志着我国成功地摆脱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起大落和通货膨胀的困扰，开始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六，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和实施。

过去，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管理体制，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是从取消平均主义“大锅饭”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允许生产要素参加分配，把个人的有效贡献与经济利益挂起钩来，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己基本被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单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所取代。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逐步理顺初次分配关系的同时，注重建立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体系。传统的福利住房分配制度正在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化分配转变，停止了福利性分房，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

第七，市场经济法规和新的经济秩序逐步形成。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发展，法制建设越需要全面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据统计，1979－1997年底，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共审议通过32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和批准发布了791件行政法规、多项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地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约有17000件，在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增强法制意识、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国际化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我国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也为我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八，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经济正走向世界经济的大舞台。

在改革开放前期，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后又建立了海南特区和浦东开发新区，建立了一系列沿边开放口岸、内地开放城市和开发区，基本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适应国际惯例的对外经济运行机制已初步建立。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1994年底始，国家取消了外汇收支计划，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亿美元，增长近15倍。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国家大中型企业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筹措资金95.6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700多亿美元，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近2300亿美元；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30多万个，从业人员达1750万人。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共有5000多家，遍及世界139个国家和地区。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债风险。

总之，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行政指令性、计划纵向分配资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竞争、市场横向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实现了由凭票供应、商品匮乏的卖方市场向品种繁多、产品丰富的买方市场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经济转变；经济运行由以“短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并与资源约束相结合的类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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