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为什么只有科技哲学研究生而没有科学哲学研究生

我国的科技哲学专业源自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详细的发展历程可以参考下面的文章：
中国科技哲学的回顾与展望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6期

吴国盛[1]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摘要：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名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实则无所不包，学科名实之间向来严重冲突，以致学科建设举步维艰。原因在于这个学科杂合了三重各不相干的历史来源和构成因素，以致无法做单纯的学科定位：第一，它来自德国古典自然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学术范式；第二，它的马克思主义背景注定了它在中国的政治角色和政治功能，它要指导中国共产党从而中国政府的科学政策与科学家政策；第三，特定历史时期大口袋式的整合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兴学科、跨学科研究。大体来说，目前这个学科有两个群体即哲学群体与社会学群体，两大阵地即教学阵地（主要指理工农医研究生的政治必修课）和科研阵地。两个群体正在分化，应当分头搞学科建设；政治功能弱化，应注重向素质教育功能转化。

关键词：科技哲学，哲学群体，社会学群体，素质教育

一、学科定位：名实冲突

在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分类体系中，科学技术哲学（简称科技哲学）是哲学的二级学科。1978年于光远教授等首次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招收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1984年舒炜光教授首次在吉林大学招收自然辩证法博士研究生。截止2000年底，全国有11个博士学位授予点，有46个硕士学位授予点于当年招生（实际硕士点应大于这个数字）。在哲学的所有八个二级学科中，这个学科可能是最兴旺发达的。

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技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不夸张的说，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全部12大学科门类：哲学（01）、经济学（02）、法学（03）、教育学（04）、文学（05）、历史学（06）、理学（07）、工学（08）、农学（09）、医学（10）、管理学（11）、军事学（12）。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名下，可以侵入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在“科学与人文”的名下，可以侵入所有的人文学科领域，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名下可以侵入所有的理工农医领域。由于研究领域无边无际，这个学科缺乏一种总体上的学术认同感，同行没有同行的感觉；由于研究方向的多样化，无法有一个统一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必读书目；由于研究对象缺乏明确界定，学生无法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从而培养不出优秀的专业人才。没有一代一代优秀的专业人才问世，学科就永远在原地踏步。

科技哲学严重的名实冲突，使得学科建设总也提不上议事日程，以致不少人认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学科，而只是一个跨学科的、边缘的研究领域。这个学科来自“五湖四海”的研究生们，常常对“自然辩证法”广阔的领域茫茫然不知所措，内心里不免生发出对学科失范的不满。从80年代以来，每一次青年学子的聚会都会把“什么是自然辩证法”或“什么是科技哲学”做为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2]而今，过去的研究生不少已经成了研究生导师，不幸的是，这个局面依然没有大的改变。

二、历史：三重来源

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其历史的根据。中国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界，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

第一重来源是德国古典自然哲学。“自然辩证法”这个名字来自恩格斯的一束未完成的手稿，苏联人于1925年将之公开出版，并冠以“自然辩证法”（Naturdialektik）的书名。其实恩格斯本人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的未来著作起一个名字，如果考虑到“自然辩证法”一词在日后引起的诸多争议，也许把这部未完成著作称为《1873－1883年自然哲学手稿》更合适。恩格斯的自然哲学思想，是对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头足倒立，因此本质上属于同一传统，即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推崇有机自然观，反对狭隘的机械自然观；推崇辩证思维，反对狭隘的经验论。此外，恩格斯的这部手稿涉猎面极广，有科学史，有自然观，也有科学方法论，还有大量的对各门自然科学的哲学解释。因此，以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为兰本所开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具有如下两大特征：第一，从属于德国自然哲学传统，与维也纳学派开创的20世纪科学哲学传统有明显的分野，它注重自己的自希腊以来的哲学史和科学思想史根据；第二，注重与具体自然科学的结合，因而具有（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特征。这两个特征在老一辈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构成和研究工作中有充分的体现。他们的专业分工往往是“某某辩证法”或“某某哲学”（如数学哲学、物理哲学、天文哲学等等）；他们往往一手搞某某学科的历史研究，一手搞某某学科的哲学概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最先成立的一批“专业委员会”就是按照这个思路组建的。

第二重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开始成为中国科学政策和科学家政策的指导性文献；以《自然辩证法》为兰本发展起来的社会研究事业，开始担任某种政治角色，行使某种政治功能，因而受到了格外的重视。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自然辩证法”被独立的规划出来，规划书上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科学，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为了制定这一部分的规划，调动了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一些科学家。科学家们热情的参与这个领域的工作，是因为他们相信自然科学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198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时，周培源、卢嘉锡、钱三强、钱学森这些中国科学界的头面人物均出任副理事长。学会虽然挂在中国科协下面，但当时的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也只是个副理事长，可见它的地位之特殊。几十年来，中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实际上起着对科学家进行“统战”的作用：教育他们、指导他们走正确的路线，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80年代开始大规模招收研究生以来，“自然辩证法”一直被作为理工农医类研究生的“政治”必修课。这个必修课制度正是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的意识形态性。

第三重来源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80年代以来，国门大开，新知识、新思潮、新学科蜂涌而至，各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它们都投奔到自然辩证法这棵大树底下寻求庇护。从80年代的“潜科学”、“科学学”、“人才学”、“创造学”等，老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突变论、协同学），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到90年代的STS、信息高速公路、知识经济、生命伦理、环境保护，西方技术哲学、科学传播学等，新潮迭起，令人眼花燎乱。20年间大口袋式的笑纳，使“自然辩证法”界本来具有的百科全书式的风格更加突出。从南水北调、煤炭经济到哥德尔定理、量子力学的测量问题，再到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均成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合法研究课题。这方面的构成因素，突出了自然辩证法的现实敏感性，却淡化了其学术性、学科性。

三、现状：两个群体、两个阵地

我把中国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3]界的现状概括成两个群体：哲学群体和社会学群体，两个阵地：教学（必修课）阵地与研究阵地。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过去20年间，自然辩证法界就像是一个临时的自由市场，进进出出的人很多，课题庞杂，曾经寄身于此的有些学科已经风光不再，如潜科学、人才学；有些学科已经自立门户，有些搞的声势比自然辩证法还大，比如科学学、科技史、软科学都有自己的全国性学会。时至今日，继续留在自然辩证法界中的人可以大致分成两个群体：偏哲学兴趣的哲学群体和偏社会学兴趣的社会学群体。前者喜欢称自己搞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思想史、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后者则喜欢称自己搞STS、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社会史等。

两大群体的分野有线索可追。《自然辩证法通讯》很早就把自己的副题定为：“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科学技术史早已经独立成为理学的一级学科，留在自然辩证法界里面的人不是搞思想史，就是搞社会史，因此也分属于不同的群体。《自然辩证法研究》起初把副题定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显示自己是哲学的二级学科，但后来搞社会学的人意见越来越大，说是没有反映他们的存在，于是去年也改为“自然哲学、科技哲学、科技与社会”。

总的来讲，哲学群体有萎缩倾向，老一代纷纷改行转向不说，年轻的一代也是越来越多的亲睐科学的社会研究。社会学群体与现实问题结合得紧，容易出成果，容易搞到课题费。从目前硕士点和博士点的研究方向看，也是社会学群体占大多数。[4]这个趋势是市场转轨的必然结果，西方发达的市场国家也都有这个问题。社会学群体的膨胀与哲学群体的萎缩，越发使“科技哲学”变得名不符实。为了名符其实，应该在社会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专设“科学社会学”二级学科，或者根脆在理学门类下面再设一个“科学社会学”的一级学科，目前自然辩证法界的大多数人可以移到“科学社会学”名下。

既然分裂的局面如此深重，为何还有一个所谓的“自然辩证法界”或“科技哲学界”呢？令他们结成一体的，是一门叫做“自然辩证法”的理工农医科研究生的政治必修课，这就得说到自然辩证法界的两个阵地：教学阵地和研究阵地。必修课制度养活了一个庞大的自然辩证法队伍，其规模仅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由于绝大多数人供职于教学阵地，研究也不过是“业余”活动，所以，不论从研究的角度看，“自然辩证法”或“科技哲学”多么的分裂、多么的名不符实，只要“统一”的必修课存在一天，这个“界”就还存在一天。

四、展望：基本形势与基本对策

对中国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界基本形势的估计，首先不能不考虑的是它的政治功能的弱化和淡化。对科学家们的政治紧箍咒已经全然解除，因此，不再有多少科学家们心甘情愿来聆听“科技哲学家”们的“教诲”了。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历届领导人名单中可以看出，第一届那种科学家涌跃加入的兴盛景象已经不再可能，一线科学家们基本上不再关心这里的问题。如果说还需要对科学家们进行统战的话，那自然辩证法也不再是一个合用的统战工具了――当年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级的科学家如今可以直接成为人大副委员会长、政协副主席。由于这种政治功能的弱化，自然辩证法界进一步发展的外部资源大打折扣。出于“长治久安”计，需要从内部挖潜，也就是要搞学科建设。

当然，作为政治角色的另一大外部资源即必修课制度还在，这也是目前维持整个自然辩证法界生存的基本外部资源。这个资源由于从属于意识形态，因此具有不确定性。可靠的做法是，尽快将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渐转化为科学－人文素质教育功能，使这部分不确定的资源转化为稳定的教育资源。

如何搞学科建设？如何转化必修课的教育功能？

要搞学科建设，首先要顺应学科分化的趋势，对哲学方向和社会学方向分头搞学科建设。在二级学科下面进一步分研究方向，是通行的做法，比如在“外国哲学”下面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在宗教学下面分“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等。但方向又不宜分得太细，象目前研究会的专业委员会那样的分法，几十个，没有体现本专业的综合性特征。如果两个方向研究生的必修课设置都没有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它们就是可以真正分开的两个研究方向。我觉得，分哲学方向和社会学方向是可行的。让一个将来从事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生，苦苦地必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训练、研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似乎也有些过分。哲学方向和社会学方向应该各自设计出一套招生和培养方案特别是必修课方案。我猜想，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应该有如下必修课：科学社会史名著选读、科学社会学原著选读、社会统计学方法研究、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案例研究、STS案例研究等。

我为哲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设计的入学考试是三门：自然科学基础课（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生物、普通心理学、数理逻辑等的合取或析取）、哲学基础课（哲学通论、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等的合取或析取）、专业基础课（科学哲学、科学通史的合取或析取）。必修课是四门：自然哲学原著选读、科学思想史名著选读、科学哲学原著选读、技术哲学原著选读，此外可以把社会学方向的课程做为自己的选修课，也还应该选修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科学与宗教等课程。[5]必须看到，即使是哲学方向，也有无比广阔的研究领域，但这个方向的学生有了比较好的哲学史和科学史基础的话，不论研究什么问题，其视野和思路都会有哲学的意味。

其实，硕士期间的哲学方向到了博士期间还应该细分，这时可以分得细一些，“专而不博方为博士”。做历史研究的和做哲学研究的，在文献要求和素质要求方面是不完全一样的。我现在招两个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自然哲学与科学思想史”是一个方向，“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是另一个方向，这两个方向除了都考外语和西方哲学史外，专业课是不同的。

国内十多年来出版了不少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教科书，但都是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编的，为本专业的研究生编的教材不多，系统性更谈不上。要搞好本专业的学科建设，需要一套比较系统的教材和参考书。我们即将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北大科技哲学丛书》，按照“将科技哲学建设成为哲学学科”的思路，系统积累学科基本文献、分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编写教材和参考书。自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提出更多的思路，对本学科进行专业化建设。

学科建设之外的另一个基本对策是对“政治必修课”制度进行适度改革，把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步转化成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功能。我曾经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结合人文教育来做……，我们思想教育的某些失误或者失败，可能与它们割裂了与人文教育的传统纽带有关。”[6]对理工农医科的学生（不单单是研究生）而言，对他们进行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也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的创造精神，因此，“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听规定的老师讲课”的这种“三规”式的必修课制度，可以变成：在学制所规定的时间内（比如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等等）必须在科学人文类课程中修满一定的学分，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听、听哪门课、听哪位老师讲，可以由学生自由决定。

这样改革的另一个好处是，促使教师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开出自己最拿手的课程，讲授自己最熟悉的问题。多年来，讲公共课的教师总是比其他教师“矮”一些，他们平时教学量大、教学内容单调，因此没有时间去搞科研、久而久之也创新乏力，所以一到评职称的时候，他们总是被作为照顾的对象。如果公共必修课能够改造成限制性选修课，对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对于打通自然辩证法界的教学阵地和科研阵地，也是大有好处的。

单一的一门“自然辩证法课”什么讲一点、学一点，什么都讲不透、学不深，尤其对于研究生层次，他们通常只能听到一些科普知识，而感受不到科学－人文的深邃和魅力。为了实现由单门必修课逐步过渡到限制性选修课，需要有大量的课程贮备。事实上，这门课可以在哲学方向和社会学方向分解成许多门专题课程，以北京大学为例，我们打算在近几年相继推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环境哲学、科学思想史、物理学（史）哲学、数学（史）哲学、生物学（史）哲学、医学（史）哲学、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科学社会史、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传播学、科学与宗教、中国科技政策、中国近代科学社会史等课程，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们充分展示科学－人文的广阔思想空间。

通过学科建设，“修炼内功”，通过转化教育功能，扩大外源，中国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依然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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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吴国盛（1964－）男，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副系主任、科技哲学专业博士导师。

[2] 参见我的“自然辩证法辨”，《自然辩证法研究》1989年第2期。

[3] 90年代初国家教委在学科目录修订时把“自然辩证法”改成“科学技术哲学”，简称“科技哲学”。新名称与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地位更相称一些，也更容易被外国同行所理解，目前已经被大家所认同。但需要指出的是，名称的改变并未改变我在本文里所描述的自然辩证法界的种种现象和特征，并没有实际地影响本行当的学科建设。倒是名称变了之后，掩盖了原来名字所意指的历史背景，令许多后来者对“科技哲学”“学科”的名实冲突，更加迷惑不解。所以，本文作为一项历史追述工作，将作为学科名称的“自然辩证法”和“科技哲学”完全等同看待。

[4] 参见我的“试论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辩证法》1993年第4期。

[5] 参见我的“把科技哲学建设成哲学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10期。

[6] 参见我的“重视人文素质教育”，《光明日报》2001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