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节约性社会

　　建设节约型社会应从“小”做起

　　“回收1吨废纸能生产0.8吨好纸，可以少砍17棵大树，节省3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场空间，还可以节约一半以上的造纸资源，减少35%的水污染。”在常委会议上，冯培恩常委谈到建设节约型社会这个话题时算起了账：“如果全国每年1400万吨废纸能够回收利用，就可以生产1120万吨好纸，少砍2.38亿棵大树，节省4200万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场空间；如果全国每年500万吨废钢铁、20多万吨废有色金属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都能够回收利用，又可以节省多少资源，可以减少多少污染？”

　　在冯培恩的眼中，各级政府应扮演这样的角色：高度重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的建设和管理，制定各类废旧资源的收集、运输、处置、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和规定，使各类废旧物质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收利用或妥善处置，避免环境污染和危害的发生。

　　冯培恩呼吁，政府要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和经济杠杆，鼓励节约资源，倡导绿色消费，做好开源节流，尤其抓好节能、节材、节水等工作。他说，虽然去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新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要求“引导汽车消费者购买和使用”排量不超过1升的小排量轿车。但是，目前全国有60多个城市出台了限制或变相限制小排量轿车的政策，其理由之一是小排量轿车排放尾气容易超标。

　　“实际上，许多城市主管部门‘限小’的‘潜意识’是担心小排量轿车会降低城市的‘品位’和‘档次’，这显然是一种不够科学的发展观。”冯培恩指出，“科学的办法应该是通过严格执行尾气排放标准来促进小排量轿车提升技术，鼓励生产和使用符合尾气排放标准的小排量轿车。小排量轿车省油、省路面，希望在政府部门的倡导和鼓励下，社会上使用小排量轿车能蔚然成风。”

　　冯培恩最后说：“每个公民都应当摒弃讲排场、摆阔气、爱面子、相互攀比的陈旧观念，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节约每一张纸、一度电、一滴水、一滴油、一粒米、一块煤……不要小看我们身边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如果人人都把节约资源意识渗透至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13亿人将会创造惊人的数字，对建设节约型社会将会做出巨大贡献。”

　　潘家铮：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惟一出路

　　我国面临严峻的资源短缺

　　世界各国要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设节约型社会应该是共同的方向,节约应该是全人类的美德。但对于中国来说,这一点尤其显得重要和紧迫。

　　我国是人多而物不博。现在发展水平还很低,人均GDP仅为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还需要大力迅猛发展。中国人口已达13亿,占全球1/5,高峰将达16亿或更多,而主要资源 耕地、水、能源、各种矿产按人均计，都列在世界最后列。例如人均耕地仅1亩多,为世界平均的1/3,还在不断减少,要养活自己难度极大。如果有1/10的粮食要进口,就会压垮世界粮食市场。又如石油,为世界平均的1/10,如果中国按美国现在的标准消费,每年需50亿吨以上,全世界生产的石油都给中国用也不够。其他如水和重要的矿产资源现在都已面临危机,如没有远虑,前景十分危险。另外,中国的环境也不容许这样消耗下去。

　　这种资源的短缺又和资源的严重浪费、低效使用并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只有建设节约型社会才是惟一的出路。

　　产业的调整是最大的节约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中央的精神,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发展有所控制,低级产业向中国转移并不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那些以付出土地、水、能源、矿产为代价取得一点点经济效益或外汇的产业就不能要。必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加快从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的转变。国家应该宣布,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发展的时期已经结束,今后要基本停止发展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低产出的产业,各行各业各省区都要按照中央精神和具体情况对产业体系进行规划、转轨、重组、引进,制定传统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发展和取代过程。再不能搞那些外延式、粗放式、低附加值的生产了。东部地区尤其要先行。产业体系结构的调整升级是最大的节约,无论有多少困难都必须迎难而上去做。

　　这一转变不可能依靠市场行为自动完成,在这里,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重要的。就是说,政府要对此进行规划、导向、规范,利用政策、法律和经济手段来引导甚至迫使企业走上正确的道路。

　　以科技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

　　要实现新型工业化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从传统工业走向知识产业,以及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消耗,开发节约型产品……无一不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和发展。中国必须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与发明成果,科技创新和发展是我国实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动力和支撑力量。国家和社会必须大大增加R&D的投入,投入必须主要用于开发性、应用性和应用基础研究上,还必须有将发明和专利转化为生产力的渠道和保证,必须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否则一切都是虚话。

　　再让我们看看医药产业,这么大的国家,竟没有几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的特效药和医疗设备,统统要买别人的专利,成本几分钱一粒的药要买几块钱。中国的医药好像只能生产这个钙那个丸的保健品 我为此感到痛心和羞愧,什么时候才有我们自己的制药工业啊？

　　开展全民教育,树立节约观念是当务之急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大家必须有共同的认识,一齐动手,才能达到目标。根据目前情况,开展全民教育,树立节约观念,实为当务之急。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总得有点理想,有个方向,对社会对国家有些贡献,对生活方式的追求有个准则。取舍标准就是国家民族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大计。我总觉得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这方面的认识差了一些。要进行全民教育,首先要进行国情教育、形势教育,使大家知道国家民族能否振兴,现在是一个战略关键期;充分认识到我们面临资源全面短缺的严峻现实。我们一定要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唾弃奢侈浪费的作风,让全社会正气上升、邪风下降。我们一定要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正确的生活方式,建设文明、节约、清洁、和谐的社会,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达到目标,中华民族的振兴大业一定能完成！（潘家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冯飞：建设节约型社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专访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

　　建设节约型社会”这个话题就像2005年盛夏的温度一样炎热，尤其在最近，围绕这一话题越来越多的论坛、会议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它不仅是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一种理论宣传，而且要进入到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建设节约型社会”在2005年会成为一个流行词？中国应该如何做才能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又该扮演何种角色？6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于6月25日召开的建设节约型社会国际研讨会背景报告的主笔人之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进行相关研究。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新时期基本国情的需要

　　中国经济时报：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已提出要大力发展节约型社会这样一个战略方针，为什么在最近好像特别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冯飞：中央在当前提出这样一个战略方针，第一个理由我认为这是由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的。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主题是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情况，一个是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一个是快速城市化现象。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结构性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这种变化既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包括消费结构的变化。从经济结构变化看，近几年出现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特征。重化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去年已达67．6％。重化工业往往是高能源消耗、高资源消耗的产业，它的加速发展是造成近几年资源、能源紧张的最主要原因。从消费结构的变化看，特别是一些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实现从传统的“吃、穿、用”到“住、行”的升级。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升级导致了资源消费的强度在增加、使用方向发生了变化。

　　另一个新情况是，我国出现了快速城市化现象，城镇化水平以年均一个多百分点的速度增长，相当于每年从农村转移1400万－1500万人到城镇。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41％，到2020年估计达到60％左右。一般来讲，城镇人口人均能源消费是农村人均量的3．5倍。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既是必然趋势，这必然会相应增加能源和资源的消费。

　　还有一个基本国情是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我国的资源总储量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占有量居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大量不可贸易的资源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到2030年，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1700立方米，可能要列为严重缺水的国家，目前我国已经是缺水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矿产资源国内供应能力、保障能力也不足。在45种重要战略性资源当中，2020年时我们有9种严重短缺，有10种短缺。所谓短缺是指某种资源的外贸依存度在40％－70％之间，外贸依存度超过70％以上为严重短缺。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资源约束应该说一直存在，近期特别引起关注是不是与这种约束程度加大有关？

　　冯飞：我要说的第二个理由，就是我国当前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现象普遍存在，近期出现资源约束不断加大的情况。总体上看，与发达国家、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源利用率是偏低的。当然在过去的20年即1980－2000年中，中国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在能源消费方面，这一时期我国的能源累计节能率是64％，而国际上同期水平是19％。在GDP保持年均9．6％的增速中，能源增长保持年均增长4． 6％，实现了经济发展一半靠能源开发一半靠能源节约的目标。但近几年尤其是从2002年开始，出现了能源消费增长快于GDP增长的势头，能源对经济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

　　此外，目前我国资源浪费现象很严重，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约在30％，比发达国家低20％。有统计显示，我国仅在城市供水方面，漏损率在20％以上。在建筑能耗方面，我国的单位面积能耗相当于气候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我国每年新增约20亿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大于各发达国家新增建筑面积之和，但节能型住宅仅占总量的3．5％。所以说，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如果每年都在大量造成高耗能的建筑，而且它们的使用期限一般都是七八十年，不仅对当前的能源造成更大的压力，而且将贻害子孙。现在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旦高耗能的建筑大量建成，将来再改成本和代价更加巨大。

　　我要说的第三个理由是当前我国的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应该说中国还未摆脱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严重超过承载上限。以二氧化硫排放为例，环境容量只能承载1520吨，目前我们已超过此限，到2020年时，可能会达到3000万吨。以这样的发展到时候即使实现了小康社会的各项经济指标，但环境破坏程度肯定会很严重，这样的小康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第四、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看，我们离此目标还有很大差距。现在的增长模式，是资源的高强度投入、污染环境的方式，不具备发展的可持续性。应该把当前目标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

　　建设节约型社会如何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以往的经验，有很多好思路好办法刚出现时大家都很热乎，后来提的人越来越少，如何才能让建设节约型社会这个方针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

　　冯飞：要想使建设节约型社会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必须要拿出可行的措施，使之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要使建设节约型社会有实质性进展，一要抓住主要矛盾，二是政府要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

　　什么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主要矛盾？我认为是资源约束趋紧。而这种趋紧是由结构性原因造成的。比如，在1980－2000年中，中国能源能耗出现了大幅下降，近几年为何出现提高？是否是单位能耗在提高？不是。实际上，我国产品的单位能耗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问题出在结构上，近年来出现了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情况，当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当中，近3／4（2003年为73．93％）来自重制造业。还有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就是我国的一二三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太低，目前是33％，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因此说，要解决当前能源约束变强问题就要解决结构性矛盾。节约型社会的建立要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入手，调整产业结构。总体来说，一是要建立资源节约的国民经济体系，二是建立资源节约的生活方式。

　　建立资源节约的国民经济体系，必须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分为生产型和生活型两种，以往我们发展的多是生活型的服务业，而生产型服务的发展相对较弱。这主要是由于生产型服务业受制于体制约束，比如交通、通信等，存在较强垄断、市场禁入等。今后要加大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

　　从工业内部看，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性。其形成机制与消费结构的升级有关，总体上形成了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局面，由此形成一些高增长产业群。对此政府要注意正确引导，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非简单的扼制。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政府应该如何引导？

　　冯飞：政府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建议先建立三个制度。一、建立规范、公开、透明的项目准入制度。从资源如水、土地、环境等方面制定较高标准，满足标准的项目才能上，否则就不准上。二、建立落后产品、工艺、设备淘汰制度。三、建立重要耗能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比如汽车，采取严格的型式认证制，从节能、环保、安全方面对汽车进入市场给出严格条件。

　　此外，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对资源的循环利用。从生活方式看，倡导节约型方式，增强公众的忧患意识、节约意识，引导合理的消费行为。

　　第二、建立一种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形成一种长效机制。从政策角度看，最重要的是税收政策与价格形成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必须体现两个原则：一是让价格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使价格引导消费和投资行为；二是要有利于新技术、新能源替代品的发展，形成有利于新技术、新能源及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从税收角度看，抓紧出台新的能源、环保税收政策。比如燃油税政策，在欧洲、美国都得到实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我国还没有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汽车消费大型化、豪华化趋势。消费者买车时只考虑一次性的购买成本，而忽视长期性的使用成本。

　　此外，要制定严格标准，对重点行业、产品制定能源效率、资源效率标准，对产品要规范节能设计，尤其是在建筑方面更是如此。要加快相关法律的制定，如循环经济法等要加紧出台。

　　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您的这些建议几乎都对针对政府而言的，这就是说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最为关键？

　　冯飞：是这样。资源消费问题有很强的外部性，这就必然得由政府发挥作用。也可以说最大、最关键的因素在政府，只有政府发挥正确的作用，政府、企业、市场三者的关系才能得到很好的处理。

　　但是目前，政府在不少方面如税收政策、法律等方面都有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过去中国在节约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依靠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从而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市场机制与外部性有时并不一致，尤其是在法律、标准、财税政策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缺失的情况下，在资源节约问题上市场机制失灵的程度要大得多。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应该得到加强。当然，加强政府的作用并不是说政府要直接参与经济行为，而是由它提供有利于资源节约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最终起作用的还是要靠市场机制。

　　总之，在建设节约型社会这个问题上，政府是关键，市场是基础，企业是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是重要保证。

　　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应该使建设节约型社会成为新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就是说要将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共同作为新时期的基本国策。并以此为依据建立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因素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官员考核指标体系，彻底改变片面追求GDP增长的行为。这样做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因为这样可以使资源约束紧张与缓和时期、在资源约束大的地区与约束小的地区、在中央与地方都能认识到节约资源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

　　消费与节约的统一性

　　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全面厉行节约，是政府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两条重要措施。这两条措施看似矛盾，在经济学上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二者的共同作用，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与有效利用。

　　中华民族素有节俭的传统。在生活中，衣服可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生产中，提倡修旧利废，以至一些消耗高、产出低的古董级的机器设备还在带病运转。然而，现代经济学却告诉我们：“过去的美德可以成为现代的罪恶。”一味奉劝人们勒紧裤带进行储蓄，积累的却可能是失业与贫困。

　　消费是生产的直接动力。消费者的支出，也就是生产者的收入。消费支出可以给人们提供第一轮就业机会和收入，工作收入又促使人们再消费，人们的消费再支出又可以创造第二轮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形成了经济的良性循环，而且“成为一个乘数的链条”，其效用被不断放大。正因为如此，鼓励城乡居民扩大消费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

　　既然鼓励消费，那么是否就可以无节制地消费呢？答案是否定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消费的“度”，在于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资源是稀缺的，环境是脆弱的，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必须对人们的行为加以限制。有人断言，如果全世界的消费都达到目前美国人的消费（包括浪费）水平，地球上的资源与环境根本承载不了。

　　“全面厉行节约”政策，就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限制。节约分为生产领域的节约和消费领域的节约。生产领域的节约是以经济效益———即投入与产出之比来衡量和规范的。企业追求的是以最小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生产同样多的同类产品比其他厂商多消耗资源，就降低了资源的效用，甚至属于无效消耗，就是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浪费。我国不少企业存在着巨大的资源漏斗，能源和资源低效甚至无效使用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注重能源和资源的节约与合理使用，是关系企业生存发展、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国家必然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大力倡导厉行节约、文明生产，对节约能源和资源的企业及个人予以奖励，对节能降耗的技术、设备、产品予以推广；对达不到标准者予以惩罚，甚至设置禁入门槛。

　　生活领域的节约不是不要人们消费，也不是压缩必要的消费，而是提倡正当消费、文明消费。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一个具有固定收入而面临一系列市场价格的消费者，要使他的消费支出能得到最大的满足或最大效用的均衡。“满足”或“效用”是由商品或劳务的使用价值产生的，得到“最大的满足”或“最大效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物有所值、物尽其用。作为消费者，人们要求不断改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这是合理的、正当的。《左传》引用古语道：“侈，恶之大也。”人们消费行为善与恶的界限，是“效用”与“奢侈”。超出“最大效用”部分即为奢侈浪费，如，由不良消费习俗造成饮食的大量浪费；一些大款摆阔斗富、挥金如土等。由此推而广之，超越客观条件大搞那些并无多大实际效用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也都属于铺张浪费行为。当然，“最大满足”也是有限制的。毒品可以为隐君子带来“最大满足”，却为各国法律所不容。人们的消费行为必须接受法律和道德的规范。

可以从节约入手先
我们国家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和现实国情
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现状
提高经济效益的定义，根本途径
我们走的是新型工业化道路
科学发展观，使经济发展与人，资源，环境相协调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粗放型——集约型）
我们所追求的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高增长速度
再结合和谐社会那20几个字谈一谈就OK了
自己写的，不足的地方多见谅
PS我学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