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提出来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初由冯桂芬提出,后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
“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学术成就:
冯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启康、梁,其意义不单单只是“求西学、思变法”的一脉相承,而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从”。冯桂芬“惟善是从”的思想根基于中国文化中的见贤思齐、刚健有为的传统,是从中国文化本土生长出来的、可以导致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极其宝贵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冯桂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更加全面地论述了向西方学习问题。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传统,肯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不过,军事工业只是他学习的一个方面了。
冯桂芬指出“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致理。舆地书备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看到了“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明确提出在农、工业生产中采用机器的主张。究竟夷之长技有哪些?冯桂芬的认识较魏源有较大的进步。他总结出中国五不如夷。
除了认识到船坚炮利不如夷外,还认识到“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这里冯桂芬除了在技术方面外,还提出了“君民不隔”问题,这是很可贵的。冯桂芬提出了“自强攘夷”的主张,他把其主张概括为“以中国之名教伦常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芬非常强调中国自己掌握新式技术。他用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
以之运盐,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复溺┅┅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固可暂也。日后岂能必无隙,固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这里包含着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学习中必须自己掌握经济命脉,才能确保独立的思想。这个思想,对于今天第三世界诸国在同发达国家打交道有借鉴意义。
冯桂芬对清朝的腐败统治有所不满,建议改革时政。他重视西方经世致用之学问,主张采用西学、制造洋器,他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本,辅以外洋诸国富强新术。他的思想理论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也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
冯桂芬去世以后,他的治国理论,如:裁减冗员、精制规则、停捐输、变科举、广取士、废武科、采用西学、制造洋器等等评议,全都被朝廷甄别、采纳,大部分得以施行。即使到光绪年间大搞变法,也是要变法而没能背离他的统治之道。
1896年,孙家鼐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中最早提出:“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家鼐的一篇奏折只上奏过皇上,影响不广。
身居高位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于1898年撰著了4万余字的《劝学篇》一书。此书最初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到了全书的结尾处“旧学”改为“中学”,“新学”改为“西学”。
中体西用是《劝学篇》一书的主题。这本书受到了光绪帝的赞赏,命全国的官员阅读,所以它的发行量竟达200万册,并有英文和法文版本,而书名则被译者改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价值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思想文化遗产,是一种可以被赋予时代精神,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文化资源。任何一个国家,要全盘否定或无视自家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同样,不分良莠地死抱着传统文化当命根子,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西学为用,这是必需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引进“西学”势在必行。比如电脑和互联网都是“西学”,它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角落,这是不争的事实。
以上内容参考 人民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议
张之洞在他的专著《劝学篇》里主要论述了自己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又简称为“中体西用”,但是这个观点却并不是他直接提出来的,是江苏的一个候补道吴之榛在苏州办学的过程中提出的办学宗旨。不过因为人微言轻,再加上张又撰了长篇大文主要论证了这一观点,所以现在都以为这话是张之洞提出的。
最早是冯桂芬提出来,张之洞系统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