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襄公在位期间,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齐襄公的兄弟和大臣都逃往国外。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也都出国寻找政治出路。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国君的女儿,所以管仲陪同公子纠来到鲁国,而公子小白则在鲍叔牙的保护下躲到了莒国。齐襄公十二年齐国内乱,这时逃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想趁此机会夺回君位。公子小白接到信后与鲍叔牙提前上路。当公子纠得知公子小白已经上路了,派管仲带人埋伏在路上准备偷袭公子小白。当公子小白飞马赶到时,管仲搭弓引箭向公子小白射去,公子小白大叫一声倒在地上装死。管仲误以为公子小白已死,其实公子小白只是受了一点伤,并无生命危险。公子小白与鲍叔牙快马加鞭赶到了齐国,顺昨地当上了齐国的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当管仲与公子纠知道公子小白没有死后便求得鲁国帮助攻打齐国,想要夺回王位。交战中鲁国大败,公子纠被杀,管仲也被装入了囚车送回齐国。鲍叔牙与管仲在青年的时候是要好的朋友,交情一直很深,到齐国边境的时候,鲍叔牙把他从囚车中放了出来并劝说管仲辅助齐国富国强兵。管仲本来就有“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于是就答应了。齐桓公一直对管仲射他的一箭怀恨在心,想要处死管仲,但经过鲍叔牙的多次推荐,加上他也十分爱惜人才,就把管仲留在了身边。
齐桓公重用管仲之后,国家大事经常向他请教。齐桓公向管仲请教富国强兵的道理,管仲回答道:“要想使国家富强,社会发定,必须要先安抚民心。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如果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为国家出力。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以后国家就台理得好。”他还说:“兵在精不在多。兵的战斗能力要强,士气必须旺盛。士气盛了,军队的训练就会更好。”
齐桓公非常欣赏管仲这套富国强兵,成就霸业的道理。不久就任用管仲为相,位在鲍叔牙之上。鲍叔牙并没有因此而嫉妒管仲,反而与管仲齐心协力辅助齐桓公。管仲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真正了解我的只有鲍叔牙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管鲍之交”。
齐桓公在管仲的帮助下灭掉了郯、遂等国,其他诸侯国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公元前645年,为齐桓公称霸立下不朽功劳的管仲去世了,齐桓公失去了管仲之后重用奸臣,政权混乱,国家也慢慢的衰微,最后连自己也被奸臣所害,失去了霸主的地位。
管仲的治国思想:富国是治国的根本。管仲说:“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管子•牧民》)强调了发展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而管仲富国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富国和富民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认识中,往往把国家和人民不自觉地对立起来,把国家富裕建立在对老百姓的赋税和盘剥之上。而管仲把富民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这在先秦诸子中是没有的。《管子•治国》开篇明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为什么会这样呢?“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又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牧民》)从此出发,管仲强调治国者必须善于与民同利,因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所以,“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管子•版法解》),“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力。”(《管子•权修》),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做到民富国强,才有力量与诸侯抗衡。“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管子•乘马》)。在管仲执政期间,齐国推行“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管子•小匡》)的政策,尽量做到“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管子•形势解》),通过“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使得齐国百姓生活得到保障,政权获得巩固和稳定。这不仅促使齐国在经济上富足殷实,政治上安定秩序,也为管仲文化治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