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当今的收入差距问题?

一、中国当今的收入差距问题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差距

• 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个制度是会拉大收入差距的。

• 当前社会国有经济的一些垄断企业和一些高利润的行业，都是国营的，其员工和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比一般私人企业的员工的相对高许多许多。这也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

2、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采取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人后农民的政策，采取了汲取较多农业剩余和限制农民进城的措施，使农村与城市存在明显的界限，限制了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发展。

•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人才等各种要素都在向城市流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城市偏向政策致使城市与农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存在着严重的“先天”差异，受着不同的政策支持，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3、 市场机制及管理缺陷拉大了收入差距

• 市场机制及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所引起的分配秩序混乱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

• 主要体现在垄断现象严重；有的行政机关把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商品化”，强行向服务对象收费或摊派造成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等。

4、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扩大了收入差距。

• 新旧制度的过渡阶段，由于适应市场的一系列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以及新旧体制的摩擦，难免出现法制真空。

• 政府部门缺乏监督与控制，导致了少部分党政官员、国有领导利用权力寻租，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中存在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现象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二、对应的措施

1、 深化与完善企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

•  显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全面落实最低工资制度。

•  较大幅度提高企业职工工资，健全与完善企业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进一步规范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和职务消费

•  深化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

2、深化与完善财税体制改革

• 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

• 对部分垄断性行业的垄断收益征收特殊行业税

3、扩大社会中间阶层

• 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必定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

• 中间阶层是介于社会高层和底层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高层和底层间的冲突就会减缓。此外,中间阶层还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所以它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结构性因素。

4、提高就业水平

• 充分的就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消除贫困、缓解贫富差距的必要前提。

• 目前,下岗、失业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和低收入者水平持续下降的主要因素。这需要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以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为目标进行适当地转变和调整。从根本上为低收入者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奠定基础,从而缩小贫富差距。

5、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 社会保障是与每一个社会成员利益攸关的大事，是实现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更是保证社会贫困层获得基本生存的关键所在。

• 实现“收入分配方式”转变就必须从统筹全国的分配入手，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明显增加。

补充：

收入差距是指以高低收入水平差别或占有收入比重的不同而表示的差距，它是与收入均等相对应的概念。

如何看待中国当今的收入差距问题?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在判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时，固然不能简单运用某个指标如基尼系数的具体状况来得出整体性的评估。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将购买力的参数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被夸大了。不能否认，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参数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缓解贫富差距的参数，即：同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人群之间和地区之间隔离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同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承受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问题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这些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响的因素（参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２００２年根据中国含税ＧＤＰ倒算，企业有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０．４６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０．５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０．４－０．５之间又升高０．１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２０％以上。另外，２００３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０．５３或０．５４左右。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当中，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２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０．４上升到０．５５，上升幅度高达近４０％。如果我们再将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反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ＧＤＰ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１５％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

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同工不同酬，权力寻租，国有资产向个人一方的流失，公权不恰当的扩张，等等。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正，必然会造成结果的不公正，导致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由此可见，民众之所以对贫富差距过大现象十分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如今过大的贫富差距主要地并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地是由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因而往往缺乏基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所以，民众对于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较小。

　　第五，社会焦虑现象的推波助澜。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成员充满了强烈的利益冲动，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可以遵循的规则体系；并且，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位置正处在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社会成员经济和社会的位置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大起大落的状况，比如一夜暴富或者是一夜间下岗失业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会产生各种反差明显的示范效应。于是，大量的社会成员往往是无章可循，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人们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惟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心里不踏实。这一切，进而使整个社会迷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中国现阶段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焦虑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社会焦虑往往会产生一种晕轮效应，即：加重、放大贫困者以及低收入者对贫困问题的感受，加剧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贫富差距问题的不满和恐惧。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焦虑往往引发形成大量的越轨行为，形成大量的无序现象，使得一些占据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更加容易、更加倾向于通过违规的利益驱动行为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更加拉大了贫富差距。

　　第六，民众权利意识的逐渐形成。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一直特别看重，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大同思想影响深远。在建国以后的３０年，平等成为整个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尽管这种大同思想和平等观念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的色彩，并严重削弱了社会活力，但是，它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具有一种特别的向往、一种特别的情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前述思想和观念经过扬弃，逐渐转换成一种强调个体人所应当具有的一种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维权意识迅速增强。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农村的封闭状况开始大幅度改观，人数众多的农村居民的利益诉求和维权意识也在迅速增强，以往在制度和观念层面上农民低城市人一等的现象正在消失。如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已经写入《宪法》当中。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准的不断提高，社会成员对于自身生活水平的平均期望值也在相应提高。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民众难以容忍过大的贫富差距，更难以认同由过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不公正的社会等级身份序列结构。所以，过大的贫富差距只能造成民众的强烈不满，招致民众层面的广泛抵触。

　　总之，如果将上述重要的影响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对于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严重性的轻视或掩饰，将会妨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理念的实现，妨碍和谐社会的建设，妨碍中国现代化进程持续、健康地推进。

　　收入差距历来是世界各国民众极为关心的社会焦点问题，正处于体制转轨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以及转轨时期的意识形态，比其他国家更不能容忍过高的不平等，社会舆论对当代中国居民间的收入差距问题非常关注。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从全国范围看，城乡收入差距解释了全国收入差距的60%以上。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343.4元，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33.6元的2.57 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确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传统的农村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的制度弊端，农民收入的增速要快于城市居民。到1982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一度缩小到1.95 倍。随后几年，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展开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差距又逐步扩大，到1994 年达到2.84倍。1994～1997 年之间，城乡收入比略有缩小，但缩小趋势并没有持续下去。城乡收入比从1998年的2.51倍扩大到2008 年的3.31倍 , 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也达到历史最高的11021.2元。
　　上述收入差距还仅仅是可以货币化统计的显性收入差距，如果加上各种福利待遇等隐性差距，中国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则更大。可以说，这种差距已经给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亮起了红灯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 .47。有的专家认为已经突破了0.5。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0.4。
【补充】：
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
二是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尤其是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三者之间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三是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
四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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