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2000多年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规模不一的人口迁移始终没有停止过。造成人口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政府组织的强制移民、官员携家眷宦游定居、由天灾人祸引起的自发迁徙等等,其中最后一种是比较普遍的。在历史上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就会引起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最大规模的三次流民浪潮分别发生在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唐末和五代战乱、北宋靖康之变这些大动荡时期。
西晋建立后,武帝司马炎将司马氏家族的子弟都封为王,分取赋亮衫税,一些同姓王甚至统领中央军队。继武帝位的晋惠帝是个白痴,皇后与皇太后悔败展开争权斗争,并引起了长达16年(公元291-306)的八位诸侯王(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乂、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争夺皇位的混战,同室操戈,骨肉相残,是为“八王之乱”。这给了少数民族入侵中原以可乘之机,到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晋室南渡,西晋灭亡,史称“永嘉之乱”。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北方人口向南方迁移的规模更大。截至南朝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近30万户,达到90多万,占当时南方总人口的1/6。大量流民涌入巴蜀地区,巴蜀的土著居民又大批流亡到荆、湘地区,“时流人在荆州十万余户”,给南方注入了新的活力,促使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向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土地利用率。
中原人口南迁的第二次高潮发生在唐安史之乱以后。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但天宝十四年(755年),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与同伙史思明发动叛乱,黄河流域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少数民族驰骋中原,并趁唐朝边备空虚而大量内迁;唐末五代时期,少数民族与地方割据势力争权夺利,百姓生灵涂炭,家园被毁,只好背井离乡,到远离政治中心、相对安定的南方寻找安居之所。这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时期,根据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估计,由安史之乱引发的中国第二次人口大迁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地里分布的格局,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北方地区,中国人口地理分区的中心首次由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流域。
1127年北宋的靖康之变及宋室南渡导致了中国第三次人口南迁高潮。北宋重文轻武的政策使社会一直潜伏着“积贫积弱”的危机,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虎视眈眈。钦宗靖康二年(1127),在金军的强势攻击下,徽、钦二宗被俘,北宋覆亡,这就是“靖康之变”。康王赵构逃到临安(今杭州)宣布即位,建立南宋。北方广大沦陷区的人民不堪忍受金朝贵族的统治和民族压迫,被迫举族迁移,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垦种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乐业的各地人民,大批王族、官员、士民涌向南方荆湖、两浙等地,归于南宋。“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以至于“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湘湖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到这时,随着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垦殖技术的南迁,原先的“蛮荒之地”大都变成了“鱼米之乡”,在风俗习惯上南北方互相融合,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确立。
总的来说,这敬前腔三次人口南迁都是由战乱引起的;迁移的人数多,而且阶层广,从皇室贵族到僧尼农民;他们分散在湘浙、两广甚至海南等地。黄河流域本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也正因此而成为政治野心家争夺的焦点。对于每一次南迁浪潮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虽怀恋故土,但一旦享受到了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后,便在南方安心创业,繁衍生息,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民族融合与团结,衍生出有品味兼活力的江南文化;甚至有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南北方人口的融合也改善了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使中国很早就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走西口(山西省居民迁到今内蒙古侍贺西部)、闯关东(山东省河北省居民迁到东北地区)、下南洋(东南沿海居民迁到东南老友派亚一告慧带)
走西口,闯关东,抗日时的江南人口向西南地区迁徙
闯关东、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认可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