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

　　鲁迅国民性的研究

　　内容摘要：鲁迅，我国的文学大师，他以文学为介质，批判性地反思传统，叩问人的外在行为及其内在心理机制，意图以“救心”唤醒、通达社会的整体性自觉，实现国民理想人格的重建。本文从“国民性”概念、“国民性剖析”思想入手，探讨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成因。

　　关键词：鲁迅 国民性 吃人 奴性 看

　　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作为我们民族的伟大代表，被学术界认作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鲁迅小说有三十三篇，其中二十五篇是近现代题材，收集在《呐喊》、《彷徨》两个集子里。内容主要是反封建——彻底地反封建，揭露人吃人的封建社会。鲁迅的小说创作以具有时代精神的思想主题和新形式的创造，实现了中国小说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赋予了小说的现代的内容和形式，使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完成了由旧小说向现代新小说的转变。他继承传统，借鉴外国，把传统的手法和外国的良规融合再造，创作出崭新的现代新小说，把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推向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新阶段。为改良人生，为人民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造而创作“遵命文学”，是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的核心。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的为人生，先是与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后来又是与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是同他对历史的深邃观察，对现实的锐利透视、敏感的反映和严密的分析紧密相联的，这就使鲁迅的小说把握了重大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具有了历史和现实的深度，熔铸了博大精深的作品内涵，真实反映了中国人们的愿望、要求和历史命运。

　　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群体人格的特性。和国民全体的个性化特性相对应而言，“国民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群体性特征。从结构上看，国民性具有系统性，一般的讲，涉及结构的几个层面，即行为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

　　由“国民性”一说，发展成“国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严复、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国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体现。他们沉痛地思考过关于国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属于对“国民性”问题的一种探讨，鲁迅继承前人，并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等维度，对“国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国危亡的现实、前代思想家与国外“国民性”思想的浸润、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等因子，促成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发展：早期，倡导“立人”，呼唤人格独立；中期，反思传统，对国民劣根性展开社会的、文化的批判，疗救病态的国民人格；后期，采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不同阶层的国民性，以铸造新的“民族魂”。

　　对鲁迅来说，“国民性剖析”既是个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传统的武器与手段。这促使鲁迅的“国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锐性。鲁迅披露“瞒和骗”、“卑与怯”等国民性的外在表现，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注重对其中间层次一一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并由此展开反省、剖析与批判。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将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艺术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提供现实生活发展的趋势、可能性，那么这种作品就是富于智慧的，有助于真理的认识。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达到统一。”

　　鲁迅正是通过小说、杂文、散文等文学样式，从思想、文化等层面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历史发展轨迹，启发、引导人们认识自身处境，反思国民性与民族危亡的关联，以求国民人格与民族精神趋向完善。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记》中，揭露了经书的本质是“吃人”，而“吃人”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从来如此，便对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是对几千年的奴隶史的一种质疑，是对“以礼杀人”的批判。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义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为上对传统奴性群众的反叛;“狂人”的颠狂，是精神心理上对奴性的颠覆。鲁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义和革命价值在于:奴性群众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摆脱奴性意识。

　　小说《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本质是把现实的失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这不等同于一般的心理安稳，他用攀附法讲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虚构法讲述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还有假设法，调包法等等，总之他是想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与自尊。在阿Q身上确实有着革命的需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阿Q参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权，要钱，要女人。那时的阿Q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权就有一切”的思想还不是很明确，但他朦胧地懂得，参加革命就会有权，有权就八面威风，想杀谁就杀谁，有了权就会有钱，也会有女人。他的“革命梦”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着盲目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这样的革命还是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的，对封建等级制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后死了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

　　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说，如《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看，只有一种人物关系，就是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另一类看/被看的对立发生在先驱者和群众之间，也就是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进而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种象征。

　　“看客”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与“无是非”观。虽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然而又并非积极追求目标结果的行动之“为”。而是消极、避退、独善其身的旁观行为。道家主张的“无为”思想，以及“无是非”的相对主义是非观，为看客的“看”而不“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几千年的奴役统治，主子阶层凶狠残暴，为奴隶者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或受到严厉打击与压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灭自我意识，失去自我人格，受制于主子。前一种选择要付出血的代价;后一种又过于压抑窒息。然而，“中国人也并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于反抗’这两个极端，这时‘中庸之道’又发挥了作用”于是，“他们更多地选择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万事与己无关的‘看客’。”洲鲁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国极有影响。他说:“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l例“中国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无法用“性善”、“性恶”含括的中性范畴。这行为只是看，并不施行友善或“仁”于被看者;也不将“恶”施于被看者。它不以行动作用于善恶、是非等道德判断。本质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处的“无”，是意识与道德的缺失，而非人与人之间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与人的隔膜与分裂，是导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状态的根源。

　　鲁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他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热切而不懈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普遍性问题。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

　　参考文献：①鲁迅《鲁迅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②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③阎晶明《鲁迅的文化视野》， 昆仑出版社, 2001

　　④.张梦阳《悟性与奴性一一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鲁迅小说中，有些篇章是以农民为题材的。这些作品描写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民的生活、思想，以及他们在人生海洋中的呻吟和挣扎，塑造了许多真实的农民形象甚至驰名世界的典型。在这长长的农民形象的画廊中，有以精神胜利法著名的阿 Q ，有怀着恐惧死去的祥林嫂，有倔强泼辣的爱姑，有慷慨好客的六一公公，有背负着生活重担,忧郁的闰土……。对他们的描写，鲁迅多是撷取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断片，或所谓“半生事迹”，或是从童年写起，直到二三十年后的种种切切。这样人们也就可以从他们身上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时代农民生活的历史，看到鲁迅对造成他们灾难的社会根源的探索。

我们不知道阿 Q 童年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但闰土少年时代的生活风貌，却被写的生动具体，有生有色。他是那么智慧、勇敢，心胸开朗，说起海边农村的事来，无论是田里看瓜、刺猹或海滩上捉跳鱼、拣贝壳，无不滔滔不绝，娓娓动听。那个诗书门第的迅哥听了情不由已的惊叹道：

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天空。

从《故乡》里这个活跃在瓜田海滩上，健壮、活泼，见多识广，口齿伶俐的闰土，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社戏》中摇着航船生气勃勃，敢于闯荡的双喜、阿发、桂生……，这群农民的孩子和闰土一样，虽然小小的年纪，却都有适应农村生活的本领，他们除了放牛、撑船、钓虾外，“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两三个还是弄潮好手”。劳动生活锻炼了他们的胆量，大自然广阔的天地丰富了他们的智慧，而且他们都有着劳动人民传统的淳朴、厚道和热情。长年生活在这偏僻的海边小村上的农民，十之有九都不识字，不懂得那么多的圣贤经传。小朋友们在一起玩乐，虽然年纪相仿，“但论起行辈至少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一村老老小小，也绝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俩个词来”。村里的农民们，都是慷慨好客，友爱热情，一家有客人，都是大家的小朋友们在田野里放牛、钓虾，钓的虾都是小客人。这些农民的孩子，千方百计地劝说大人，让他们摇着船带小客人去看戏，并尽心地照料途中的安全。看戏回来的航程中，偷罗汉豆吃是《社戏》最引人兴趣的场面。因为煮豆是要请客吃的，所以阿发兴奋地说：“偷我们的吧，我们的大得多呢”。这样淳朴、厚道的思想，在“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地旧社会里，象一粒光明的火种，使人心明眼亮，看到生活地未来和希望。

这种高尚的品质，并不是阿发、双喜们独有的，在闰土身上也看到它的闪光。闰土邀请迅哥夏天到他海边的乡下管西瓜时，在士大夫家庭生长的迅哥，冲口而出地问道：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

这虽然是两句漫不经心的平常对话，却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不同阶级的年龄相仿的两个不经事的孩子，思想有多么大的差异。我们把迅哥、闰土的谈话和阿发让“偷”自己的罗汉豆联系起来，就清楚地看到，劳动人民艰苦的生活，培养了友爱无私的品德，在他们中间一直保持着淳厚的风习，几千年来和有产者的自私庸俗相对抗并且战胜了它。作家满怀热情地称赞了农民的孩子闰土，而那个书香门第出身的小少爷迅哥，在娇生惯养的环境中长大，象温室晨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他虽是死背了些经传，地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得无知无识，胆小怕事；怕牛，不会钓虾，更不要说撑船了。可是，迅哥还能和那些农民的孩子们合得来，哥弟相称地玩在一起。在阶级森严的社会里，他们为什么能哥弟相称并如此亲昵呢？二十年后的闰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晕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也就是说，这些孩子们的身心，还没有受到那些陈旧“规矩”的严重残害。鲁迅描写了这些农村孩子健康的身体和美丽的心灵，也写了他们安宁的牧歌般的生活环境。他反复咏叹闰土活动的海边沙地上，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社戏》的夜航中，江南的夜色描绘得同样迷人。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地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虽然作家为他故乡自然景色的美陶醉了。他怀着浓厚的眷恋情绪说：“我疑心这是画上见过的仙境。”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描写故乡“仙境”般美妙的时候，是和童年时代对农村孩子的友谊联系在一起，是在对遥远的往事回忆中，而且无论看瓜、刺猹、看社戏，又都是夜晚的活动。在迷茫的夜色中，就更使人们感到那金黄的圆月下，海滨沙地上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景色的清新辽阔，田野河边演出社戏时仙境般的情况引人遐想。

高尔基在谈到契诃夫对俄罗斯人民的意义时曾说：“在一群疲惫无力的人们的灰色行列前面，走过一个伟大、聪明、眼光敏锐的人；他望着他的祖国所有的这些郁郁寡欢的居民，露出悲哀的微笑，并用一种温和但又带着深重责备的调子，苦恼万分，然而还是恳挚动听地说：“朋友们，你们的日子过的不妙，这样的生活是可耻的啊！”研究者们常借用这段话，来评论鲁迅对中国人民的意义。是的，鲁迅在他的小说《呐喊》、《彷徨》中，描写的也是老中国儿女的病苦，他们灰色的生活和忧郁的心灵。不同的是鲁迅是立意在反抗，要那些沉睡的人们觉醒起来，摆脱身上沉重的负荷走向反抗。他作品中把农村孩子们的世界写得那么真诚和谐，在黑暗的旧中国社会里，象沙漠里的一片绿洲，象满天阴霾中的一线阳光。这些作品中也可能有一些怀旧的情绪，就像他对儿时吃过的故乡的蔬果一样。他说：那些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朝花夕拾.小引》）。他从进化论的观念出发，认为孩子们烂漫纯真，象未琢的璞玉，不解世间的阴险残狠和尔虞我诈，幼小的心灵尚未受到圣贤传经的污染。据他的朋友回忆说，青年时代我们就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而农民孩子们之间最缺乏的也是最可贵的东西。在留学日本的时候，中国是弱国，被目为“沙聚之邦”，中国人也被看作“低能儿”。他对这种诬蔑十分愤慨，于是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说：“敢决言其（指日本青年----引者）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鲁迅书集同时）同时，他认为青少年是“将来的‘人’的萌芽”，是民族的未来。所以的新文化思潮的推动下，他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怀着赞美的心情去描写孩子特别昌农民孩子的世界和现实社会的险恶相对照，裨上是对旧社会的否定，是和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一致的。他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也是因为他在孩子们身上，寄托振兴国家民族的希望。

转文 参考

高尔基在谈到契诃夫对俄罗斯人民的意义时曾说：“在一群疲惫无力的人们的灰色行列前面，走过一个伟大、聪明、眼光敏锐的人；他望着他的祖国所有的这些郁郁寡欢的居民，露出悲哀的微笑，并用一种温和但又带着深重责备的调子，苦恼万分，然而还是恳挚动听地说：“朋友们，你们的日子过的不妙，这样的生活是可耻的啊！”研究者们常借用这段话，来评论鲁迅对中国人民的意义。是的，鲁迅在他的小说《呐喊》、《彷徨》中，描写的也是老中国儿女的病苦，他们灰色的生活和忧郁的心灵。不同的是鲁迅是立意在反抗，要那些沉睡的人们觉醒起来，摆脱身上沉重的负荷走向反抗。他作品中把农村孩子们的世界写得那么真诚和谐，在黑暗的旧中国社会里，象沙漠里的一片绿洲，象满天阴霾中的一线阳光。这些作品中也可能有一些怀旧的情绪，就像他对儿时吃过的故乡的蔬果一样。他说：那些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朝花夕拾.小引》）。他从进化论的观念出发，认为孩子们烂漫纯真，象未琢的璞玉，不解世间的阴险残狠和尔虞我诈，幼小的心灵尚未受到圣贤传经的污染。据他的朋友回忆说，青年时代我们就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而农民孩子们之间最缺乏的也是最可贵的东西。在留学日本的时候，中国是弱国，被目为“沙聚之邦”，中国人也被看作“低能儿”。他对这种诬蔑十分愤慨，于是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说：“敢决言其（指日本青年----引者）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鲁迅书集同时）同时，他认为青少年是“将来的‘人’的萌芽”，是民族的未来。所以的新文化思潮的推动下，他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怀着赞美的心情去描写孩子特别昌农民孩子的世界和现实社会的险恶相对照，裨上是对旧社会的否定，是和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一致的。他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也是因为他在孩子们身上，寄托振兴国家民族的希望。

现在有些人似乎很“爱国”，说鲁迅批判国民性把中国人说得太丑了，甚至担心会伤害民族的自尊与自信。他们可能并不了解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的具体内涵，也不了解鲁迅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这种批判。鲁迅毕生致力于批判国民性，这也是他所理解的实现文化转型的切要的工作。他写小说、杂文，时时不忘揭露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说得最多的有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鲁迅声称他“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这对于凡事都比较讲面子、讲中庸的传统社会心理来说，的确不合，也有悖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但作为一个清醒而深刻的文学家，一个以其批判性而为社会与文明发展提供清醒的思想参照的知识分子，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真是我们民族更新改造的苦口良药。如果承认鲁迅的批评是出于启蒙主义的目的，而启蒙又是我们民族进入现代化必经的“凤凰涅”的需要，那么就不会再担心国民性批判会丧失民族的自尊，相反，会认为这种批判是难能可贵的民族自省。我们读《阿Q正传》，看小说中那些“丑陋的中国人”的处世行为与心理表现，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恶心，这真是给我们的同胞揭了短，露了丑。但仔细一想，这又是何等真实的刻画，是一种毫无伪饰的真实。一些中国人共同的精神疾患久矣，我们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也都麻木了，但是通过鲁迅的创作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发现我们周遭许多落后的行为习惯，乃至心理模式、民风民性。比如“以祖业骄人”，总是向后看，摆“先前阔”；比如“比丑”心理，癞疮疤也可以作为骄傲的资本；比如自欺欺人的健忘症，不能正视失败和衰落的精神胜利法；比如那想睡上秀才娘子宁式床的狭隘的“革命”理想等等，是鲁迅笔下阿Q等角色的表现，又何尝不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习焉不察的精神弊病？
鲁迅是深刻的，但并非居高临下。他总是带着自己深切的生命体验，带着无限的悲悯和无奈，去表现和批判他所置身的那个病态社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把中国人这个老病根给看出来了，这是非常伟大的地方。我们今天读鲁迅的小说、杂文，还是能看到许多国民性弊病的揭示，感到这些病现在有些依然严重，这就是鲁迅的深刻，鲁迅的厉害。我们看鲁迅的作品，有时候会觉得他写的那些沉重悲哀的东西，老是缠绕着你，甚至让人不得安宁。如果有了这种感觉，那就是读懂了一点鲁迅，慢慢接近了鲁迅。鲁迅不是给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预备的，读鲁迅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有较多的人生历练。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
国民劣根性，爱看热闹，麻木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与其让国民毫无知觉的继续充当看客，不如停下来不让他们有事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