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五省（冀、鲁、晋、察、绥）为直接目的，加紧对华北的争夺。它的第一个步骤是迫使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第二个步骤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同年5月间，关东军以《国权报》、《振报》两社长（汉奸）被枪杀及中国官方“庇护”孙永勤部抗日武装为借口侵入冀东地区，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当局屈服于压力，于7月6日，由何应钦及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由于《何梅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在河北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在此期间，关东军还借口第二次“张北事件”，强迫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于6月27日签订《秦土协定》。为此，中国军队撤出宝昌、康保地区，使察哈尔省的主权丧失。11月，汉奸殷汝耕建立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至此，冀东22县实际已沦入敌手。1936年5月，由日本策划扶植内蒙德王成立“内蒙自治政府”。向华北驻屯军增兵，在古北口等处筑炮台，在北宁铁路沿线派驻重兵。通过一系列的侵略行动，平津已处于日本侵略军的包围之中。
侵华日军进入丰台后，为加紧准备侵华战争，不断扩建兵营，以备战事一旦爆发，便可整列车的运兵至丰台，并可用兵营贮存粮食、军械、被服等后勤物资，当地老百姓就称之为“东仓库”。“东仓库”占地约有百余亩，后又不断扩大，包括北孔庄子、南孔庄子（部分）、后泥洼、七里庄（部分）等村庄。它四周围着铁蒺藜，设有围墙，后来又修了土围子。从此，军营内的活动过路人就看不见了。日本驻兵以后，经常以打靶、练兵为名，到卢沟桥南河滩一带演练，有时也在丰台以西各村附近演习攻守。丰台所驻的日本士兵都是经过多方面综合训练的。开始驻军不多，为了显示他们兵力多，一天外出好几回，上午以陆军装备列队出来，下午以骑兵身份骑马出来，时而开着三轮摩托出来，时而开车拖着大炮出来……花招不断变换，用以显示他们兵力众多装备优良。
当时，丰台也驻有中国的二十九军，日军驻兵营，二十九军驻民宅，两军驻地相隔300米左右。由于日军不断地挑衅，两军之间则不断发生摩擦。当时的路都是马车通行的土路，路很窄，两军相遇走到一起，日本士兵不肯让路，坚持对峙也曾有过。更有甚者，如遇上中国步兵列队，日军就用骑兵向中国军队冲撞，为此中国士兵就拦住马头，扯下日本士兵，予以缴械。
日军为了达到其独占丰台的目的，不断制造事端，企图把二十九军挤出丰台。1936年6月26日，发生了第一次“丰台事件”。事因是二十九军一小部分由张家口调来丰台驻防，一匹军马受惊跑到了日军营房里，中国士兵去索要时，日方不但不给，反而将士兵打伤。二十九军军官闻迅赶到，反复交涉，才没有酿成大祸。但是第二天忽然又来了一个朝鲜籍的日本特务到二十九军的马棚处，说这个马棚是他的个人财产，要求二十九军立即迁出。双方争执中，有许多日本士兵闯来助威，导致械斗。日本驻军当局正好找到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并要求二十九军撤兵。但宋哲元拒绝撤兵，只同意换防。9月18日，二十九军二营五连孙香亭部外出演习归营时，行至火车站前的正阳大街，迎面遇见了打靶回来的日军嘉田大队穗积的队伍，狭路相逢，各不相让。穗积部下的小队长岩井少尉，策马冲入孙香亭的连队，踏伤士兵。孙部士兵气愤难忍，便用枪托袭击马背，日军便散开队形，将孙香亭连包围。孙连长据理交涉时，反被日军掳走。这时，日本兵营听到消息后，立即由大队长率步兵赶到现场，又将二十九军营部包围。日军驻北平的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得到电报后，率步兵数百人，分乘装甲车、汽车飞奔丰台。行至大井村附近，与二十九军的一个连发生冲突，该连亦被日军包围。晚7点以后，驻丰台的二十九军被分割三处，相互失去联络。敌我双方对峙一整夜，战事一触即发。宋哲元得报后，急派人同日方代表现场调查，会商解决。经上下反复交涉，于19日达成让二十九军撤出丰台的协议。从此，日本军队超越了《辛丑条约》的规定，独霸了丰台。此时，驻丰台日军已增加到2000人。丰台是北宁、平汉两条铁路线交汇处，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侵占丰台后，卢沟桥成了北平唯一通往后方的咽喉，战略地位就更加重要了。
为了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准备以14个师团的兵力，占领中国的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一举灭亡中国。为此，日本就在东北大量增兵，同年总兵力已超过5年前的4倍多，火炮增加3倍，飞机增加2倍，坦克增加9倍，准备随时调到华北作战。此时华北驻屯军兵力实际已经增加到两万人。日军侵占丰台后，以“东仓库”为基地，兵源充足，作战物资有了充分保证，又可以作为切断华北与南方联系的重要军事据点。至七七事变前，日军不间断地进行军事演习，并且不断扩大规模，伺机再次挑起事端。其觊觎华北，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此时已暴露无遗。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夜以丰台为基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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