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具有哪些特点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化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起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1.都市圈(城市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由于一些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的城市，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些城市互相融合，形成了城市发展相对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较高、相对成熟；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海峡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初具规模。都市圈(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
　　近年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显示出区域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以都市圈为基础的区域间的整体竞争。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主导全国经济的发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内部则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组织和分工协作关系，地域分工协作网络正在形成和发挥作用。
　　2.城市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城市建设迅猛发展，交通设施日趋完善，邮电通讯业发展迅速，绿色环保的城市生活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快构建城市快速路网，是大多数城市交通建设的重点；在城市新区，加强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成为建设的重点；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设施和环境建设，推进基础设施配套，更是多数城市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
　　由于各城市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环境改善的力度，增强了吸引外资的综合优势，为吸引更多优质外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2006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新签外资项目(合同)数30024个，项目(合同)金额133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730亿美元，分别是2002年的1.3倍、1.7倍和1.5倍。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城市化发展的成就。
　　3.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初具规模，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
　　与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同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地提出了我们要缩小的是“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从而从指导思想上规定了城市发展的目标导向，就是加强城市的社会功能，优化城市的发展环境。
　　我国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多地关注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后，则转到注重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基本职能突出出来，期望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公共财政工具，实现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广大乡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4.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
　　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与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密切相关。国际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由过去转移加工制造业，到现在转移公司总部、市场营销机构、营运中心等整个产业链，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的产业转移也会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会城市成为公司总部、产品研发中心、市场营销中心，中小城市作为加工制造业基地的趋势日益明显。
　　这种城市之间的分工，从地区的协调发展上显现出来。在生产要素和部分产业由东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转移扩散的同时，包括高端劳动力、研发和公司总部等则表现出进一步聚集的趋势，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进一步加强。
　　二、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
　　城市是发展工业的最好的载体。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促进。上面关于我国城市化的特点，无疑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在一个转折点，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评估，将影响到我国的城市发展政策。
　　1.关于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争论
　　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是大家的共识。实践表明，城市化的快速进展，解决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
　　在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关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探讨始终是中心话题。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过收集并分析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观测值，得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世界各国城市化轨迹是一条被拉长的S型曲线，先是缓慢发展然后有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最后趋于平缓。
　　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支持“S型”关系。由于各个国家在统计口径、经济结构等各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演进不会完全遵循统一的发展模式，以某些观察值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模拟不一定客观。
　　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的争论是全球学术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大多数国内外专家学者认为，相比其他国家类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础差，但是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一直在缩小和其他国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后，国内涌现出一批学者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阶段之间是协调发展的关系，例如安虎森和陈明(2005)，陈明星、陆大道和查良松(2009)。邓宇鹏认为中国存在着“隐性超城市化”，认为应当将在乡镇企业就业和外出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再乘以平均每个劳动力需要分摊的人口1.75，作为隐性的城市人口，从而计算出1997年我国的隐性城市化率为30.4%，再加上政府统计的城市化率29.92%，实际城市化率为60.32%，这样，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就处于超城市化状态。
　　我国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而出现，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建国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受传统体制的约束，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分离，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适应的关系正在逐步得到确立。本文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总结世界各国和人口规模大国的城市化规律和经验，作为衡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客观标准，探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2.计量研究方法
　　(1)指标选取
　　城市化率是城市化进程的代表性指标，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国家对城市区域有不同的定义，因而世界各国城市化率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虽然联合国提议各国统一将2万人口聚居地定为设市标准，但是联合国人口司也认为出现多样化的定义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们在对比各国城市化率时要考虑不同国家对城市人口的差别化标准。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进程，有许多潜在的解释变量影响城市化进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结构和非经济因素也加速或延缓城市化进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也是广义上的工业化程度的标志。同时我们选取工业总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作为工业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标准，这两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最能衡量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2)数据处理
　　为保证收集的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我们利用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缩写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不包含中国的160个国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数据、人均GDP数据和工业总产值占当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数据采用2000年美元不变价处理。
　　中国的数据同样来自WDI，一方面是为了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率口径尽量一致，另一方面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的国家统计局对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在不断调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径不一致可比性不强，因此统一用WDI的数据更具备说服力。
　　(3)分析方法
　　为了使我们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评价更有说服力，在分析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同时，我们给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提供不同层面的参考标准，我们设计了三类共五个估计方程。①世界总体估计方程，在1980年-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不包括中国的共160个有数据国家，考虑部分国家在某些年份数据缺失，我们保留了4014个观测值；②四类收入水平国家的估计方程，根据世界发展指标中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的划分，我们将这160个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水平、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中低收入国家水平和低收入国家水平。同样在1980—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其中高收入国家39个，考虑部分国家在某些年份数据缺失，共保留了998个观测值，中高收入国家34个，共843个观测值，中低收入国家45个，共1124个观测值，低收入国家42个，共1049个观测值；③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联估计方程，数据同样是从1980—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共28个观测值。其中世界总体估计方程和四类收入水平国家的估计方程用固定效应模型，中国的估计方程由于所有指标都有明显的时间趋势，通过一阶差分后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我们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可以得到标准化协整方程。所有回归结果见表1。
　　3.国内外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比较
　　从表1的五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回归结果来看，我们总结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世界的工业化发展整体是推进城市化水平的进程，其中世界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个百分点。但是世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同时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在抽取的样本国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数量又略占优势，就造成了世界的工业化对城市化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
　　第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化水平呈现反方向的推动作用，其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个百分点，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个百分点。对于以上回归结果的解释是，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都属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推进到了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主导产业从第二产业替代为第三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业化发展对城市化水平呈现负相关性。
　　第三，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推进，其中中低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5个百分点。欠发达国家大多数处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或者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大多数国家以第二产业为支柱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工业化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推进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
　　4.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结论
　　现在我们对1980—2007年与国际样本相对应的中国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定其是否单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对各变量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时间序列平稳外，LNURBAN和LNIND时间序列由于检验T值比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这样我们无法进行OLS回归，会导致OLS伪回归。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们对变量LNURBAN和LNIND做一阶差分平稳性检验，从检验结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变量LNURBAN和 LNIND均为一阶单整I(1)。
　　基于前面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对以上多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由于考察的变量多于2个，所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通过对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并考虑到变量均存在趋势性，所以确定序列有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有截距项的模型为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模型。我们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可以得到标准化协整方程(1)。
　　对照上述五个估计方程得出的参考标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方程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回归方程最为接近，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率呈现负相关。这并不是表明我国也处在工业化后期或是后工业化阶段，而是反映我国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加。由于选取的工业化指标是工业增加值占当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为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近年来由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的贡献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则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长。在其他国家的各项系数对比中，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率的关系富有弹性，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水平的变动也是富有弹性。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正在得到纠正。
　　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相适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规模普遍大型化的问题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提高公共设施的利用率。当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的时候，先把人口聚集起来是大多数城市的选择。我国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
　　当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逐步消失、制造业企业开始向中小城市转移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继续追求城市平均规模的大型化，就成为一个疑问。
　　2.城市产业集聚及其路径选择问题
　　产业的集聚有利于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推动相关产业和市场的建立，降低企业的生产流通费用，提高经济效率。产业发展的分工与合作的密度、细度、频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实现。城市是形成产业集群的重要环境基础，城市的发展通常会形成一定数量的产业集群。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产业集群发展较好的城市，其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较高。
　　当企业按照产业链条布局成为趋势之后，以发展总部经济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产车间为主的外围城市的区分就十分明显。第三产业本质上是消费产业，是人类聚居模式改变后带来的。第二、三产业内部及相互之间的高度分工与合作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
　　对于一个城市，是选择做办公室，还是生产车间?选择哪种类型的产业集聚，是摆在各类城市面前的一个艰难抉择。
　　3.城乡发展的土地占用与失地农民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看，城市化是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发生的，从二元社会结构向一元化结构转化和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由农民转变为居民，从乡村生活转为城镇生活。城市化实质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过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内需被狭义地理解为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乱占耕地现象的抬头。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失控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城市蔓延式的扩张，大量占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中央严控18亿亩土地红线的政策使这种趋势被遏制，但目前又面临新的威胁。200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达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积扩张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长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国城镇总人口为45906万人，2006年增加到57706万，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4.3%，建成区面积增速与城镇人口增速之比为1.93：1。这种城市面积扩张致使大约4000至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从而出现了就业、保障、征地补偿等社会问题。
　　4.城乡人口流动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规模逐年增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0%，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
　　随着大规模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在为城市繁荣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却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就业不稳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状况差，社会保障滞后。农民工虽然生活就业在城镇，与当地人一样为城镇的经济发展作贡献，却只能成为漂泊在城镇的边缘群体，城镇没有完全接纳农民工，农民工远没有真正融入城镇。
　　上述城市化发展中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理清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
　　第一，城市定位不准确，对城市发展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的认识出现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级定位和功能定位两个方面。等级定位是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功能分工，这是避免产业(部门)相同构成重复建设的关键。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城市的发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镇要求形成中等规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规划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个城市要求建成国际大都市。
　　归纳起来，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没有依据本地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发展形势进行科学的等级定位和功能定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区域的增长极，片面强调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个中性词，尚没有理论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第二，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和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造成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农村的资源几乎没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使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制度化，在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约束下，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源，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城乡差距日渐拉大。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导致城乡经济差距拉大、城乡失调最直接的原因，是城乡关系失调的制度基础。鉴于在城市中取得的较高工资报酬和较好的生活条件的预期，许多农村居民开始移居到城市。农村社会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引力，是城乡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传统的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外来务工人员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乐业，导致已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出现大规模的回流现象。因此，城市化的过程，难以有效地转变为吸纳农村人口的过程和覆盖城乡的人口结构转变过程，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与供地之间具有巨大的利润空间。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认为我国城市大规模圈地的动力源自征地制度与供地制度之间巨大的利润空间，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财”。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围过大，许多土地被征用的目的是商业开发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过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进行补偿，这种测算方法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没有体现土地潜在的收益和利用价值，没有考虑到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更没有体现出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不落实；征地程序不规范等。征地费使本应由农民分享的部分农地城市化溢价收益受到侵占，甚至使地租水平低于正常农村经济的要求。征地制度创造的巨大寻租空间，诱导开发商及政府行为扭曲，人为加大土地市场的投机性，开发区“开而不发”、工业园“圈而不建”的现象极为普遍。由于利益驱动的结果，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地生财，热衷于经营土地、经营城市。
　　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思路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看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加强，城市化作为21世纪中国实现和平崛起、迈向现代化的重大发展战略，目前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适应的阶段到来，也到了城市化进程战略思路的转变时期。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的进程，笔者提出三点新思路：
　　1.摆脱城市发展仅仅为工业提供载体的思路
　　由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发展也必然受到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构建和谐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问题的逐步解决，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城市发展的本身去确定发展的目标，赋予我国城市化以新的内涵，构建一个全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健康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进程中，我们需要把握各个阶段城市化发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城市的状态，调整城市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朝着良性城市化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建设宜居城市的问题。
　　2.从强调做大城市转变到力求做强城市
　　准确理解衡量城市发展的各种指标，从城市综合发展的大局去进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样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能只从城市人口这个指标去衡量。要关注各项约束条件的情况，防止虚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一些地区经济发展快，就业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城市空间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设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城市居住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城市社会治安稳定有序。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在推进城市化进程时不仅是调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复合型过程，涉及经济、社会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保障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衔接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实现城镇化率的明显提高到城镇化质量显著优化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3.从城市独立发展的路径转变为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维
　　城市是区域系统中的一部分，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要依据区域规划，从整体考虑，发挥各大城市的优势，挖掘潜能，打破行政束缚，放眼于大市场，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集团化、建立区域共同市场。要克服城市狭隘理解区域竞争，搞区域分割，互不妥协，自成体系，导致小而全和功能趋同。
　　以区域为载体，以交通为纽带，以经济分工与协作为基础，组成城市群，充分发挥城市组团发展的优势作用。城市群内部结合现有各城市的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对城市群实行职能分工定位，达到充分发挥紧邻城市优势互补的功能，实现结对成群，融合发展，带动城市群区域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200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达到102398亿元，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位；工业增加值为45935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4．9％。而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所占比重只有12．6％。
在上述的一组对比数据背后，隐含着一个建立在农业国家基础上，拥有13亿人口同时进入工业化进程的伟大而创造奇迹的故事。纵观当今世界60亿人口中，主要工业国人口约为7亿，所占比例不足12％，而超过21％世界人口作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中国，进入工业化的高速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现象，也必然产生许多人类发展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挑战和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的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于1953年开始执行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并没有沿用其他国家一般采用的轻纺工业起步的工业化道路，而是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赶超"的强烈意识是采取重化工业战略的基本动因，而前苏联的发展模式又似乎提供了一个可学习、借鉴的"榜样"。为了尽快实现"赶超"目标，采取了比前苏联更强的强制性积累，试图在远比前苏联落后的基础上跨越轻纺工业阶段而建立重化工业体系。在经济制度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创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以保证能够通过高积累的方式集中大量建设资金，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建设。工业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迅速延伸到整个经济系统，从而形成了在中国执行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此意义上说，计划经济体制与重化工业起步的工业化战略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
这一战略的贯彻和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重工业快速增长。1952年至1965年期间，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5％，高于轻工业年均增长率5．5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迅速由35．5％提高48．4％。从1953年到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投资占54％，而工业投资中重工业投资所占比重高达89％，主要投资于冶金、电力、煤炭、化学、机械等行业。
尽管现在评价这一工业化思路的得失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但是其缺陷和失误是明显的。由于缺乏重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机制，形成了重工业增长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的局面，导致了"重工业重，轻工业轻"的结构性缺陷，轻工业及其他产业严重落后，表现出"高积累、低消费、低效率"的特征。消费品严重短缺，消费需求受到严格抑制。在此期间，工业尽管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工业与一二三次产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极不协调，资源配置和结构状况存在明显缺陷。工业化过程经常处在工业高速增长--结构关系失衡--调低工业发展速度--恢复比例关系--再提高工业发展速度的反复循环过程中，国民经济增长处在严重波动的状态中。国民经济因结构矛盾而缺少稳定、持续的增长能力。
以计划经济为体制背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基本战略，同时处在与国际经济较少联系的封闭状态，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到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1978年，第二产业在GDP的比重达到48．2％，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6．9％。第二产业的比重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霍夫曼（Hoffmann）系数为0．76，但是并不能据此给出工业化先进程度的判断，更得不出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结论，因为当时存在着工业消费品严重短缺的情况，80％多的农民被排除了工业化进程之外。
在这一时期，中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初步构造起了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进程也由起步阶段逐步进入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结构纠偏、轻重工业均衡化
调整时期（1979－1992年）
到了70年代末，为了解决严重的结构矛盾，中国开始进行工业化战略的重大调整，放弃了单纯发展重化工业的思路，转而采取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注重市场需求导向，优先发展轻工业，以纠正扭曲的产业结构。自1980年起对轻工业实行了"六个优先"的政策，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投资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此后，工业内部重工业自我循环的结构被初步打破，被长期压抑的消费需求突然被释放出来，成为工业化的巨大牵引力。首先是以纺织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在1980年至1985年的工业总产值中（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轻工业的比重迅速由47．0％上升到49．6％。
这期间最重要的进展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高度集中计划的工业管理体制逐步被打破，1984年进行了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式改革，从而改进了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资源配置的方式开始脱离计划的轨道，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在资源配置新机制下，过去受到传统战略压制的轻纺工业，在市场需求、价格弹性的强刺激下，推动了非国有经济更多地进入到这些领域。因此，重工业比重过高的扭曲结构，主要是通过非国有经济的进入而得以调整的。到了1998年，轻工业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达到77．1％。
在需求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下，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升级对产业结构的演进，以及在一定时期高增长产业的形成，其作用是明显的。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呈现新的变化，在吃穿的基本需求得到初步满足后，转向了用的领域，出现了家用电器等高档消费品的消费一致性倾向。在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些消费品立即供不应求，从而强烈地刺激了家电产业的投资和发展。
与此同时，轻重工业逐步协调增长，轻重工业的互动发展机制逐步形成，重工业开始加强轻工业所需的工业原料和机械设备的生产和供应，而轻工业则通过产品的市场开拓，增加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
1984年开始的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和农民的活力，从而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上兴起了一股农村工业化潮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大创举。从90年代初期起，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每年2000万到3000万的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向城市涌入。1993年乡镇企业就业人口达到1．2亿，超过了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30多年前城市工业吸收劳动力之和，乡镇企业的产值曾达到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双重工业化格局，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过去那种工业化与城市化割裂的局面，形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交互关系，使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逐渐融入到工业化之中，从而极大地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也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结构失衡的状况在不断纠正的过程中趋于均衡，资源配置方式由单纯的计划手段转向计划手段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由封闭经济开始走向开放经济，工业化的总体进程也由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期过渡。在这一阶段还形成了两个带有长期意义的机制：一是需求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这一时期得到确立，释放消费需求、挖掘市场潜力，以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思路逐步清晰起来，并贯穿于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初步形成，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农村地区加入到工业的行列中。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新的结构性矛盾，即加工业的超高速发展后，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现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紧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产业结构
明显高度化阶段（1993年至今）
之所以将1993年做为新阶段的起始年，是因为1993年之后重工业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工业增长明显转向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从而再次出现了重化工业势头。但是，此次重化工业的增长机制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不计客观条件的盲目"跨越"，而前者结构变动的趋势基本上符合工业演变的规律。当然，在此阶段的初始时期是以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为目的，而2000年之后出现的重化工业更为显著的特征，是在房地产以及随后的汽车等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下而发生的。例如，2002年中国钢铁消费量2亿吨（这是美国、日本钢铁年消费量的之和）中，新增量的60％是用于房地产建设的。
消费结构的明显升级并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的演进，是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在90年代中期，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再次出现升级，在彩电、冰箱等传统家电类的消费依然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空调器、个人计算机和通信等需求领域以更高速度增长，从而推动电子信息产业的高速增长。1994年、1995年的电子工业产值年增长率分别达到33．4％、32．7％。电子工业成为这一时期极为显著的高增长行业，并保持了长时间的持续高增长。通信、电子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89年的1．4％提高到2001年的4．2％。2001年电子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不到5％上升到近10％（达到1．3万亿元）；规模总量的快速扩张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电子信息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接近20％。由于电子信息产业具有技术密集度高的特点，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
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制度障碍，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很有价值的实践活动。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电信产业的改革，1994年成立了中国联通公司（后又对电信产业实行更深层次的重组），从而打破了电信独家垄断经营的局面，电信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使得电信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大幅度降低，服务质量明显改善，这一改革不仅推动了电信业的高速增长，而且是继家电产品之后由通信产品及设备制造保持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一案例十分清晰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产业良性增长机制的生成和产业高度化的演进关键是消费能量的释放和消费潜力的挖掘。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历了工业化进程中从未遇到的情况，即短缺经济的结束。告别短缺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当真正结束了中国经济一直被短缺所困扰的局面后，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依靠数量扩张、扩大生产能力的外延式发展的后遗症凸显出来，结构性也矛盾深入到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等更深的层次。在制约因素由供给转向需求侧之后，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则因越少新的消费热点而短时间迷失了发展的方向，这一问题在1998年之后的2、3年间十分突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扩大内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国有经济实行布局的战略调整、推动企业重组、加速发展民营经济等一系列措施，深层次的结构调整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主线。
近两年，居民消费结构再次出现升级，而且这一升级的幅度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居民的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的升级和转变，从而使得房地产、汽车等产业成为新的高增长产业。近年来，房地产投资额每年均超过20％；2002年汽车产业增长了38．8％，其中轿车增长55．2％。尽管汽车产业的超高速增长具有加入WTO背景下购买力集中释放的因素，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正在形成。由于汽车等行业具有产业链条长的特点，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很强，尤其是对钢铁、机械、化工等重化工业的产生了较大需求，这是近年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进展，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产业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经过外资、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出中的份额由1980的76％下降到了2000年的28％。
对外开放：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器
中国的工业化是依靠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而获得加速发展的。
1979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是在整个经济体制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型条件下，以经济特区的形式进行制度试点和局部突破的战略尝试。特区奇迹的示范效益，验证了对外开放战略的正确性，并由此打开了关闭30年的对外开放的大门。1984年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1988年对外开放的地域在沿海铺开，1992年之后对外开放扩大到全国各地。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开放型经济基本形成。
中国经济已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2002年进出口总额达到620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五大贸易国。在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达到90％。1980年外贸依存度仅为12．6％，2002年迅速提高到50．2％。
截至2002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480亿美元，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4万个。在这些企业的就业人员约1800万人，合资或独资企业出口商品交货值已占全国出口商品交货值的40％。外商直接投资当中，约70％是在制造业领域。
对外开放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不仅仅表现在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贡献上（1995－1999年外商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对全部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是27．3％。），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例如，80年代起步的家电工业，是在依赖进口元器件的基础上，以CKD为主要方式发展起来的，进口产品的涌入以及随后的外资企业的进入，使得家电的国内市场呈现出国际化竞争的特点，中国的家电企业在同这些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学习、发展、壮大，其产品逐渐具备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并成为家电产品的世界制造大国。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制造业领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就是低成本的制造优势。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以中国特定工业产品出口的比重与全世界同种产品出口比重之比，做为度量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指标，称之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revealed
comparativeadvantage
index）。其结果是劳动密集性产品的该指标达到4，大大超过1，从而表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产业发展的显著变化之一是产业分工方式的改变，即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以及由此推动的新一轮产业的国家间转移。在新一轮国际分工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凭借着市场需求巨大、低成本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智力资源等）、相当实力的产业基础和生产能力等综合成本优势，获得了此轮产业转移的有利地位，已初步确立了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地位--加工、组装环节的比较优势。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趋势。
结束语
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共同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推动力量。还应该看到中国仍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问题和矛盾仍很突出：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产品的附加价值低；工业化过程中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高；国有企业还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突出问题，等等。中国政府最近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工业化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