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作品分析，闻一多，诗歌的主要内容

这首《红烛》是闻一多诗集返并饥《红烛》的开卷“序诗”，而1923年9月出版的这个集子又系诗人公开刊行的第一部诗集，由此可知该诗在闻一多诗歌艺术生涯中的奠基性地位。解读《红烛》，也就为我们破析诗人的内心世界、心理结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点，须知，闻一多正是从《红烛》时代起步，走上了一位现代诗人的创作道路。

　　在中国传统诗学的思维模式中，诗人的抒情达志通常都不是无所顾忌的自我喷发，它大多需要假托一定的物象形式，而且这一物象形式又还不是诗人别出心裁的创造，而是千百年来中国诗人的历史遗产。这些诗的“有意味的形式”在中国诗歌长河的波涛里浮动闪熠，赋予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以激情、以灵感。

　　同“五四”时代的其他一些诗人比较，闻一多显然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感情更为深厚，在接受西方诗学营养的同时，他未曾放弃过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研习、摹写，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作品是最能引起闻一多兴趣的中国古典诗歌之一，其传世名句“蜡炬成灰泪始干”当然亦是烂熟于心的，就这样，“红烛”作为中国文人的理想、追求的象征，就被现代诗人闻一多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下来。当他为自己第一个诗集题名作结时，“红烛”也就首先清晰地浮现了出来，这就是《红烛》诗集的取名及《红烛》序诗的缘起。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诗人闻一多在其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的心理特征：他不是单纯的自我表现、自我刻画（尽管他对自我表现的《女神》颇为欣赏）。自我表现、自我刻画的西方浪漫主义诗学并没有在他的心灵世界居统治地位；诗人的自我抒写有意识地附着在一定的“模式”当中，他对“模式”的体认与他对自身的体认在同时进行，这些创作心理都显然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有关，所以说，《红烛》意识结构的表层洋溢着传统诗学的余香。

　　但是，《红烛》显然又不是李商隐《无题》的现代翻版。诗中到处充满了现实漏返的投影、时代的声音，诗人属于“五四”的、属于个体的那个“自我”与属于传统文化的、属于民族心理沉淀的“自我”又是如此错综复杂地绞结在一起，互相有补充、有说明、有申发，但更有矛盾、冲突，由此而诞生了一首奇特的《红烛》。

　　而这又是现代诗区别于古典诗歌的动人之处。

　　中国古典诗歌的以物明志，是在物我间融洽无隙的境界中进行的，如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里并没有刻意强调说“春蚕”、“蜡炬”仅仅是外物，也没有在与这些外物相对应的地位上再寻找诗人自己的形象，诗人无所用心地叙述着外物的状态，其实也就是在叙述着诗人自己。李商隐诗歌素以绵密富丽的意象著称，这一特征就更引人注目了。但接受了“蜡炬”原型的闻一多在整体的思维模式中却有悖此道。

　　“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诗人一落笔便超越了古典诗词，他把“红烛”和诗人区别开来，没有把自我直接投入到令入欣羡的红烛中去，自我与红烛取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诗人是诗人，红烛归红烛，这是其“离”；但又要吐出心来比一比，这是寻找两者间的精神联系，是认同的努力，故又可谓是“即”，这一离一即，便奠定了全诗的基本情感方式及文化品格。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样的奠基性意义：①“离”是诗人意识的起点，“即”是努力的趋向，“离”与“即”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②从“离”到“即”，在矛盾冲突的痛苦中勾勒着诗人的情感走向，也是诗蔽猜歌的基本格局。③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离”是当代文化的显现，属于诗人的真切体验，“即”则是古典文化的诱惑，属于诗人朦胧中的理想归宿。“离”与“即”将发生的冲突，也就是诗人内在的两种文化的冲突。

　　接下去，诗人用了整整七个诗节来抒写他对红烛的感受。从总体上看，他主要抓住了红烛的两个显著特征，自焚与流泪。诗人站在一定的距离上观照红烛。思考红烛，发出种种的慨叹，提出种种的困惑，这都不断显示出作为现代诗人的闻一多那顽强的理性批判精神。但每一番的追问之后，诗人又都从不同的意义上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算是一种自问自答，在这样的解释当中，诗人好象暂时放下了困惑，好象理解了红烛的内在精神实质，从而展开了某种程度的物我认同。这时候，“离”似乎就过渡成为了“即”。

　　对于红烛的自焚，诗人显然困惑不解：“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就一个受到“五四”现代文明熏陶的现代人而言，产生这样的困惑丝毫也不足为奇：自我的价值为什么一定要在自我毁灭中去实现呢？个体的独立意义究竟在哪里？以致于诗人还这样的穷追不舍：“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这似乎暗示给我们，个体的命运又决定于某种外来的力量？那么，自焚不就是某种悲剧性的被迫行为么？可见，在现代意识的哺育下，诗人的困惑是深刻的，前无古人的。

　　对红烛悲剧性命运的疑虑也是诗人不曾直接融入自我的现实原因。严谨审慎的闻一多从不会不经理性的思考而轻率地将他物呼为同类。

　

这首《红烛》是闻一多诗集《红烛》的开卷“序诗”，而1923年9月出版的这个集子又系诗人公开刊行的第一部诗集，由此可知该诗在闻一多诗歌艺术生涯中的奠基性地位。解读《红烛》，也就为我们破析诗人的内心世界、心理结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点，须知，闻一多正是从《红烛》时代起步，走上了一位现代诗人的创作道路。

在中国传统诗学的思维模式中，诗人的抒情达志通常都不是无所顾忌的自我喷发，它大多需要假托一定的物象形式，而且这一物象形式又还不是诗人别出心裁的创造，而是千百年来中国诗人的历史遗产。这些诗的“有意味的形模举陵式”在中国答此诗歌长河的波涛里浮动闪熠，赋予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以激情、以灵感。

同“五四”时代的其他一些诗人比较，闻一多显然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感情更为深厚，在接受西方诗学营养的同时，他未曾放弃过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研习、摹写，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作品是最能引起闻一多兴趣的中国古典诗歌之一，其传世名句“蜡炬成灰泪始干”当然亦是烂熟于心的，就这样，“红烛”作为中国文人的理想、追求的象征，就被现代诗人闻一多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下来。当他为自己第一个诗集题名作结时，“红烛”也就首先清晰地浮现了出来，这就是《红烛》诗集的取名及《红烛》序诗的缘起。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诗人闻一多在其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的心理特征：他不是单纯的自我表现、自我刻画（尽管他对自我表现的《女神》颇为欣赏）。自我表现、自我刻画的西方浪漫主义诗学并没有在他的心灵世界居统治地位；诗人的自我抒写有意识地附着在一定的“模式”当中，他对“模式”的体认与他对自身的体认在同时进行，这些创作心理都显然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有关，所以说，《红烛》意识结构的表层洋溢着传统诗学的余香。

但是，《红烛》显然又不是李商隐《无题》的现代翻版。诗中到处充满了现实的投影、时代的声音，诗人属于“五四”的、属于个体的那个“自我”与属于传统文化的、属于民族心理沉淀的“自我”又是如此错综复杂地绞结在一起，互相有补充、有说明、有申发，但更有矛盾、冲突，由此而诞生了一首奇特的《红烛》。

而这又是现代诗区别于古典诗歌的动人之处。

中国古典诗歌的以物明志，是在物我间融洽无隙的境界中进行的，如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里并没有刻意强调说“春蚕”、“蜡炬”仅仅是外物，也没有在与这些外物相对应的地位上再寻找诗人自己的形象，诗人无所用心地叙述着外物的状态，其实也就是在叙述着诗人自己。李商隐诗歌素以绵密富丽的意象著称，这一特征就更引人注目了。但接受了“蜡炬”原型的闻一多在整体的思维模式中却有悖此道。

“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诗人一落笔便超越了古典诗词，他把“红烛”和诗人区别开来，没有把自我直接投入到令入欣羡的红烛中去，自我与红烛取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诗人是诗人，红烛归红烛，这是其“离”；但又要吐出心来比一比，这是寻找两者间的精神联系，是认同的努力，故又可谓是“即”，这一离一即，便奠定了全诗的基本情感方式及文化品格。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样的奠基性意义：①“离”是诗人意识的起点，“即”是努力的趋向，“离”与“即”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②从“离”到“即”，在矛盾冲突的痛苦中勾勒着诗人的情感走向，也是诗歌的基本格局。③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离”是当代文化的显现，属于诗人的真切体验，“即”则是古典文化的诱惑，属于诗人朦胧中的理想归宿。“离”与“即”将发生的冲突，也就是诗人内在的两种文化的冲突。

接下去，诗人用了整整七个诗节来抒写他对红烛的感受。从总体上看，他主要抓住了红烛的两个显著特征，自焚与流泪。诗人站在一定的距离上观照红烛。思考红烛，发出种种的慨叹，提出种种的困惑，这都不断显示出作为现代诗人的闻一多那顽强的理性批判精神。但每一番的追问之后，诗人又都从不同的意义上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算是一种自旦戚问自答，在这样的解释当中，诗人好象暂时放下了困惑，好象理解了红烛的内在精神实质，从而展开了某种程度的物我认同。这时候，“离”似乎就过渡成为了“即”。

对于红烛的自焚，诗人显然困惑不解：“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就一个受到“五四”现代文明熏陶的现代人而言，产生这样的困惑丝毫也不足为奇：自我的价值为什么一定要在自我毁灭中去实现呢？个体的独立意义究竟在哪里？以致于诗人还这样的穷追不舍：“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这似乎暗示给我们，个体的命运又决定于某种外来的力量？那么，自焚不就是某种悲剧性的被迫行为么？可见，在现代意识的哺育下，诗人的困惑是深刻的，前无古人的。

对红烛悲剧性命运的疑虑也是诗人不曾直接融入自我的现实原因。严谨审慎的闻一多从不会不经理性的思考而轻率地将他物呼为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