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军事发展

　　作为国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战略一直以来就是指导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根本战略思想。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安全形势、综合国力、技术发展等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是，我军的军事战略方针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充实和完善。

　　曾参与我国历次国防白皮书撰写工作的军事专家、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陈舟认为，实际上，中国始终执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由于形势和环境的变化，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在新时期有了新发展。

　　新时期我军积极防御军事战略

　　主要内容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

　　陈舟认为，这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核心军事能力；二是提高军队在执行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国际维和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这表明国家在运用军事力量时，把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一种重要的方式。“这次在四川的抗震救灾行动就是我军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一次具体实践。”

　　陈舟说，为适应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它主要有以下内容：

　　立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人民解放军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把信息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逐步实现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实现军队火力、突击力、机动能力、防护能力和信息能力整体提高。为此，中国制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2010年打下坚实基础，2020年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到21世纪中叶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

　　注重遏制冲突和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安全环境十分复杂，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都存在发生危机和冲突的现实可能。军事战略首先必须主动预防、化解危机，坚决慑止危机的爆发和升级。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这一战略的根本目标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提高联合作战和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为适应现代战争体系对体系对抗的要求和应对多种安全威胁，人民解放军以联合作战为基本作战形式，提高军队威慑和实战能力，以及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新世纪新阶段，人民解放军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既要维护国土安全，又要维护海外利益安全；既要维护国家发展稳定，又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为此，军兵种战略正在发生重大转变：陆军从区域防卫型转向全域机动型，海军从近岸防御型转向近海防御型，空军从国土防空型转向攻防兼备型，第二炮兵战略是完善核常兼备的力量体系。

　　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人民解放军实施质量建军和科技强军战略，提高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人民解放军坚持在改革创新中谋发展，推进军事组织体制创新和军事管理创新，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实现军队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从1985年到2005年的20年间，人民解放军裁减军队员额170万。人民解放军重点精简陆军，加强了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建设。

　　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坚持实行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相结合，高度重视预备役部队和民兵建设；按照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兵于民的方针，健全统一高效的国防动员机制；创造现代条件下适合人民群众参战的新战法，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

　　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人民解放军贯彻国家和平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合作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开展军事交流与合作，营造互信互利的军事安全环境，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反恐合作和救灾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陈舟说，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了军事力量建设方向：既要立足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又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和策略主动预防、化解危机，遏制冲突和战争的爆发；既要做好以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工作，又要全面做好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准备；既要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实战能力，还要加强战略威慑力量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军军事战略历史变革

　　陈舟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家面临大规模外敌入侵的现实威胁，军队建设长期立足于准备应对一场全面战争。

　　“1980年，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致信中央军委指出，不宜以‘诱敌深入’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建议仍改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积极防御’。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震也表示赞同，他认为，这既没有改变我军的战略方针，而且比原先更主动、更灵活。”军事科学院军事专家袁德金、王建飞说，这一建议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在一次研讨会上，邓小平充分肯定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

　　“这一时期的军事战略强调，战略指导要从立足于随时准备敌人大规模入侵转变为着重对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在基本稳定北线战略态势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南线的战略态势，重视经略海洋、保卫和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提高武装力量的实战能力和整体威慑能力。”陈舟说。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相比，它在内涵上有了新的发展。”袁德金、王建飞说，首先，把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军事战略方针的最高准则。“积极防御”旨在遏制战争，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其次，坚持后发制人，战略上不打第一枪。在中国已经掌握核潜艇、远程导弹、人造卫星等尖端武器的情况下依然强调：战略武器和威慑力量只是自卫反击，决不能先打。第三，战略上不搞诱敌深入，战争初期主要是坚守防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 “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中，还或多或少有“诱敌深入”的影子，但这次调整明确指出不搞“诱敌深入”，这也是一大变化。第四，不向外伸手，但防御中有进攻。第五，立足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不搞军备竞赛。第六，坚持持久作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适应国家整体战略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建设指导思想实现战略转变，从时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1988年中央军委重新确立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强调要着重对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

　　进入90年代，中国军事战略的基点是打赢高技术和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1993年，中央军委制定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一方针强调加速军队质量建设，提高应急作战能力。1995年，中央军委提出科技强军战略，要求实现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进入新世纪，中央军委又确定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要求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加快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努力构建一支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

　　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与防御性国防政策相辅相成

　　国防政策是国家内外政策在国防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国家进行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的基本行动准则。军事战略作为国防政策的重要内容，是筹划和指导军事建设和军事斗争全局的方略。两者密切联系、一脉相承，都是坚持战略上的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但这种防御不是消极的，它是和平时期努力遏制战争与准备打赢自卫战争的统一，是战争时期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积极的攻势作战的有机统一。

　　陈舟说，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需要遵循以下四条原则：

　　一是后发制人。中国军事战略自卫防御性的最核心内容，就是战略上的后发制人。中国一贯主张用非军事手段解决争端、慎重对待战争和战略上后发制人。毛泽东明确说：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邓小平也强调：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性的，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因此，不论环境、利益和实力如何变化，中国的军事战略始终是防御性的。

　　二是服从大局。维护国家利益，是制定军事战略的根本依据。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中国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相互交织，利益重心从生存转向发展。因此，军事战略必须从国家利益全局筹划和指导军事行动，拓展战略视野，关注国家发展，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无论是军事斗争准备、军队各项建设和重要军事行动，都要从维护国家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利益全局出发来思考和筹划。

　　三是灵活机动。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积极军事战略的精髓。实行积极防御，一定要灵活机动。“活”的目的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现代战争情况复杂、瞬息万变，更需要坚持战略指导上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通过灵活地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术去争取斗争的主动权。

　　四是开放合作。中国已经确立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人民解放军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必须着眼于贯彻和维护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已有81年历史的军队，将以更加主动和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这是为了增信释疑和学习借鉴，更是为了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