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儿女为国争光的故事

1.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2.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后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3.
徐悲鸿．（1895－1953），是兼采中西艺术之长的现代绘画大师，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出身农村，家境清贫。父亲徐达章是个村塾教师，擅长花鸟，人物画。徐悲鸿4岁开始在家塾中读书，耳濡目染，自幼对绘画发生兴趣。9岁随父学画，10岁已能作父亲的助手。农忙时，兼做耕作，贫苦的劳动生活，使他从小养成了勤劳，简朴的作风和诚实正直的性格。他13岁时遇上大荒之年，随父走江湖，依靠鬻字卖画为生。17岁时，父亲染上重病，家境每况愈下。八口之家的生活重担，从此落到徐悲鸿的肩上。他在小学，中学任图画教师，也到上海等地靠卖画为生。19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愈加贫困。

1915年徐悲鸿再次赴沪，在友人帮助下，在“暇余总会”（当时的赌场）一隅借住，刻苦创作，同时到夜校学习法文。他画了一匹马，寄给审美书馆馆长高剑父。其弟高奇峰十分赞赏他的画艺。这时，徐悲鸿虽考取了震旦大学，但无钱进学，幸好得到高奇峰的资助。后又结识了康有为，得有机会观摩康所收藏的碑帖。并在艺术观上也受到康有为的影响。1917年徐悲鸿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秋返北京，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并结识陈师曾。1919年赴法留学。在著名画家达仰的画室学习素描，1921年去德国，就学于画家康普的画室，次年归巴黎。1925年经新加坡回国。第二年春，他再去巴黎，又赴比利时布鲁塞尔临画，游历瑞士，意大利。

1927年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等职。1933年携中国近代绘画作品赴法、德、比利时、意大利及苏联展览。抗战时期，将自己作品带到南洋，印度等东南亚地区展览，并将全部收入捐献给祖国难民。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徐悲鸿和一批著名教授去南京，遭到徐悲鸿拒绝。解放后他被邀请为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政协代表和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1952 年在病中，将自己一生创作和全部珍藏作品捐献国家。1953年病逝，只活了59岁。 国家为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北京建立了徐悲鸿纪念馆，保存了他的一千余件作品。他一生创作作品达数千件，培养和发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

徐悲鸿擅长中国画，油画，尤精素描。他的画作满含激情，技巧极高。著名油画有《溪我后》，《田横五百士》，国画有《九方皋》，《愚公移山》，《会师东京》等。最能反映徐悲鸿个性，表达他思想感情的莫过於他写马的画卷。他对马的肌肉，骨骼以及神情动态，作过长期的观察研究，画了数以千计的速写。所以他画的马图笔墨酣畅，奔放处不狂狷，精微处不琐屑，筋强骨壮，气势磅礴，形神俱足。另有一些人物，狮，猫等题材作品，也是质优量大。他的绘画创作坚持“师法造化，寻求真理”的原则。

4.
童第周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山东大学动物系主任兼教授等职。
童第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也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他从事实验胚胎学的研究近半个世纪，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
童第周出生在浙江省鄞县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由于家境贫困，小时候一直跟父亲学习文化知识，直到17岁才迈入学校的大门。
读中学时，由于他基础差，学习十分吃力，第一学期末平均成绩才45分。学校令其退学或留级。在他的再三恳求下，校方同意他跟班试读一学期。
此后，他就与“路灯”常相伴：天蒙蒙亮，他在路灯下读外语；夜熄灯后，他在路灯下自修复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期末，他的平均成绩达到70多分，几何还得了100 分。这件事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别人能办到的事，我经过努力也能办到，世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之后，这也就成了他的座右铭。
大学毕业后他去比利时留学。在国外学习期间，童第周刻苦钻研，勤奋好学，得到了老师的好评。获博士学位后，他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没有电灯，他们就在阴暗的院子里利用天然光在显微镜下从事切割和分离卵子工作；没有培养胚胎的玻璃器皿，就用粗瓷陶酒杯代替，所用的显微解剖器只是一根自己拉的极细的玻璃丝；实验用的材料蛙卵都是自己从野外采来的。就在这简陋的“实验室”里，童第周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若干篇有关金鱼卵子发育能力和蛙胚纤毛运动机理分析的论文。
解放以后，童第周担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的同时，研究了在生物进化中占重要地位的文昌鱼卵发育规律，取得了很大成绩。
到了晚年，他和美国坦普恩大学牛满江教授合作研究起细胞核和细胞质的相互关系，他们从鲫鱼的卵子细胞质内提取一种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结果出现了一种既有金鱼性状又有鲫鱼性状的子代，这种金鱼的尾鳍由双尾变成了单尾。这种创造性的成绩居于世界先进行列。

5.
容国团（1937～1968），祖籍广东中山（今珠海南屏镇）。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中国乒坛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
1956年容国团以2∶0击败来港访问的世界乒乓球团体冠军日本队的主力队员荻村伊智朗。次年，他代表工联乒乓球队参加全港比赛，一举夺得了男子单打、双打和男子团体三项冠军。这一年他随父亲回广州定居，考进广州体育学院。1958年他代表广州参加全国九城市乒乓球锦标赛，获全国男子单打冠军。在技术方法上，容国团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成功地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入选国家队后，苦心练就了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广，尤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并很快形成了“快、准、狠、变”的技术风格。1959年3月，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西德多特蒙德拉举行。容国团在男子单打中，最后与九获世界冠军的匈牙利老将西多争夺桂冠。针对西多肥胖的身材，他发球长短兼施，配合拉侧上旋，把拉杀的角度加大，在先输一局情况下连胜三局，战胜西多。容国团的名字第一次刻在圣•勃莱德杯上，为中华乒坛健儿首获世界冠军者。 1961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上，中国队在3∶4的不利情况下，容国团淌下了眼泪。女队员丘钟惠见了就问他，他回答说已负了两局，随即激动地说：“人生难得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他振奋精神，挥拍上阵，力挫素有“凶猛雄狮”之称的日本队员星野，以5∶3战胜日本队而首次问鼎斯韦思林杯，为我国立下战功。从此“人生难得几回搏”这句名言便流传开了。

6.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 –1919年4月24日）（Jeme Tien Yow)，号眷诚，字达潮，广东南海人，原籍安徽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