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有一个独特的词叫做“做人”，也就是说，人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为什么要做呢？显然是因为自然的人不够完美（奇怪的是，在三字经中开篇第一句就是在赞美人的本性）。那么，什么人才是完美的呢？孔子认为，上古的贤圣是完美的，但因为孔子时代去圣已远，这些孔子心中的偶像是否真的完美是不可知的。
可以说，这些圣贤不过是孔子的想像而已。相反，与孔子同时代的许多圣贤（如老子）他却视而不见，从三皇五帝到周公，这一系列圣人名单中，竟没有一个不是政治家，可见，在孔子心目中，有政治抱负，能够立德、立功、立言者才是圣人，孔子自己也最想成为这样一位圣人，可惜因为他并没有政治才能或运气不好，在功名上一生都未能如愿，只好退而求其次——著书立说以立言。
在孔子时代，战事频仍，民不聊生，孔子对现实是不满的，他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礼崩乐坏，因此，一生致力于复周礼，因为他认为周礼是最理想的，周公则是令他梦魂牵绕的偶像（因为就他自身而言，做圣王是不太可能了，但做一位旷世的贤臣还是大有希望的）。所谓礼最早并不是专门用来“治人”的伦理规范，而是祭礼，主要是用来祭祀鬼神或祖先的。
虽然曾身为鲁国的祭司，但因孔子自己并不信鬼神，他最关心的还是如何使人的行为看起来更合乎他的品味。他对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迷恋得无以复加，但同时，他又认为自己比帝王更高明（周公的角色）。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心目中并无平等的思想，成为世俗的成功者——贤者进而成为圣者才是最高的理想。君子和小人的简单划分在论语中随处可见。对春秋的有目的的编写使这段比较客观的历史带上了善恶的烙印。
在孔子那里，什么是善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做人得有个“人”样，你是什么地位的人，你就应该遵从这种地位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的好处在哪里呢？“使乱臣贼子惧”！也就是说，它可以让“坏人”害怕，从而使人们不敢做坏事。人们凭什么不敢再做坏事了呢？因为孔子已经让人们都知道了什么是好事和坏事，什么是君子和小人，你再做坏事，当小人，你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甚至受到礼法的制裁。
以后，人们做事就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三思而后行了。同时 ，树立许多正面的榜样，让人们学习他，孔子就亲手制做了一个——颜回，于是这个短命鬼（幸好短命）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圣人。好的榜样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并给予一定的礼遇——比如举孝廉，比如科举，比如贞节牌坊。这个想法很不坏，但实施的结果如何呢？
纵观二十四史，在儒家文化的调教下，我们却看到了更多的乱臣贼子，更多的逆子恶亲，更多的荒淫暴君，更多的乱伦通奸，更多的酷吏暴行，更多的压迫与反抗。跟从前不太一样的是：从前的坏人是赤裸裸的，现在呢，所有的坏人在做坏事的时候都懂得要打着仁义礼教的大旗，都学会了粉饰，杀人成了替天行道，篡位成了贤王禅让，欺骗成为足智多谋，族诛成为社稷安危，厚敛成为充实国库，纳妾成为天伦之乐，嫖娼成为儒雅风流。总之，你想做什么事，必须先找到一个合乎天理人情的说法，至于你暗地如何操作，就没人过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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