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第三帝国”灭亡前夜，战争已进入德国本土。被炮火夷为一片废墟的原市政大厅内，断垣残壁之间悬挂着“?”字旗和希特勒头像。一颗炸弹落到附近，那幅希特勒头像被颓然震落于地。炮火硝烟之中，新娘玛丽娅和新郎赫尔曼匍匐在瓦砾堆里，寻索到一纸结婚证书，急促地请求结婚登记处官员在上面签字、盖章。新婚仅有一夜的缘分，赫尔曼便应召奔赴战场，自此音讯杳然。
纳粹战败，玛丽娅如同许多德国妇女一样，背着寻找亲人的木牌到火车站去迎候丈夫归来。一次次盼望落空。她女友贝蒂的情人从前线归来，带来了赫尔曼战死的噩耗。为了谋生，玛丽娅到专为美国占领军服务的酒吧做了舞女，并与美国黑人军官比尔相识、相恋而同居。
比尔送她金戒指，向她求婚，玛丽娅婉言谢绝了，只说“我喜欢你，愿意和你在一起，但是我不能和你结婚”——在她心目中，她与赫尔曼的婚姻才是惟一合法的、神圣的。
在医生确诊玛丽娅怀有身孕后，她坦然对医生说，孩子的父亲是黑人，但若生下男孩则要取名赫尔曼，以纪念那神圣的婚姻。
正当玛丽娅与比尔一起分享怀有孩子的喜悦时，赫尔曼突然归来，他没有战死，是从战俘营中获释回家的，他轻轻推开房门，瘦弱、憔悴、满脸胡子，瞪着一双惊诧的眼睛。但他并没有立即扑向那个占有了他妻子的美国黑人，而是奔到床头点起一支烟，贪婪地猛吸几口，镇定之后，他拼力冲向比尔并扭打成一团。这时，玛丽娅操起酒瓶，朝着比尔的后脑勺猛地一砸，结果了他的性命。但在审理比尔被杀一案的法庭上，出人意料的是，赫尔曼毅然走到美国法官面前自认是打死比尔的凶手，因此锒铛入狱。玛丽娅又一次面临着独自谋生而把婚姻悬置起来的人生困境。
玛丽娅请医生给她做了流产手术，随后，在火车的头等车厢里，结识了风度翩翩的企业家奥斯瓦尔德，并应聘做了他的私人秘书。在战后所谓“经济奇迹”的年代里，玛丽娅在经营奥斯瓦尔德的纺织企业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果断、干练和卓识，无论是在同美国商人谈判购买机器、更新产品上，还是在与工会代表谈判增加工资、平息纠纷上，玛丽娅都坚定地维护着资本的利益，难怪奥斯瓦尔德称她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一位出色的、不顾旧习的强手”。事实上，玛丽娅不惜以肉体为代价，扮演了奥斯瓦尔德情妇的角色，自此一步步发迹，有了首饰、小轿车、高级住宅和可观的“私房”，成了不折不扣的被资本所异化的“铁女人”。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填补她心灵的空虚，无法满足她对那被视作天经地义的婚姻幸福的渴求。
玛丽娅去探监时，并不对丈夫隐瞒什么，也不掩饰她与奥斯瓦尔德同居的关系。夫妻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玛丽娅：……他决不会伤害我。你要知道，是我愿意和他睡觉，没有人强迫我。因为他给了我工作，我依赖他，我想要先他一着，这样，我至少在这个公司能站得住脚了。
赫尔曼：现在外面的情况是这样吗?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冷酷吗?
玛丽娅：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我想如今是冷酷无情的时代。
而当奥斯瓦尔德真诚地向她提出求婚时，玛丽娅则直言不讳地回答说：“你是认真的，我也不想轻率。我要对你直说，我不能和你结婚。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做你的情人。”——玛丽娅把灵与肉分割开，始终不渝地忠实于她与赫尔曼的合法而神圣的婚姻关系。
1951年6月14日，在克罗茨霍夫监狱，两个男人(赫尔曼与奥斯瓦尔德)背着玛丽娅，达成一项“君子协议”——以“让妻”为条件，奥斯瓦尔德设法营救赫尔曼提前出狱，据称，他患有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
赫尔曼囿于传统的成见，认为男人才是“家庭的顶梁柱”，出狱后，不辞而别，去海外淘金，仅留下一封给妻子的信，说是“等我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再生活在一起”。此后，他将每月寄一朵玫瑰花给玛丽娅。
玛丽娅心中至为神圣的婚姻，自此便紧紧维系在对玫瑰花束的期待上。她与家人的关系也变得隔膜而冷酷。在她搬进豪华的新居时，母亲谴责她说：“你同你的玫瑰花、你的权力、你的钱去生活吧!”玛丽娅就这样在富足而无爱的生活中忍受着煎熬，她那神圣的婚姻仿佛被钉在历史的十字架上。
1954年，奥斯瓦尔德终因心力衰竭而死去，恰恰在这个时刻，赫尔曼也带着巨富从国外归来，阔别多年的夫妻重逢却感到彼此如此陌生，裹着浴巾刚从浴室出来的玛丽娅竟然重新换上一件蓝色的绸外衣。忽然，门铃响了，律师戴沃阿德女士受委托前来宣读奥斯瓦尔德的遗嘱，奥斯瓦尔德将其全部财产分作两份，一份归玛丽娅所有，另一份则根据三年前的“监狱协议”归赫尔曼所有。玛丽娅难以听完这份遗嘱，她第一次发现，被她一向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婚姻，早就被人出卖了，痛苦、绝望，一种无比沉重的失落感袭上心头，她在点烟时没有关上煤气，突然，一声爆炸，一片火光，埋葬了一切；而这时，电台却正播送着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德国队战胜匈牙利队夺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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