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被贬永州后，连自己的朋友韩愈也曾经写文章抨击他。

　　不是他被贬永州后的事，是柳宗元死后，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转弯抹角地批评柳宗元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一事。

　　柳子厚墓志铭：这是元和十五年（八二○）七月韩愈五十三岁在袁州刺史任上给好友柳宗元写的墓志铭，是韩愈晚年作品中脍炙人口的名作。这倒并非因为它是一位古文运动倡导者给另一位古文运动大名人写的墓志铭，以「名」来吸引人，而是在文章裏体现了韩愈对朋友的公允并满了真挚的友情。
　　众所周知，柳宗元是参与了王叔文政治集团，在此政治集团失败后一蹶不振的。对这个政治集团，以及柳宗元的参与，韩愈是不满的。但可贵的是韩愈既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又对柳宗元的人品、文章以及政事作了热情的赞扬，对柳宗元一生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这种不虚伪，不做作，对人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何况古人。那种见风使舵，或则落井下石，或则阿谀奉承的人，读了这篇墓志铭应该脸红。

　　关于柳宗元和王叔文集团：

　　柳宗元与韩愈、刘禹锡为同官时，与刘禹锡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众所周知，韩愈在政治上是站在王叔文的对立面的，对叔文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在其所做的《永贞行》中有：“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德高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这样的句子，那是将谋反篡逆的大罪加在叔文的头上，恨不得其身死族灭。总体来说，韩愈在政治上倾向于保守派。

　　附：
　　柳子厚墓志铭

　　（唐）韩愈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继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城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铭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第一：两人事实上对待古文运动持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
第二：两人在政治主张上也略有不同。
第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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