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故去烧七的说法

做七，亦称“斋七”、“理七”、“烧七”、“作七”、“做一日”、“七七”等。旧时汉族丧葬风俗，流行于全国各地。即人死后（或出殡后），于“头七”起即设立灵座，供木主，每日哭拜，早晚供祭，每隔七日作一次佛事，设斋祭奠，依次至“七七”四十九日除灵止。

源于佛教说
根据上述记载和其他若干资料，学者多认为做七习俗来源于生缘说，大约在佛教传至东汉后到南北朝这段时期内形成，从唐初起突破信众范围，走向世俗化。为何要规定“七”为忌日?谓人生有六道流转，在一个人死此生彼之间，有一个“中阴身”阶段，如童子形，在阴间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若七日终，仍未寻到生缘，则可以更续七日，到第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见《瑜珈论》)。所以在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须逢七举行超度、祭奠。这种由佛教“生缘说”催生的做七习俗之所以在南北朝时形成，自然应视作当时佛教盛行的产物。唐人李翱曾撰《去佛斋说》，对做七习俗及其理论依据予以驳斥，其根据之一便是“伤礼”，不合儒家对人情哀戚的讲求，这也能反证做七本是佛家的事。

源于道教说
相反，也有人认为做七习俗本于道教。从该俗的实践看，做七既请僧众诵经，也请道士诵经，而民间关于做七由来的种种解释，多与道教的地狱结构及功能的宣传相吻合。清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二还结合做七习俗起于元魏、北齐的历史背景来对此论证：“按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他还引证《韩琦君臣相遇传》：宋仁宗驾崩，英宗初即位。光献太后对宰臣韩琦说：“当初立他(指英宗)为皇太子时，臣僚多有言不当立者。恐他见后心里不好，昨因斋七，并焚于钱炉矣。”这个引证别有深意——众所周知，宋朝自太宗以后，道教一直备受尊崇，到真宗时更受到无与伦比的偏爱，还出现一个所谓“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成为赵宋皇家的祖宗，从而使道教跃居“国教”地位。如果做七是佛教所创，很难想像会替已故皇帝行此奠仪的。

一般来说，烧七是从祖上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古时候亲人故去一般是急症或是消耗类疾病，那些人有一部分会唤醒过来，所以有亲人故去都会等待7天并不急着下葬并准备好吃喝等着亲人唤醒，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唤醒的，家人便会将准备好的吃喝给故去的亲人烧去，供死后想用。

从死者卒日算起，丧家每隔七天就要举行一次烧纸祭奠，共有7次，俗谓“烧七”。一般是“三七”、“五七”比较重要，亲朋也要送来些纸、烛。此中还有一个“回煞”（又名“回殃”）仪式。旧俗以为人死后其魂魄犹存，在七七四十九天前，死者的阴魂要回家一次，具有时间由道士推算。届时，丧家把香烛酒食摆好，在地上铺一层炭灰或草木灰，用以检验死者回来的足迹。用一竹竿一根，隔一尺贴纸钱一张，立在门口台阶上或插于死者落气之屋的房檐下，据说阴魂见此就会进屋。用土罐装一煮熟了的鸡蛋置于房屋角，以此贿赂殃神（俗称鸡脚神），让死者鬼魂在家里多待一会儿。这时，一家老少躲得远远的，待规定的时间过去之后，先将一串爆竹丢进屋内，爆完才可以进家。满百日和周年时，还要烧纸祭奠。在人死后的半年或一年时，再给死者做一次道场。

这是祖先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大多都照做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