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轼的历史评价

苏轼历史评价：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

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

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扩展资料：

主要成就：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提起苏轼，人们首先想到得便是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事实上，他对后世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追求，身处逆境，永不放弃理想的执着，屡遭打击，超然处之的豁达在文学史上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一
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颠沛流离。究其原因，是他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个性。他不怕得罪人，不怕打击报复，敢于坚持，敢于争辩，敢于反对一切有损国计民生的言行。 王安石变法是当时的大事。对于王安石的人品、学问，苏轼是由衷敬佩的。但对于他不顾实际民情强行推行新法，以及在推行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流弊，则感到深恶痛绝，因而反复陈述，反复争论，结果一再遭到打击和贬谪，被人象抓“犬鸡”一般地抓进了监狱，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他在做地方官时，又亲眼看到某些新法又真的给人民带来了实惠。司马光上台后，几天之内，让他连升数级，但当司马光不由分说全面废除新法时，苏轼又挺身而出，反复陈词，反复争论，甚至大呼司马光为“司马牛”，结果又得罪了司马光。苏轼的争论，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争执，不是看风使舵，循从私情，而是为百姓实惠，为民请命的一片丹心的具体体现。虽然苏轼屡次争论，屡遭打击，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实事求是、不党不阿、卓然独立的光辉形象。
二
苏轼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接受儒家经世济时之政治思想，并带着这种政治抱负踏上仕途之路的。尽管遭贬的打击接踵而来，但内心深处却始终不曾忘记自己的政治理想，始终不忘儒家忧国忧民的精神本质。因此，在任地方期间，他不辞辛苦，为民谋利。
他的心时刻牵挂着群众的生活，从不把自己的清苦放在心上。在黄州时 ，经济十分拮据，每月生活费必须按计划支配。黄州一位书生替他向官府请来一块荒地，他亲自耕种才能济困匮和乏食之急。尽管身处逆境，生活窘迫，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为政本色，时刻记挂黎明百姓。自己的痛苦置之度外，人民生活的痛苦却使他深感内疚，自叹饱经儒家经典却救不了灾荒；“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亦字不救饥。”正因为他牵挂的是百姓的忧苦，万众的痛悲，他可以抛下自己的得失、毁誉，去尽力为人民谋利。
在杭州，疏浚河道，治理西湖；在常州，赈济灾民，监督捕蝗；在密州，治病救人， 请免税役；在徐州，抗洪抢险，采煤冶铁；在定州，整饬军备，训练民兵。
即使在流放地广州、惠州，他也时刻不忘关怀民众。广州食用咸水，常患疾疫，他建议广州知州王古用竹筒引水入城，解决了广州人民的饮水困难。惠州驻军 因缺营房而散居市井，骚扰百姓，苏轼帮助知府筹措资金，盖起了营房三百间，使得军民相安。儒家有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苏轼在自己被贬期间依旧兼顾百姓生死，关心民众生存，不顾自己的生存状况，一心救民于水火。有人说他是儒家执着的实践者，此话可说是千真万确。
三
途坎坷，命运不济，苏轼偶尔也发出“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人生感慨，并有超脱现实，远离尘世的隐逸思想。“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他对道家葛洪，诗人陶潜鼓吹 的清净无为，养生长生的道家思想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他自号“东坡居士”，这个“自号”意味着对白居易晚年知足保和思想作风的仰慕，意味着苏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佛老思想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苏轼曾说过：“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意思是“静而达”是可取的，但流于懒散和放诞救不好了。这说明苏轼对佛老思想得借鉴是有标准的，是取其所需的，这是苏轼的可贵之处，他懂得放弃，懂得从佛老清净无为、超然物外的宗旨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东西，使自己既能拿得起，又能放得下，这些思想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旷达态度得背后，有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著和追求。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于佛老思想始终并存在一起。他们是矛盾的，在苏轼身上又是统一的。因为苏轼能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以一种“外儒内道”的形式把两者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当他出世从政时，他信奉和推行儒家学说，（时时也有佛老思想冒头），当他贬官在野时，他的主要思想倾向便是佛老思想。（儒学思想并不泯灭）
纵观文学史，成绩突出者不少 ，但只有苏轼是与众不同的。辛弃疾与苏轼并称苏辛，他的北固亭怀古，历来脍炙人口，但里面却太多激愤，空有大志不能实现的悲哀，终究只能老来识尽愁滋味，楚大夫屈原，也是爱国诗人，离骚中包含了屈子多少心酸的忧愤，当他怀着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对生灵的涂炭的焦着而投进滚滚的汨罗江，用个体的毁灭来对抗丑恶的现实时，人们不禁扼腕叹息。苏轼，象一个永远乐观坚强的旅行者，豪迈无畏，随遇而安，遍山荆棘他可以高歌，落魄失意他可以高歌，从不消极，从不颓废，真可谓文学史上一位不屈的歌者。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历代对苏东坡的精辟评价：

黄庭坚：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真神仙中人。

苏辙：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赵昚：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黄锦祥：“东坡乃文星旷世，曜耀寰中。”

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推崇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中评价苏轼,“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

董其昌作过一段著名的跋语:“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也;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这是对苏轼的《赤壁赋》及其书法最为深切而崇高的评价。

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