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郑和下西洋代表了一种和平交往的航海模式。中国在三国和唐宋时代，通过南海已经开始发展了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海上贸易网。至明初之际，南海一带海盗猖獗，严重威胁明朝的外部安全环境和贸易往来。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剿灭海匪，调节和缓和与各国之间的矛盾，平息冲突，维护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稳定和海上安全。在郑和船队历时28年的航海活动中，只出现过自卫性质的三次短暂战事，没有占据海外国家的一寸土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人文传统。郑和下西洋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官方贸易，贸易采取议价成交方式，体现了平等自愿公平的贸易原则和精神。
其次，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是中国与有关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郑和船队在途经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时，尊重当地人民的佛教信仰，捐钱修庙，布施香礼，其三种语言的“布施碑”至今留存科伦坡的国家博物馆。郑和本人是伊斯兰信徒，郑和船队最后还完成了麦加朝圣之旅，对发展当时明朝与西洋伊斯兰国家的友谊起了重要作用。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出现了西方殖民航海模式。这一模式的特征是：以掠夺贵金属、土地和进行殖民统治为目标，以武力征服为手段，强制改变当地人民信仰，摧毁当地固有文化。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的论证，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船队；但郑和留下的是和平、友谊、互利贸易和相互尊重；而西方航海模式留下的是血与火的征服与摧毁。
郑和是中国航海第一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第一人。郑和属于中国，郑和也属于世界。郑和所到的东南亚国家至今还在纪念郑和，足以说明这一点。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敢于探险、不畏艰险、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也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与邻为善、世界大同、共享太平的社会意识。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今日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历史渊源。郑和下西洋的史实说明，在人类的历史上，并非只有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模式，还有一个追求平等互敬、和谐共享的东方模式。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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