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醉身亡参与者有责任吗?

结合到本案中，这种情况不好说的，因为谁也不知道喝酒的现场是怎么样的，如果这几个朋友都摈他酒，那他们是有责任的，如果只是朋友之间的聚会，和多了，由于自身的原因导致的死亡是很难主张那几个人的赔偿的！意思就是说，那几个人得有故意或者重大过错，否则是不能主张的！如果证明其他一同喝酒的朋友具有过错存在困难，则可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要求其他几个朋友适当补偿。适用公平原则，这样比较合理！【个人意见】：首先， 我国法律未禁止成年公民饮酒，只是限制或禁止公民饮酒后进行某些特定行为。从审判实践来看，法官判决“酒友”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主要是分析酒友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酒友的过错分析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喝酒的过程，第二阶段是喝酒之后的照顾义务。 （一）、劝酒、迫酒导致的伤害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 一是要看劝酒、迫酒是否采用强制手段，如喝酒人自己不愿意喝酒，酒友采用强制的手段强迫其喝酒，导致伤害的，实施强迫手段的酒友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果是非强制、礼节性劝饮，被敬酒者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既不为法律所禁止，也为传统和风俗民情所接受。一般不宜将这种行为界定为侵权行为。 二是要看酒友是否存在故意，如明知他人因身体状况或职业特点不适合喝酒，而违背其意愿强劝其喝酒，导致的伤害，应承担赔偿责任。例如明知他人系机动车驾驶员仍劝其共饮；或明知其酒后不能开车而放任或不加阻止其开车，所导致的伤害，亦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因此，分析劝酒、迫酒是否构成侵权，要看劝酒、迫酒的具体情节。 （二）、共饮者醉后，酒友应承担怎样的法律义务 醉酒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能预见到过量饮酒的后果，那么共饮者是否有劝阻他人喝酒的义务呢？从共饮者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只有道德上的义务。那么，一旦其他人醉酒了，酒友不能一走了之，否则，导致的他人伤害则应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对醉酒者承担的救护、救助义务应达到怎样的程度？例如：将一个醉酒引发突发疾病的人送往医院、诊所；将一个醉酒且基本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人送往其成人亲属照顾；将一个表面上没有出现失控迹象的共饮者，送上车、家门口等等，这些常人通常的处理方式，如出现事故，不宜判决供饮者承担赔偿责任。 我国的酒文化博大精深，“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法官处理此类案件还要考虑到当地关于酒的民风民俗，才能对是否构成侵权的要件做出正确的判断。【案例一】醉酒死亡 亲属状告酒友 2008年2月25日，陈某湾在东莞市冼沙同富酒店请朋友吃饭，赴宴的客人有12人，包括莫某均、周某润及古某媚的丈夫周某华。其中，周某华与周某润是亲戚关系，与陈某湾、莫某均是朋友关系，与赴宴的其他9人素不相识。晚上约7时开始吃饭饮酒，约当晚9时结束，13人共饮了自带的白酒9斤，大家饮的酒量比较均匀。晚宴结束时，其他几人离席先走（有的去卡拉OK，有的回家），而陈某湾、莫某均、周某润发现周某华醉酒了，便一同用车先送周某华到周某润家中休息，打算待周某华酒醒后再送周某华回家。 到周某润家后，莫某均、周某润将周某华醉酒并安排在周某润家休息的情况分别电话告知了周某华的父母和妻子。当晚约11点半，陈某湾、莫某均见周某华无异常，便回家了，由周某润和其家人照料周某华。次日凌晨3时左右，周某润发现周某华没有了呼噜声，觉得有点不妥，便让女儿打120、110并通知周某华的家人及陈某湾、莫某均。医护人员赶到后，对周某华进行了抢救，然而周某华因酒精中毒，心跳、呼吸骤停，于2008年2月26日4时30分经救治无效死亡。 在原审庭审中，古某媚、李某、周某田、周某欣主张陈某湾、莫某均、周某润没有尽到通知义务，只是在周某华酒精中毒发生恶化之后才电话通知周某华家属称周某华酒精中毒，也没尽到悉心照顾的义务，导致周某华错过了抢救的时机。 原审法院认为，应以普通人的标准来衡量，不能以医生的标准来要求，否则对陈某湾、莫某均、周某润而言是苛求和不公平的。周某华醉酒后熟睡并打着呼噜，并无其他异常，陈某湾、莫某均、周某润据此安顿其睡眠而不送去医院，符合日常生活习惯和常理。周某润凭熟睡中周某华呼噜声的停止，判断周某华可能出了问题，是常人的合理注意，但此前作为普通人的是难以甚至无法预知周某华会发生酒精中毒死亡。况且，周某润在发觉周某华可能不妥后，及时告知周某华的家人并打120救助。因此，从陈某湾、莫某均、周某润的系列行为，可认定陈某湾、莫某均、周某润已尽了注意、通知及照料的附随义务，周某华醉酒后，陈某湾、莫某均、周某润并无过错。 综上所述，周某华醉酒后发生酒精中毒死亡，是其本人不控制、过量饮酒造成的，是唯一的过错方，陈某湾、莫某均、周某润对周某华的死亡无过错，因此，死者家属要求陈某湾、莫某均、周某润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周某华家属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东莞中级法院。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从陈某湾、莫某均、周某润的系列行为，可认定陈某湾、莫某均、周某润已尽了注意、通知及照料的附随义务，周某华醉酒后，陈某湾、莫某均、周某润并无过错。而作为周某华本人，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过量饮酒的后果，周某华无法控制自身的行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例二】醉酒死亡引发民事赔偿案 近来，因醉酒死亡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时有发生。各方当事人对此类案件的看法、态度虽不尽相同，但赔偿义务人无不感到非常冤枉。而各级法院的判决结果也相差甚远。诸多新闻媒体对此类案件的审判结果也给予高度关注，并引发了“面对醉酒者，我们怎么办”的讨论。最近，笔者承办了一起以张某（女）及其两个女儿为原告，以与死者薛某（系张某之夫）一同喝酒的刘某等六人为共同被告的人身伤害赔偿案件。该案现已尘埃落定，笔者作为此案被告的代理律师，经过缜密的法律分析，成功的将诉状中六名被告承担全部法律责任降低为承担20％的次要责任。
一、案情简介
原告张某（女）及其两个女儿。
被告刘某、李某、容某、周某、马某、常某六人
二00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十八时三十分左右，被告刘某、李某、容某、周某、常某与马某（马某、刘某、李某、容某、周某为同学关系）约好去某工厂附近的四川园林饭店吃饭。五人坐下后，薛某（男，四十岁，某工厂工人，系张某之夫，与被告刘某、李某、容某、周某、常某为同一车间，但吃饭前刘某、李某、容某、周某、马某五人与薛某不认识）也进入了该饭店，因薛某与常某相识，就和五被告坐在了一起，后马某也赶来参加。七人开始吃饭并喝酒。约三十分钟后，容某喝了一杯酒因有事先行离开。剩余六人继续吃饭、喝酒，共计喝了叁瓶白酒，两瓶啤酒，其中李某自己喝了两瓶啤酒。二十一时许，周某结帐后与李某、常某一同离开饭店。十分钟后刘某离开饭店。约五分钟后马某与薛某一同离开饭店。马某发现薛某有些醉意，便建议薛某去工厂的单身宿舍休息，并叫来李某、周某一同扶薛某上楼到周某与常某的宿舍（324房间）。薛某上床后，常某问他“喝水吗？”薛某答“不喝”；常某又问他“你睡吗？”
薛某答“睡吧”；常某又问他“脱衣服吗？”
薛某答“不脱”。后薛某、周某睡了。薛某睡觉时一直打呼噜。常某到半夜时才睡着。大约凌晨三时，周某、常某发现薛某头部及上半身斜躺在地上，脚搭在床上，呼叫不应。周某立即拨打“120”并向车间领导进行汇报。薛某经“120”抢救无效死亡。二00四年十二月三日，某市公安局出具了（2004）冀石公刑技法字第129号《关于薛某的尸体检验报告》：尸表检验，死者只穿兰内裤。尸长165㎝，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皮肤呈白色，黑发长8㎝，冷冻缓解尸体，中度腐败。双眼角膜浑浊，瞳孔不能透视，睑球结膜苍白，鼻孔有出血，左口角有血迹，耳无异常。左颞部有4×2.5㎝表皮剥脱伴皮下出血，左额部眉外上有0.5×0.5㎝表皮剥脱。尸表其余部分未见损伤。解剖检验，切开头皮，头皮下及双侧颞肌无出血，颅骨无骨折。切开腹腔，可见心肺表面有点状出血，胃内有暗红色稀粥样胃内溶物，有酒味，腹腔及其它脏器肉眼观未见明显异常。取出舌、喉、气管见喉头粘膜明显出血水肿，气管内无异物。取心内血5ml备检。理化检验，TXY-I酒精定量检测仪检验心内血，酒精含量为104.49mg/100ml。检验意见：1、根据死者左额、左颞及左耳后损伤的性状、特征，符合钝性外力所致，磕碰擦蹭可以形成，损伤轻微属非致命伤。2、根据理化检验结果死者心内血酒精含量为104.49mg/100ml，说明死者生前曾大量饮酒。3、根据解剖检验见喉头明显充血水肿，结合心肺表面点状出血等分析，薛某符合喉头充血水肿引起窒息死亡。4、建议进一步做病理检验（家属不要求进一步做病理检验）。

原告认为，被告刘某、李某、容某、周某、马某、常某明知薛某已经严重醉酒，而没有将其送交家属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却将其放到单身宿舍置之不理，从而导致薛某因醉酒致喉头充血水肿引起窒息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六被告共同过失致人损害，造成薛某死亡的严重后果，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认为，第一、二00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晚六人聚餐时并没有主动约请薛某，薛某是碰巧遇上主动坐到六人的桌上的，六人也不好意思撵他走。席间大家都是自行倒酒，并没有人劝酒，且在自己认为本人已经吃好喝好后自行离开。当马某发现薛某喝酒过量后建议其到工厂宿舍休息，并与周某、李某将其扶到周某与常某的单身宿舍休息时，薛某的意识清楚。且马某、李某、周某、常某当时也大量饮酒。在马某、李某、周某、容某、刘某饭前与薛某不认识，薛某没有告知其家庭住址，薛某妻子的电话关机的情况下，李某、周某、常某让薛某在单身宿舍休息的行为已经尽到了善良照顾义务。第二、薛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酒量及身体的健康状况有深刻的认识，薛某醉酒是自己贪酒造成的。责任应由其自己承担。被告六人对其没有进行照顾和看护的法定义务。第三、薛某的尸检报告表明虽检测到其生前曾大量饮酒，但在没有明确薛某的死亡原因是酒精中毒的情况下，薛某的死因不能确定，薛某生前饮酒与其死亡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故原告诉被告侵权证据不足。第四、薛某一夜未归，其家属没有采取任何寻找措施，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综上所述，六被告对薛某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认为，死者薛某作为成年人应当预见到过量饮酒的危害，对于酒后猝死的严重后果本人应承担主要责任。薛某与刘某、李某、周某、马某、常某五被告同桌饮酒后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有可能造成伤害，其后行为和同桌饮酒人之间产生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刘某等人没有将其送交家属或送到医院救治，未尽到及时救助义务，应承担次要责任。被告容某喝了一杯酒后即先行离开，其对后面饮酒及其它情况不知，故不应承担责任。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刘某、李某、周某、马某、常某连带承担20％的赔偿责任。宣判后,原告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笔者作为六名被告的代理律师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法律分析：六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是：六名被告的行为与薛某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失。

笔者认为：根据案情，七人开始吃饭约三十分钟后，容某喝了一杯酒因有事先行离开，其对后面饮酒及其它情况不知，故不应承担责任。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判决容某不承担任何责任。
对刘某、李某、周某、马某、常某五人的行为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1、因果关系，是指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目前，关于因果关系存在两种学说：直接因果关系学说和相当因果关系学说。直接因果关系又称为狭义因果关系，它要求以哲学上严格意义的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行为的要件。由于互为因果关系的条件在现实中，很难穷尽，缺乏可操作性，且极易导致受害人难以获得侵权行为法的救济的情况。故，专家、学者认为采用直接因果关系学说是不符合法律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精神的。我国学者杨立新将其概括为一个三段论：“大前提：以行为时社会的一般智识经验，此种行为能够引起此种损害结果；小前提：现实中，此种行为已经引起了此种损害结果；结论：那么，此种行为为此种损害结果发生的适当条件。既然如此，此种行为与此种损害结果之间为有相当因果关系。”

笔者认为：大前提－从社会的一般智识经验，可知大量饮酒能够引起饮酒者死亡的后果；小前提－事实上，薛某大量饮酒后已经死亡；结论－薛某生前大量饮酒是导致其死亡的适当条件。因此，五被告与薛某一起饮酒的行为与薛某的死亡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一审法院采纳了笔者的观点，认为“薛某与刘某、李某、周某、马某、常某六被告同桌饮酒后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有可能造成伤害，其后行为和同桌饮酒人之间产生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了薛某的死亡结果与五被告与其一起喝酒及酒后的管理具有因果关系。

2、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而且能够预见行为具有加害他人的危险性，却依然实施该行为的心里现象。过失实质体现了行为人的自主参与，因而是构成侵权行为的基本要件。过失是一种不注意的心里状态，是对自己注意义务的违反。注意义务分为两种情况：一般注意义务和特殊注意义务。一般注意义务是一般社会交往中产生的注意义务；特殊注意义务是特定关系中产生的注意义务，如司机、医生等特定职业者的注意义务。我国民法学家佟柔认为：“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过失，必须以行为人是否应当注意、能够注意却未注意为依据。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客观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应当注意和能够注意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应当注意和能够注意的标准，也应当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笔者认为：首先，过失的判断以行为人对受害人的利益负有注意义务为前提，在注意义务存在的前提下，过失的判断就应取决于注意的程度即违反注意义务。在作出具体判断时，应结合行为人的年龄、职业、行为发生时行为人的生理、精神状态、以及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条件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其次，就本案而言，前面笔者已经论述了薛某的死亡与五被告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必然产生五被告对薛某的注意义务。因而，五被告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失，取决于在当时条件下五被告对薛某应注意到何种程度方为一个善良公民已经履行了真诚注意、谨慎的行为义务。其次，就本案而言，前面笔者已经论述了薛某的死亡与五被告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必然产生五被告对薛某的注意义务。因而，五被告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失，取决于在当时条件下五被告对薛某应注意到何种程度方为一个善良公民已经履行了真诚注意、谨慎的行为义务。判断刘某等五人是否存在过失的主要条件（案件背景）因素有：①刘某等五人与薛某之间互不了解；②席间没有人劝酒；③薛某饮酒的同时，刘某等五人也喝了酒；④被告马某发现薛某醉酒时，在不知其家庭住址且与其家属不能取得联系并征得其同意得情况下，与周某、李某一起扶他到周某与常某合住的宿舍休息；⑤薛某睡前常某关切得询问其“喝水吗？”、“脱衣服吗？”时，薛某明确答复了常某；⑥薛某睡后一段时间常某才入睡；⑦刘某、常某等五人均不是医务人员；⑧在发现薛某情况异常后，立即拨打“120”进行救治。笔者认为在综合上述条件，由于常某等五人均不是医务人员，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医学知识是非常有限的，法官在判断其五人对薛某的注意程度时的判断标准不能以特殊注意义务即一个医务人员通常情况下应具有的智识与经验作为判断标准，而应以一般注意义务为标准即一般社会交往中产生的注意义务。通常情况下，常某等五人应该都知道酒精中毒可能会出现致人死亡的后果，在常某等五人没有喝酒且精神状态正常的情况下，把一个因醉酒而神智不清或者控制、辨认能力降低的人交其看管，如果存在常某等五人应当预见到如不及时送医院救治醉酒者可能死亡的后果而没有预见到的条件；或者虽然已经预见到可能会发生这一危害结果，但是基于日常生活中时常发生醉酒的人睡一觉后即行恢复的情况，认为该醉酒者亦能自行恢复，不会发生醉酒者死亡的危害结果的条件下，导致醉酒者死亡，应该认定常某等五人没有尽到一般注意义务，构成过失。但是，本案的案件背景显示，常某等五人当时也处于刚刚喝了酒的状态，从公平角度讲，法官在确认死者薛某酒后控制、辨认能力降低的条件下，亦应认定一同喝酒的常某等五人酒后也应存在控制、辨认能力降低的条件。在此条件下，法官要作出正确的判断不应以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通常情况下会如何作出判断为标准，而应当考虑的是喝酒后的人在同等条件下会如何处理此事。会不会将另一个尚能表达明确其意思的醉酒者送往医院救治，如果能，则常某等五人有过失，如果不能，则常某等五人无过失。笔者认为，事实上，喝酒后的人在同等条件下对另一个尚醉酒者的生理条件、健康状况很难作出正确判断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结合本案，在死者薛某睡前，常某问他“喝水吗？”薛某回答“不喝，睡觉吧”。常某又问“脱衣服吗？”
薛某回答“不脱。”之后，薛某入睡，打起呼噜。薛某睡后一段时间，常某才睡。至此，笔者认为，常某在酒后，在薛某入睡前，能对其关切的进行询问，在得到薛某明确的回答且薛某已经入睡后其才睡觉，就已经尽到了一个善良之人的注意义务，是符合社会公共道德所要求的行为准则的，常某酒后能对薛某关注到这个程度已经足矣。因此，常某等五人在本案中没有过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五被告对薛某的死亡结果的发生并不存在过失，但是由于与五被告与其一起喝酒及酒后的管理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因而可以认为五被告对于薛某的死亡结果的发生应当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也正是基于此判令醉酒致死的薛某承担80％的主要责任，与其共同饮酒的五名被告承担20％的次要责任。

参与者可以分担一部分的民事责任，但酒醉身亡者自己要承担大部分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首先应该看BC的主观心态，如果是故意行为，则需要承担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的责任。
如果不是故意行为，就不涉及刑事上的责任，属于民事责任，而且A占主要责任，因为ABC属于共同过错，应该分担责任，其他两人只要作出适当赔偿。
如果A家人已经索要赔偿了，那么基本上BC就可以以后与此时没什么关系了，但最好与A家人签订一分协议之类的，基本上就可以脱清干系。

他们应该预见到喝酒伤身，却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属于过失致人死亡，应负刑事责任。

不负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有判决承担部分民事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