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历史意义及读后感？

首先，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为后来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想观点，教育党和红军要看到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本质，而不要被反革命暂时的强大的现象所迷惑，是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的雏形；

第三，毛泽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句成语描绘了中国革命高潮必将到来的景象，同时用三个句子生动的句子描绘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景象：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通过形象化的描绘，毛泽东批评了当时党和红军中存在的悲观右倾的思想，同时也告诫不能患有左倾急躁病，进而号召党和红军满怀必胜的革命信念和意志、开展切合中国革命实情的革命武装斗争，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感受

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所谓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的这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时安定了不知多少党内的同志，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这星星之火，使胜利的红色旌旗飘遍中国，点亮了中国革命的灯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我们党凭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艰苦奋斗作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年代背景：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给林彪一封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
那时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行动问题上，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有些党员从主观主义出发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结果，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历史意义和感受：
那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也是弱的。这样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党内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也是很自然的。但若从实质上看，那便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所谓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的这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时安定了不知多少党内的同志，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这星星之火，使胜利的红色旌旗飘遍中国，点亮了中国革命的灯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党凭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艰苦奋斗作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内容：
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思想，指出：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二、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1928年底到1929年初，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三次“会剿”，好象很有力量，其实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十分露骨，军阀混战业已形成，实质上这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降，革命潮流开始复兴。四、现实的客观情况是，各种矛盾都向前发展了，全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毛泽东在信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