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仙女故事是怎么来的？

始于西汉中叶的一个古镇，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流传着董永与七仙女的传奇故事。而与这个传奇故事有关的地名传说却更为当地群众所津津乐道，久传不衰。

西溪镇西北角有一小村庄，叫“董家舍”。传说，东汉初年董永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早在南宋时的《方舆胜览》中就有记载：“海陵西溪镇，汉孝子董永故居。”

清嘉庆《东台县志》详载：“汉董永，西溪镇人，父亡，贫无以葬，从人贷钱一万，以身作佣……”。所以说“董家舍”与董永有关是有一定依据的。

西溪镇北有一水塘，叫“凤凰池”，昔日池水碧波荡漾，清澈见底。传说王母娘娘的七个女儿常来此沐浴。传说七仙女深为董永的勤劳和孝心所感动，一日在众姐姐的帮助下，乘鹤下凡来到人间，七仙女乘鹤下凡之处，得名“鹤土仑，即今台南镇社东村，东庄叫“鹤东”，西庄叫“鹤西”。

扩展资料：

《搜神记》称七仙女为“天之织女”。七仙跟织女星一样，是织布的仙女。

在文化典故里，色彩主要跟裁衣染色有关。在后期民间传说，包括明代小说《西游记》，都认为七姐妹的形象正好能分配多种色彩。七仙在后期跟色彩有关。

汉代一直到明代的中国主流神话里，七仙女与玉皇无关。玉皇家族始见于明清，仿羌族天父木比塔家族，认为玉皇有三个公主，或有说九个，并非七仙女；

玉皇公主为三花聚顶之女神，生育了杨二郎，这是民间为杨二郎出身而创作的主流神话。直到清末，在一些新出现的小众说法里，七仙女才有时与玉皇诸公主混淆。见清末的一些戏曲。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七仙女

　　1、七仙女神话传说中王母的七个女儿。《西游记》里七仙女的名字是：红衣仙女、青衣仙女、素衣仙女、皂衣仙女、紫衣仙女、黄衣仙女、绿衣仙女。《西游真诠》中称她们是王母之女。
　　2、七仙女，传说是七位仙女中最小的一个，她最心灵手巧，且心地十分善良。一天，七仙女得知丹阳境内（今安徽马鞍山博望区董山里村）有一年轻人姓董名永，因家贫无钱安葬死去的父亲，只得卖身为奴。七姐深受感动，私下天庭与董永结百年之好，在大槐树下成就姻缘。可惜作媒人的大槐树一时高兴，把"百年好合"说成"百天好合"，害得董永七姐只有百日缘分。七姐用巧手金梭织出了10匹锦绢赎出了董永，准备整治家园恩爱白头。不料玉皇大帝得知十分震怒，急召七姐回天，七姐不得不忍痛飞去。她的织布校化成了飞梭石，织机留在了人间，人们在夜深人静时仍能听到"咔喳、咔喳"的织机声。每年正月十五的晚上，身着盛装的姑娘聚集在飞梭石旁，手捧针线盒向七姐乞巧，唱乞巧歌。唱完乞巧歌后，还要询问年成好坏、吉凶如何、能否婚嫁等事宜。

　　3、神话传说
　　七仙女三国魏曹植《灵芝篇》云：“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户，不知何用归。天人秉至德，神女为秉机。”即董永与七仙女故事最早之文献记录。黄梅戏及川戏等均本之，略云董永家贫，卖身葬父。天女七仙女爱而怜之，私下凡间，于槐树下与永结为夫妇，同至傅员外家织锦偿债。百日期满，方拟还家共建未来美好生活。玉帝忽遣天神往敕七仙女返回天廷。七仙女恐董永受害，只得与永别于缔婚之槐树下，洒泪归天而去。
　　4、豫章郡新喻县的一个男子，看见田间有六七个女子，都穿着羽毛做成的衣服。他不知道她们是鸟，就爬上前去，拿了其中一个女子脱下来的羽毛衣服，取来把它收藏了。接着就走近那几只变成了女子的鸟。那几只鸟各自飞跑了，只有一只鸟不能飞走。这男子就娶了她当作妻子，一共生了三个女儿。她后来让女儿去问父亲，才知道那衣服藏在稻垛下，她找到衣服，便穿上飞跑了。后来她又来迎接三个女儿，女儿们也都飞走了。
　　原文：
　　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搜神记》

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1950年，这个传说有赖于黄梅电影《天仙配》而大扬于天下。2002年10月26日中国邮政局发行的一套邮票《民间传说———董永与七仙女》，更是扩大了这个传说在当代生活中的影响度。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对传说中的两个主人公董永与七仙女的来源则不甚清楚。董永一角是来源于历史人物还仅是传说人物？唐宋以来，博兴、孝感、丹阳、东台、通州、蒲州、河间等地都称有董永遗迹，可见人们并不认为董永是可考的历史人物。至于七仙女，至今仍有人将之混同为织女，到头来，董永与牛郎之间的关系便难以理清。

董永遇仙传说发生于东汉中叶，支持这个结论的可靠材料过去只发现了三条，第一条见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修建的今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梁祠石刻，该石刻上有董永孝养父亲的画像，但是画像中还没有出现仙女的踪影。第二条是魏曹植乐府诗《灵芝篇》：“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第三条见于东晋干宝《搜神记》卷1：“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董永上工的路上遇到一个女子，那女子要与他成亲，董永推脱不了，便一同来到主人家。妇人“能织”，“一旬织缣百匹”。帮助董永偿清债务后，便与之告别了。临行之时，她向董永交了底：“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偿债尔。”
其实，董永是实有其人的。笔者发现，历代史料中至少记录了四个名叫董永的人。第一个董永记在《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有一个叫做董忠的人，因为告发别人的一个阴谋而立功，被汉宣帝封为高昌壮侯。后来他的儿子董宏、孙子董武又相继为侯。西汉末年，董武为王莽所废。幸运的是，27年之后，东汉光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复封被王莽所废的西汉故侯时，建武2年（公元26年）高昌侯第四代（玄孙）董永又被朝廷找到，再度封侯。《汉书》明确记载，董永生活于“千乘”（今山东青州，即高昌侯国所在地），与《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汉董永，千乘人。”因这条材料记在《表》中，且非常简略：“侯永绍封”，历来不为人所知。第二个董永生活在东汉末年。最早记下这个董永名姓的材料首见于南宋人娄机所撰的《汉隶字原》卷1：“孟郁尧庙碑阴。碑云：刊碑勒谍。碑皆载仲氏父祖兄弟子孙所历所终之官，独有一董永为异姓。”若此碑文所录不误，可以确定，公元167年左右今山东曹县（济阴）之地有一位大约五十上下的乡绅董永其人。第三个董永在唐代，《新唐书·孝友传》记载河间有一个孝子董永，曾受到朝廷旌表。第四个董永在宋代，《宋史·董槐传》的传主董槐是南宋的名相，他的父亲叫董永。
以上四个董永，只有两汉之间的那个董永最有可能是传说主角的历史原型。董武被废后不久，正逢乱世，山东犹受其害，董武父子生活艰难自不必说，即所谓“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所谓“遭”家贫，只能说明原先董永并不家贫，后来因发生变故，所以致贫；如若原就贫寒，父老岂有“遗财”？董永在贫寒中能“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正是他孝行的体现。
高昌侯董永与传说中的董永之间至少有五点重要的吻合之处：（一）二人姓名相同。（二）从时间上看，前者与武梁祠壁画，曹植、干宝的记载均不矛盾。（三）从地点上看，前者与武梁祠画像题记、干宝《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皆为“千乘人”。（四）二人都与“孝”有关。尽管高昌侯董永的孝行只是笔者的推测，但“孝”作为高昌侯的传家宝却是史实，所以这种推测有合情合理的一面。（五）二人的生活条件有相似之处。高昌侯董永在父亲被废之后、自己未封之前，有27年的贫寒生活经历；传说中董永家境本来似乎不贫，后来才破财。因此可以认为，董永遇仙传说极有可能是以两汉之间的历史人物高昌侯董永行孝、封侯的史实为材料，杂糅东汉时期的神仙观念而形成的。因后人不知它的历史渊源，所以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失真，以致到了东晋时，干宝只听说董永“少偏孤，与父居”的故事，而对他的家世则一无所知了。
至于七仙女，曹植之诗称她为“神女”，《搜神记》中她自称“天之织女”。而在《搜神记》成书的东晋时期，牛郎织女的传说已经成熟并得到广泛的传播。今存晋代到唐代的董永遇仙传说材料几乎是空白，也许正好说明牛女传说的巨大影响抑制了董永传说的传播。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既然牛郎已经与织女结缘，那么董永怎能再与之结为夫妇呢？
敦煌残卷《董永变文》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变文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织女已经从一个演变成三个了！董永的儿子董仲长到七岁，受人羞辱，要找母亲，一个道士孙宾告诉他说：“阿耨池边澡浴来，先于树下隐潜藏。三个女人同作伴，奔波直至水边旁。脱却天衣便入水，中心抱取紫衣裳。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时纵见小儿郎。”织女变成三个的契机，一方面是为了与牛女传说划清界线，另一方面也是以天上星象为依据的。织女星本有三颗，位于银河岸边，三星呈三角形排列。虽然有了三个织女，到底还不能与牛郎之妻截然分开，也不能确认哪一个织女是董永之妻。到了宋代，这个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明代人所编的一部载录宋元旧话本的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在中国早已失传，20世纪初由日本传回国内，书中保存着一篇完整的话本小说《董永遇仙传》。董永的儿子董仲舒为了寻母，道士严君平指点道：“难得这般孝心。我与你说，可到七月七日，你母亲同众仙女下凡太白山中采药，那第七位穿黄的便是。”董永所遇的仙女第一次成了“七仙女”。从此之后，明清以来的各种地方戏中，董永所遇的仙女都叫七仙女了。织女一下子变成了七位，那么在天上，她们又是什么星宿的化身呢？
笔者发现，在中国古代星象学中，天上以“七星”命名的一共有十三组：北斗七星、紫微垣华盖七星、太微垣常陈七星、天市垣七公七星、东方亢宿折威七星、北方女宿扶筐七星、北方危宿车府七星、西方奎宿外屏七星、西方奎宿天溷七星、西方昴宿昴七星、南方鬼宿天狗七星、南方星宿星七星、南方轸宿青丘七星。这些星宿都有自己的特定功能，其中北方女宿扶筐七星的功能是：“东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劝蚕也。”（《晋书·志一》、《隋书·志十四》）、“扶筐七星，为盛桑之器，主劝蚕也，一曰供奉后与夫人之亲蚕。明，吉；暗，凶；移徙，则女工失业。彗星犯，将叛。流星犯，丝绵大贵。”（《宋史·志三》）
得名较迟的“扶筐七星”，首见于《晋书》，而《晋书》、《隋书》均为唐人所修，则此星大致得名于六朝之后。唐宋时期，扶筐七星的主功能是非常明确，为人间桑蚕、纺织的主星神。因七星相围如采桑之提筐，所以得名“扶筐”，即“盛桑之器”。《宋史·志三》还说：“织女足常向扶筐，则吉；不向，则丝绵大贵。”元人所修的《宋史》对之记录甚明，可知当宋末元初扶筐七星主桑蚕之功能在民间定有流播。而首出七仙姑的《董永遇仙传》正出于宋元之际。可知，扶筐七星的纺织功能及吉凶预兆上的反映正是七星姑形成的星辰源典。这种民俗认定与宋元话本《董永遇仙传》中首次出现七仙女身影在时间与寓意上都是非常吻合的。因此，唐宋之后，民间观念中织女与七仙女才能不相混同，牛女传说与董永传说则自然分离开了。
不过，今天民间观念中的所谓“姑儿星”，其实指的是昴七星（昴星团），但在唐宋时代，这种观念还没有形成。唐代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说：“昴七星为髦头，胡星，亦为狱事。明，天下狱讼平；暗为刑罚滥。六星明与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摇动若跳跃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见，皆兵之忧也。”可能是，后来人们因为找不着“七仙女”的星宿身份，便将之附会到看上去挤成一团的昴七星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