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１９４５年去东北，到底是干什么的？

是为了强迫和中华民国代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

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及其外长签订了关于日本问题的秘密协定，亦称“雅尔塔协定” 。

1945年4月，苏联宣布废除 《苏日中立条约》，8月8日，对日宣战。8月9日，苏军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8月14日，中华民国代表被迫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扩展资料：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背景：

根据美﹑英﹑苏三国于1945年2月达成的《雅尔塔协定》，1945年6月27日，中国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偕外交次长胡士泽以及沈鸿烈、钱昌照、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等人和蒋介石特派随员蒋经国，由重庆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

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苏共领导人斯大林进行谈判。双方经过十次会谈。

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宋子文已辞去外交部长职务）和苏联政府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及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附件，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等。

根据条约原文，中华民国政府允许将依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人民在外蒙当局与苏联的监视和控制下进行公民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独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联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来自雅尔塔的承诺

　　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雅尔塔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三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斯退丁纽斯和艾登。这是苏、美、英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举行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一共开了八次首脑会议，四次工作午餐或晚餐会议，多次双边会谈，多次外长会议。

　　会议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问题。早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过：“一旦德国最后垮台，那时就有可能把必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然后我们就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确表示在对德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当时，三方还就苏联出兵东北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试探性的会谈。

　　当年在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时，一位英国人曾这样说过：“在亚洲获得一个不冻港作为铁路的终点站，可能是俄国合理的愿望。而当这生效时就意味着俄国大大增加在亚洲的武装力量；……拥有一个不冻港就意味着，这条铁路直达那个港口穿过的那整个地区都将成为俄国的了。”

　　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也说了同样的话：“像俄国这样一个巨大的陆地应当有一个不冻港。”毫无疑问，这句话正中斯大林的下怀，所以他问丘吉尔：“在远东能够为俄国做些什么？”丘吉尔回答说，他对苏联关于远东不冻港的看法感兴趣。罗斯福则明确告诉斯大林，自由港的主张可以适用于远东地区，他还举例说，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斯大林对此表示赞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那将是不坏的。”

　　在雅尔塔，2月8日，斯大林同罗斯福秘密讨论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出兵的条件，他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继续说：“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2月10日，莫洛托夫将斯大林关于苏联出兵的条件协定草案递交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当天，斯大林同罗斯福再次会晤，对草案作了修改，成为正式文本。但是，斯大林向罗斯福表示，大连不能成为国际港口，苏联需要得到旅顺港周围的海军基地。

　　英国没有参与协定草案的制定，美、苏两国也没有同英国商量。但是，2月11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却邀请丘吉尔在协定书上签字。直到这时，丘吉尔才看到了协定的文本。于是，这个协定就成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雅尔塔协定)》。

　　《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1. 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 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予恢复，即：

　　a) 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b) 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

　　c) 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 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时光荏苒，转眼间，雅尔塔会议距今已经60年了。它留给后人评论的东西太多，正如当年英国外交部长艾登所说：“这里是一个将来国际上的是非窝。”艾登还批评罗斯福，说他热衷于同斯大林搞“秘密谈判”，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苏美双方约定，对协定要严格保密。以致罗斯福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否认这个协定的存在。

　　1945年8月14日，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这天，中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果说《雅尔塔协定》的签订促使苏联出兵东北，那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则是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之后的直接产物。

　　此刻，用“十分得意”来形容斯大林一点也不过分。他兴致勃勃地走到地球仪旁，用手指推动地球仪，向莫洛托夫描绘了苏联的边界线，他的眼光随同他的手指在苏联东部版图停住了：“这边怎么样呢？千岛群岛如今是我们的了，库页岛全是我们的了，您看，多棒呀！就连旅顺口、大连都是我们的了。”说到这，斯大林吸了一口烟，缕缕烟雾渐渐地飘散开来。斯大林意犹未尽，又用烟斗沿着中国东北划了一条线，激动地说：“就连中长铁路也是我们的了。中国、蒙古——一切正常……您瞧，对我们的边界我还能不满意！”

1945年苏联拆运中国东北机器设备史实 3 文章提交者：公冶平2008年01月14日 星期一 19:14合众社:东北不复为富庶工业区,“九一八”后日本辛苦经营之结果,已尽付东流,盖东北无数工厂,已被按部就班搬运一空,各种机器,不论大小,自火车头至旋凿,皆被苏军当作战利品车载而去。苏联也是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照理说它应对同样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中国充满同情,可它为什么如此野蛮地摧残东北的工业呢?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向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透露,苏联对东北之经济“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也就是说保证苏联的国防安全是它对东北一切经济要求的核心。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怀有恐惧心理,用董彦平的话说,就是苏联对东北抱有“过分的安全感”。抗战期间,日本对苏联进行了两次军事挑衅,一次是哈桑湖事件,一次是诺门坎事件,日军都是以东北作基地,发起挑衅的。斯大林对此不能不铭记在心。他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苏军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所以日本一投降,驻东北苏军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东北工矿、企业下手了。为了自身的安全,哪里还顾得上中国的民族利益!苏联拆运机器设备的总价值到底有多少,有各种统计数字,如(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库藏史料中的有关资料、中国记者的统计资料、鲍莱调查团的统计资料和东北工业会及日侨善后联络处(下称“东北工侨”)的调查资料都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数字。这些数据中统计数字的出入主要因调查详略和货币换算不同所致。例如,鲍莱调查团的资料,当时认为是权威性的,但事后发现,鲍莱的调查并不全面,首先,许多地方就没有去调查,而且换算也有失误之处,据鲍莱的估算,苏联拆运所造成的损失为895,000,000美元。相比之下,“东北工侨”善后联络处的调查就更准确一些。该处于1946年冬组团,对东北工业所受损失的情况作了更为详尽的调查。调查团各组有21名前东北各事业高级主管,了解实际情况,判断事实与估算方法也比较可靠:损失程度以恢复原状估计,损失额折合为美金,以珍珠港事件前10年美金与日圆的比率和1934—1945的10年中机器和材料的物价指数折算,100日元等于23.53美元,机器价值均摘自各厂账簿。按“东北工侨”的统计,损失为1,236,211,000美元。但占东北企业三分之一的日本陆军企业并未包括统计之内,如加上这部分损失,总计不下于2,000,000,000美元(币值以战前为准)。“东北工侨”的调查,凡与鲍莱报告出入较大之处,均说明理由。例如,关于非金属工业方面的损失,鲍莱的数字为10,000,000美元,“东北工侨”为60,815,000美元。“东北工侨”解释说,鲍莱团仅述及大矿二所及小矿若干之损失,“而本团则亲至大矿十四处详细调查,求得其损失如上,此外尚有大矿十家,无法前往,其损失如何,亦无从探知”。而电报电话方面的损失,鲍莱的数字则大于“东北工侨”的数字,“东北工侨”也如实作了说明:鲍莱得出损失为25,000,000美元的数字,是因为鲍莱团假定全部损失为全部投资额的60%,“本团(“东北工侨”)查得满洲电讯之投资几集中于新京、沈阳、大连三处,而遭受损失者亦以上述三处为重,达18,500,000日元之多,如以4.25除之,则得是4,588,000美元”。这种追求实际、不追求数量的调查资料当然具有说服力。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对苏经济合作代表张嘉 一到东北,就按照政府指示,向苏方声明,东北日资产业应作为日本赔偿的一部分,归中国所有,并对苏联大肆拆运东北机器设备,提出质问。苏方一口咬定,凡为关东军服务过的日资企业都是苏军战利品,毫不让步。1945年底、1946年初蒋经国访问莫斯科,直接要求斯大林取消“战利品”的说法,因为中国人感到耻辱。斯大林以取消战利品的说法将使苏联军人感到耻辱为由,把蒋经国给顶了回来。此后,苏联领导人和苏联学者一提到这次大拆运,总是理直气壮,还编造了种种理由,毫无歉意。其实,苏联这样做,即违反公理,也违反法理。首先,所谓东北敌产(日本产业),不同于日本本土的敌产。据张嘉 调查,东北敌产中相当一部分是东北人民的财产。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发行钞票130亿元,其它发行的公债、邮政储金、人民存款尚有二三十亿元。这样,中国中央政府对东北人民将负有一百五六十亿元的债务。而东北全部工矿如数保存其现有财产,不过百亿。根据这一基本事实,张嘉 提出,“满洲所有敌产应以抵偿所负人民债务,如有剩余,应以之赔偿中国八年抗战之损失。故一切敌产,应归中国没收”。苏联谈判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则根据被苏军扣押的前日本在东北的企业负责人所提供的数据,说被苏军指定的日资企业,日资占70%以上,而华资占30%以下。即使按苏方的统计数字,30%的中方资产也不能被作为敌产白白没收而去。于是,苏方提出,将被它拆运剩下的机器设备的一半,作为苏联对华友好的“礼物”,无偿赠予中国,与中国共同经营。实际上,还是全部没收。

按照“雅尔塔协定”，苏联只有向日本宣战，才能获得美、英两国答应给予的好处。此时的“满洲”像一颗熟透的桃子，那里的关东军精锐早已调往太平洋战场损失殆尽，剩下的只是一支由日本侨民中的退伍军人、学生、公务员等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已不难对付。不过因为那里是中国领土，斯大林一直想让蒋介石主动“邀请”自己出兵中国东北，但因为提出的“好处费”要价太高（最主要是外蒙古问题），而且日本已是穷途末路，即使苏联按兵不动，日本人也撑不了多少时间了，所以蒋介石一直没同意发“邀请函”。8月6日，美国人在日本本土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它惊人的威力使得“大日本帝国”崩溃在即，而一旦日本投降，苏联就再没有理由出兵中国东北，“雅尔塔协定”答应分给的赃物也要全部泡汤。于是，不等中国政府同意，苏联人先下手为强，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同时大举进兵，满怀激情地尽了“国际主义义务”，苏联政府也没闲着，将归还东北和承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作为交换，迫使蒋介石同意苏联当局开出的所有条件，于8月14日由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中国东北获得种种特权，外蒙古从此被剥离出中国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