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文字“最常使用的符号大约共700个,到罗马时期增长到5000多个”,“埃及象形文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但象形文字的重要特点是既属于表意文字体系,又有声符号。而声符号原本也是表意符号。”③两河流域和埃及的表意兼表意古文字体系发展了一千多年后,以乌旮瑞特楔形字母文字、古波斯楔形文字、原始塞姆语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为代表的仅有22-40个辅、元音符号的、不再保留任何表意符号的字母文字才出现。埃及的单辅音符号看起来像是不包括元音的纯辅音符号,实际上它是一种省略了元音的音节符,因为读者在阅读需要时,必须自己加上元音-e-,如:象形字“房子”写成pr(音节写法p(e)-(e)r),只能读为per。埃及象形文字常用的声符中有27单辅音音节符(表示24个辅音和半元音),约80个表示两个辅音的音节符和约50个表示三个辅音读音的符号。埃及文字可以用这一百多个符号拼写单词,但其它约5000个符号都是不拼写词音而以字形表示词意而被赋予了词音的表意符号(语义符)。“绝大多数符号转化为声符号”明显是错误:难道100多个符号是5000多个埃及文字符号的绝大多数吗?况且,绝大多数声符号仍然兼有表意功能。即使在27个最基本的单辅音节符号中,大多数(约有18个符号)仍然保留了表意作用④:“口”形符作为声符读为无意义的音节r(e),但它同时可以当作表意符r(e)“口、嘴、话”;手形辅音符d兼作表意动词d(w)“给、放、打”和名词eret“手”;手臂形辅音符�0�7还作表意符“手臂”;水池形音符sh(e)同时也是表意符shai“水池”,面包形音符t也作单词t(e)“面包”,g音符可读作nst“容器座架”,h音符可以表示“院子”,f表示“角蛇”,s表“门闩”,k表示qma“芦苇”等等。其它的音节符号也同样:三道波纹可以用作双辅音节m�0�4,也可以读作塞姆语义符m�0�4“水”。埃及词典中记录了700个常用的语义符(字)和与拼写单词固定搭配的定义符(偏旁部首)⑤,分为25个大范畴:143个不同的男人形符号表示与人有关的语义概念、19个有关女人的语义和定义符、75表示男女神的符号、112个表示与人体有关的语义符、68个有关动物、65个是动物的身体部分、96个和鸟类有联系的符号、18个鸟类的身体部分、40个蛇和两栖类动物、18个有关鱼的符号等等,可以说埃及象形文字的字符不比汉字少多少! 埃及文中用音节拼写的单词基本上要和限定字意范畴的定义符合用(王博士称为“限定符号”),因此,可以确定埃及文的音符和意符搭配构词法和汉字中的“左形右声”的构字法的原理是相同的。王博士认为“从内在机理层面上比较一下hieroglyphic与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前者以形表音,整个文字体系的灵魂是拼音,后者则以形表意,字如其物,二者相去甚远,即“神离”。”这段令人惊讶的话暴露了王博士除了对表音和表意符并重的埃及文字了解肤浅外,对表音和表意并重的祖国文字的理解也十分粗糙。他不知道中文中带声符的形声字占80%以 上,不知还有许多“口”偏旁和无形旁的纯表音字(如:象声字“哗哗、扑哧”)、许多同音字代本字的通假字,许多特殊的表音字(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以及所有的代词、介词和助词(如:余、我、吾、尔、其、它、他、子、汝、你、朕、为、於、把、将、会、了、吗、吧、之、乎、者、也)等等都是表音字。中国学界前辈早就对中国字的表音用法做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唐兰将中国文字定义为象形、象意、形声(注音)文字,说:“指摘中国文字的人,同时也往往指摘中国语言,像:单音节,没有语尾,没有形式变化等,认为是低级的语言,可是现在的语言学家大都已不这样想了。中国文字的变为注音文字,而不变为拼音文字,显然和她的语言有关。一个字既然是一个音节,有一千多个声音符号(其中大部分就是意义符号),就可以把这个民族的语言通通写出来,又何须另外一套拼音的方式呢?”。 1934年,朱起凤先生编撰出版了300万字的中国古文献中的表音字词典《辞通》⑥。胡适先生在该书序中总结到:“朱氏认为假借有四例八用……假借的八用是:1、同声通写:如气作气,谊用义、率为帅。2、讬名标帜:如戊葵。3、单辞形况:如“率尔”“幡然”。4、重言行况:如“朱朱”“关关”。5、叠韵“窈窕”(ao)、“蒙戎”(e/ong)。6、双声连语:如“次且”“丛脞”。7、助语之词:如“能、为、於、焉”。8、发声之词:如“乃、若”。右四例之中,叠韵、双声、合音都自然倾向于造成“连语”。八用之中,第七第八(助语与发声之词)都是有声无字其假借之字,也都是“讬名标帜”,故此二类实同於第二,而“讬名标帜”其实又只是“同声通写”,故此四类单字的假借其实只是一大类而已。其余四种用法都是“连语”。在方法上,朱骏声用假借(“依声讬字”为假借)的原则来解释连语为字典学上的一大进步。”钱玄同先生的序说:“中国文字,在造字时虽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之法,而在用字时,则全不管字中所表示的形与义,但把它看作标音的符号而已。凡同音的字,都可以作为某音的音符,凡读此音的,随便写这些同音字中的哪一个都可以。”“但读古书者又当知道辞形歧异实在是中国文字上的弊病。你想,造字时既以形义为主,而用字时偏又抛却形义,专以音为主,凡同音之字皆可通用;既然以音为主,又不专制音标,分析音素,写成拚音文字,而把许多形义皆异而音同的字都认为此音的音符,以至一义一辞可以写成许多不同的字:这不是弊病吗?”“古今字之变迁,有先造专字而后写同音假借字者,有先用假借字而后造专字者,更有先用假借字,后造专字,最后又写同音假借字者”。 由于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文明产生于各种语言互相交融的近东地区,埃及人和苏美尔人经常用表意符的读音表示他们不理解的外族名字和词汇,这些拼写外国语言的表意符自然而然地演化成可以记录任何语音的声符。在苏美尔人用表意的楔形字去书写与他们混居的阿卡德人的名字及词汇时,一些固定记录阿卡德语音的原本为意符的字就获得了固定的音值(假借功能),后成为阿卡德语中的音节符或声符:ka“口”(意符)>代表ka音的音节符。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中的“定义符”和汉字中的形符(偏旁部首)多在声符的左面一样,多数放在声符的左面(前面),少数放在声符的右边(后面)。唯一不同的是,通常是单音节一个汉字只需要一个声符,因此中华文的形声字一般是一个声符和一个意符的合体(有少数多意符的字),而由于近东语言的词汇多是音节词,一词需两个以上的声符拼写,无法成为合体字,如:苏美尔词gi�0�8+gu-za“座椅”中的gi�0�8 “木”为左形,gu-za为右声,和(中文)木(左形)+奇(右声)>椅一样同出于形声造字原理。ídIdigna“底格里斯河”的íd=水(左形)+Idigna(右声),和水+工>“江”同理。uzmu�0�8en“鸭”=uz(左声)+mu�0�8en“鸟”(右形),和中文“甲(左声)+鸟(右形)=鸭”的造字法一样。 近东古文字虽然把一批表意符用作音节符,用它们拼写词语,但是仍然大量使用意符和限定词义的偏旁意符,成为既用音节符拼写语音,又用语义符指示语义的文字。它们有些像假名中夹杂汉字的日文(及朝文),但日文有专门的、不表意的声符号(假名),而近东古文没有发明单纯表音的符号,被当作音节用的音符还用来作词符,表示字符本义和发音。 汉字有三个原因没有产生两河流域和埃及文字中的数量有限的音节符:一是中华文明没有和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相交融,在本土内没有一个强大的外语民族借用汉字符去表达他们自己的语言,因而汉语在中国保留了古代表意文字的纯洁性。如同古代近东文字发展出音节符一样,在日本的中国文字也发展出统一的、规范的音节符:平假名和片假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古代近东文字记录的词多是三个音节或多音节而且语法功能复杂的塞姆语-含语言,而汉文字记录的是大多数词都是单音节词的汉语(双音节“连语”词是少数,三音节上的词几乎无),而且语法功能极其简单。因此,汉文字不需要一些专用的音节符去拼写词。最后一个原因可能和中国文明发展的相对封闭性有关。地理的自然封闭造成了中华文明的脱离地中海的楔形文明、象形文明和古典文明而独立发展的现象,因而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的保守和自大的民族性——简单化和改革祖宗发明的神圣文字的大胆改革似乎不可能成为正统。和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逐渐减少常用字符数量、由复杂难学向简单化的发展趋势完全相反,汉字的发展方向是大量地创造形声符,而且不统一、不限定同音的声符的数量(一个音节值在不同的字中可用不同的符表示),因而保持了文字的复杂性:埃及文字和两河流域文字的常用字符约600-700,而汉字的常用符号多达4000。保守的中国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似乎在四千年中从来没有认为形声字和其中的同音的声符太多有何不便。和埃及单词文字用表音字符和定义符(=偏旁)写成单词的基本原理一样,中文的双音节的连语词也是由两个声符加偏旁表意符共同组成,如“邋遢”中,偏旁“足”是表意符,其余是声符。但是中文的声符并不固定,林语堂先生在《辞通》序中举出wei-yi一词可有多种音符表示:逶迤(虫+委-虫+也)、威夷、逶夷、逶蛇、委蛇、委移、委它、委陀、委佗、逶迂、威纡、逶迟等共74种。其中意符多种(足、虫、人、阜等),两个主要音节符是“委”和“也/它”:如,“逶迤”是用委-也(它)代表wei-yi的音节,都加“足”定义符(两音节符均有偏旁,但埃及多音节词中只加1偏旁),表示道路“弯弯曲曲”;而委-也/它(wei-yi)加“虫”偏旁(定义符)表示虫行“弯弯曲曲”。Wei-yi的多种写法中,也有不加定义符的音节写法“委它、威夷、委移、威纡”和只加一个定义符的“委蛇、委佗、委陀”。 综上所述,虽然古代近东文字在音节声符的减少和规范化等方面的确比汉字向前多迈出了一步,为字母文字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但是它们和后期发展出的仅有30-40左右个符号的纯表音的腓尼基等字母文字相差较远。同是人类历史上的创始文字,埃及文字、两河流域文字和中国文字的灵魂都是意符和声符同行共用,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表意文字体系。注意:表意文字体系也使用声符,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声符的成熟文字。日文有非常规范、数量有限的音节符号,但由于大量使用汉字作表意符,也属于表意文字体系;现代朝鲜文字由于完全废除了作表意符的汉字,变成了拼音文字。王博士不知道所有的表意文字体系都大量地使用声符,不知道字母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差别不在有没有声符,而在于拼音文字体系完全地放弃了任何表意符号,因而错误地定义埃及文字:“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灵魂是拼音,……是一种界于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之间的文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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