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和分裂割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导致东汉末年军阀大混战的直接原因是政治腐败（集中表现是宦官专政），东汉豪强地主政治上世代做公卿大官，把持中央和地方大权；拥有推举官吏的权力，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人口，役使大量奴仆，生活奢侈，形成自成一体的田庄。而东汉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为军阀混战提供了社会基础。东汉末黄巾大起义，豪强地主纷纷组织武装，修筑坞壁，镇压黄巾，乘机扩展势力。他们是地方上的实力派，割据一方的州牧郡守如果得不到这些豪强的支持，就很难立足。像刘备依靠荆州地主集团入川，又得刘璋旧部东州地主集团和益州地主集团的支持才建立蜀汉。孙权得江北大族张昭、周瑜支持，特别是得到江东地主集团顾陆朱张四大姓及全氏贺氏等豪强的支持才站稳江东。曹操是以颖川荀氏，沛国曹氏、夏侯氏地主集团为基干，广泛罗致北方地主集团的支持发展起来的。如果中央政权稳固，能有效控制豪强地主，地方经济愈发达，国家愈强大。西汉前期的经济繁荣，带来了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反过来如果中央政权削弱，国家对豪强控制失御，地方经济愈发达，愈要和中央闹独立。东汉末年就是这一种情况。当黄巾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政权，使刘姓皇帝摇摇欲坠时，这些手握权要的豪强地主的代表人物都有着割据称雄的野心，只是在等待时机罢了。

周谷城认为：东汉后期“群雄并立，各据地盘，各拥大军。然为着要巩固自己的存在，取得优势的地位起见，均向外扩充其势力。这样一来，并立的群雄，乃相互混战。在长期混战之中，大的吞并小的，强的吞并弱的；结果形成三个较大的集团，曰魏、蜀、吴三国。凡弱小不能独树一帜的，都依着地位之所在，陆续分别隶属于此三大集团之下”。

　　韩国磐认为：“184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官僚军阀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董卓就是其中最嚣张者之一，由于黄巾、黑山等起义军在各处依然很活跃，东汉政府就改州刺史为州牧，加重其权力，妄图扑灭起义力量。可是，这却加强了地方割据势力”。董卓被杀后，“各地割据势力，封建军阀纷纷割据一方，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混战时间，曹操、孙权、刘备分别据有中原、吴、蜀，三国鼎立局面因以出现”。翦伯赞认为：“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全中国。但是统一的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已存在过四百多年，统一的因素仍在程度不等地起着作用，统一仍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在无数割据者角逐的混乱局面中，终于出现了魏、蜀、吴三大割据势力，它们的统治者在各自的区域内削平了较小的割据势力，巩固了内部的统一，并且都力图打破均衡局面，实现全中国的统一。”

　　范文澜认为：“从经济方面说来，三国分立也是东汉末年社会大破坏的自然产物。原来黄河流域是经济最发达的中心地区，因之它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这个伟大强盛的中心地区首先带动了长江上下游地区（益荆扬）的经济逐步前进。西汉中期司马迁叙述江淮以南（荆扬）一般的经济情况说，楚越地方，地广人稀，有些地方还使用火耕水耨法。没有饥寒的人，也没有千金的富家。这就是说，江淮以南经济落后，剥削者还不能积累起千金。到了东汉时期，大地主大豪强到处出现，说明经济已有发展，足以产生大的剥削者。”“不过长江上下游的人力富力比起中心地区来相差是很大的，它只能作为依附者与中心地区相连系，从而得到自身发展的助力。所以当中心地区强盛的时候，长江上下游不可能在政治上脱离朝廷自立为国家，但当中心地区遭受大破坏不能起带动作用的时候，那就要发生一时的分立，汉吴两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朱绍侯认为：“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和存在，是由各方面条件造成的。政治上，曹操团结了中原的地主豪强，孙权以长江南北的世族豪强为支柱，刘备则依靠荆、益两州地主的支持。从地理条件说，蜀有剑阁、三峡之险，进可攻，退可守。吴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在经济上，蜀汉占有的益州‘沃野千里’，素有‘天府’之称。吴国占据的长江中下游，东汉以来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再加吴蜀联合，攻虽不足，守则有余。曹操虽占有广大的北方，但因战争破坏严重，一时还缺乏统一的物力和人力。这些就是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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