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有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追本溯源，中体西用的初始状态来自林则徐和魏源的言行。林则徐在流放途中将他编纂的《四州志》交给魏源，后来魏源以《海国图志》之名在扬州出版此书，这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开山之作。因为开眼看世界了，特别是列强闯进来了，中国的统治阶层才知道泰西各国之强悍和中国处境的危险。怎么办？魏源提出了一个经典性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西用”的开始。进步思想家冯桂芬于1861年在《采西学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两句话已明显地含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思。到了1896年，孙家鼐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中提出：“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是指什么？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文化遗产浩如烟海，洋务派所说的“中学”不是指一般的学问，而是指支撑着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延续运行的那个核心的“学说”。这个学说的基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简称“三纲五常”。
中学为体中的“体”是什么意思？它不是指身体或形状，而是指国家的本体、主体、政体、基干、准则、法纪，简言之，“体”就是封建社会的政权。这个“体”，君临一切，高于一切，凌驾于一切人和一切事之上。“中学”和“西学为用”，都是为了保护和尊崇这个“体”。
所谓西学，大体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二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文艺复兴以来创造的精神文明，主要是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和多种形式的民主制度。
先说“中学”那个“三纲五常”。“三纲”己成无稽之谈。所谓五常，与“三纲”则大不相同，它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全社会需要大力提倡的——仁，即仁者爱人，以人为本；义，就是个人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人要有担当的勇气；礼，即遵纪守法，讲道德，为社会和谐做点贡献；智：不断学习，尊重知识和人才；信：当今全社会太需要诚信、诚实和诚恳了。总之，“三纲”已完全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五常”则是迫切的需要，我们要赋予它时代的内容，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以德治国并行不悖。简言之：“三纲”死了，“五常”活着。死了的不可复辟，活着的继续流传。
“西学”，首先说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清代一些人把这些物质文明说成是“奇技淫巧”，但又不得不承认人家“船坚炮利”。洋务运动的出现是不得已而为之。指望洋务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是不可能的，但以后来的革命观全盘否定洋务运动也是不公正的。比如，在洋务运动中发电技术的引入，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医在中国的引入和普及，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电讯的引入，千百倍地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炼钢、铁路、机械、纺织、造船、海运、招商等等近代工商业的建立，奠定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这基础尽管十分薄弱，但毕竟实现了从无到有。客观地说，洋务运动功不可没。遗憾的是洋务派诸多活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那个“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运动又是不成功的。
晚清搞洋务运动，和当代中国搞改革开放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封建社会为了自身“救亡图存”；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求富图强。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思想文化遗产，是一种可以被赋予时代精神，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文化资源。任何一个国家，要全盘否定或无视自家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同样，不分良莠地死抱着传统文化当命根子，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西学为用，这是必需的。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引进“西学”势在必行。比如电脑和互联网都是“西学”，它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角落，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自由、平等、民主，并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不正是我们的追求和理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