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是什么？有回答吗?

难题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一直努力地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解决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我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 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

借鉴
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一种解答
以前我曾写了一篇《近代中国为什么屈辱》的论文，里面提到了三个历史事件，即“洪武年间之过严、崇祯年间之过失、乾隆年间之过迂”为直接导致了中国屈辱史的事件。实际上，综观中华四千年文明历史，能够真正使近代中国落后蒙冤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顽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封建专制制度诞生于秦朝。这种专制制度实际上是腐朽封建社会的产物，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封建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国家的长期分裂、战乱，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以至民生困苦、社会动荡。针对这种令人沮丧、颓唐和失望的社会面貌，当时的许多文学家苦于找不到出路，转而从事哲学探索。孔丘呼吁恢复周代的礼仪制度，进而恢复传统的封建统治，同时为避免再一次发生动乱，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庄周更甚，他对现实极度不满和失望，在他的作品中就充斥了一种悲观厌世的情绪；韩非是个稍有远见的人，他提出了一个划时代性的建议，即以法治国，集权于君；墨翟最大的成就只在科学方面，对于当时的社会现象的分析较为肤浅，仅仅认为是由于各个掌权者利欲熏心才导致了战祸连年，因而主张“兼爱”“非攻”，这种观点完全是在为统治阶级开脱。综合了各流派的思想，后人董仲舒总结出了一套维护君主专制的思想。这套思想的成功贯彻，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同小可，而其成功则与秦始皇的加冕密不可分。

东周末年，由于传统的封建制度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为了适应历史潮流的发展，更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地位，西秦的国君在以武力统一全国之后，便加冕为帝，集所有大权于一身。他的这一举动之所以没有惊动国人，在于他停止战乱的业绩使得国人不但不会恨他而且还对他感恩戴德。秦始皇得逞后，挥霍无度，这才让民众从美梦中觉醒，意识到天下没有不花本钱就能买到的幸福。愤怒的民众于是纷纷起来反对暴政，国家又一次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人民发觉革命并没有使自己得到幸福，反而更加困苦了，于是向往安宁日子的善良人民这才放下了武器。四年的楚汉战争后，汉高祖刘邦学着秦皇，也自立为帝。汉王朝的统治者牢记前车之鉴，休养生息，赢得了民心，然后才放开手脚剔除政治异己，巩固了君主专制政权。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着，直到清末。

中国的君主是凭什么把专制加强到了可怕的地步呢？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中国人知道要想达到一个目标需要不懈的努力，需要愚公移山代代相传的拼搏，需要不断地骗取他人的信任。专制帝王在商代甚至更早就迈出了走向专制的第一步：嫡长子继承和王族专制。这是族权空前加强的标志，尽管外姓人仍可担任官职，却无权掌管大事了。第二步则是取消祭司。取消祭司将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是几代君主之后，君权与神权就能合二为一。这样一来，到西周建立之初，君权、神权和族权实际上就已经三位一体化了。然后要做的就是制礼作乐。规定君臣、父子、夫妻和兄弟之间的等级从属关系，君即天子。之后呢，国王干脆就称自己“皇帝”，甚至于王子都直接变成了“皇太子”，皇位世袭。政治经济方面顺服了还不够，文化思想也要受限制。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统一胜利宣告结束。这样一来，皇帝基本上就扫除了一切障碍，可以为所欲为了。

前面说，中国国君集政权、神权和族权于一身，这种统治方法堪称无懈可击。西方的王国把国君、贵族和教皇分开，本来可以互相督促，却造成了三者互相勾结利用以压榨人民的后果。但同时人民也很容易反抗，比如我可以说我为了自由而反对神权，但我暂时不承认我反对国王，我拥护国王的理由是教皇恶意干涉了国家政权。通过钻三者间的空隙把三者各个击破，任何人都能达到反对封建统治的目的。在中国则不然，你反对天的权威就是“欺君叛国”，反对官僚贵族也不会有好下场，因而人民无法反抗。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严厉打压私人商贩，实行商业国有化，这样抑制了先进生产方式的萌生。另外，由于欧洲自古就有民主的传统，故而对于君主的任何违反传统的行径，人民都恨之入骨。而在中国，尽管民间也流传着尧、舜、禺禅让的典故，但终归是不切实际的。

事实上，“大一统”思想对于巩固专制政权也是极为有用的。打个比方，中国皇帝和法国国王都想要建造一座豪华的宫殿供自己享乐，就需要相同的财力，于是双方分别向全国勒索人力、才力。这时，由于中国地大人多，摊派到每个人头上的任务就少，民怨也轻；而法国地少人也少，为了满足国王的奢欲，每位国民都要卖大力气，这样人民当然不干。于是法国爆发了革命，而中国这边却死气沉沉。这样，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科技发展就有了保障，而中国却仍留在君主专制的阴影里。正因如此，中国的专制君权才得以保障，近代中国的科技也才跌入低谷。

以上论述会是李约瑟问题的最终答案吗？没有人清楚。但是，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深入探索，我们就能够以古鉴今，努力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

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说这么多。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就是从清军入关开始，之后的嘉定三屠，改汉服为满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等一系列暴行，打压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尤其是作为游牧民族的“后金”人，如果想要统治文化及思想意识已经极其发达的汉人，只能有一个办法就是封闭思想，闭关锁国。这是为什么明朝时中国与外国的接触已经相当频繁，而到了清朝中国与外界的交流却完全消失了！

满清末期就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砸开的大门，从而揭开了中国的屈辱史。可是明朝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就有大型宝船六十二艘，小船二百余艘，官兵二万七千八百余人。编着严整有序的队形，踏着万顷碧波，乘风破浪，浩浩荡荡地出洋。第三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四十八艘，官兵二万七千余人。第四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三艘，官兵二万七千六百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时，有宝船六十一艘，官兵二万七千五百余人。郑和的船队以宝船为主构成，此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许多船只，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郑和的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合138米多，阔一十八丈（合56米）。这种宝船有九桅，张十二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锚舵二三百人莫能举动。”①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而达·伽马去印度仅有四船、约一百六十人，哥伦布去美洲仅有三船、八十余人，麦哲伦去菲律宾仅有五船、二百六十余人，这和郑和的船队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而且郑和下西洋时的舰船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而且最多的配备的是183门炮，而且每门炮已经可以做到连发三枚，其所造成的杀伤力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但是，看看满清的所谓最强的“北洋水师”，使用的号称是德国制尖锐铁甲舰，还不是被打了个七零八落，全军覆没！如果中国可以按照明朝时的发展趋势，再发展400年的话！只有我们侵略西方的道理，哪有我们会挨打这一说！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一直努力地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以前我曾写了一篇《近代中国为什么屈辱》的论文，里面提到了三个历史事件，即“洪武年间之过严、崇祯年间之过失、乾隆年间之过迂”为直接导致了中国屈辱史的事件。实际上，综观中华四千年文明历史，能够真正使近代中国落后蒙冤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顽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封建专制制度诞生于秦朝。这种专制制度实际上是腐朽封建社会的产物，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封建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国家的长期分裂、战乱，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以至民生困苦、社会动荡。针对这种令人沮丧、颓唐和失望的社会面貌，当时的许多文学家苦于找不到出路，转而从事哲学探索。孔丘呼吁恢复周代的礼仪制度，进而恢复传统的封建统治，同时为避免再一次发生动乱，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庄周更甚，他对现实极度不满和失望，在他的作品中就充斥了一种悲观厌世的情绪；韩非是个稍有远见的人，他提出了一个划时代性的建议，即以法治国，集权于君；墨翟最大的成就只在科学方面，对于当时的社会现象的分析较为肤浅，仅仅认为是由于各个掌权者利欲熏心才导致了战祸连年，因而主张“兼爱”“非攻”，这种观点完全是在为统治阶级开脱。综合了各流派的思想，后人董仲舒总结出了一套维护君主专制的思想。这套思想的成功贯彻，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同小可，而其成功则与秦始皇的加冕密不可分。

东周末年，由于传统的封建制度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为了适应历史潮流的发展，更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地位，西秦的国君在以武力统一全国之后，便加冕为帝，集所有大权于一身。他的这一举动之所以没有惊动国人，在于他停止战乱的业绩使得国人不但不会恨他而且还对他感恩戴德。秦始皇得逞后，挥霍无度，这才让民众从美梦中觉醒，意识到天下没有不花本钱就能买到的幸福。愤怒的民众于是纷纷起来反对暴政，国家又一次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人民发觉革命并没有使自己得到幸福，反而更加困苦了，于是向往安宁日子的善良人民这才放下了武器。四年的楚汉战争后，汉高祖刘邦学着秦皇，也自立为帝。汉王朝的统治者牢记前车之鉴，休养生息，赢得了民心，然后才放开手脚剔除政治异己，巩固了君主专制政权。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着，直到清末。

中国的君主是凭什么把专制加强到了可怕的地步呢？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中国人知道要想达到一个目标需要不懈的努力，需要愚公移山代代相传的拼搏，需要不断地骗取他人的信任。专制帝王在商代甚至更早就迈出了走向专制的第一步：嫡长子继承和王族专制。这是族权空前加强的标志，尽管外姓人仍可担任官职，却无权掌管大事了。第二步则是取消祭司。取消祭司将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是几代君主之后，君权与神权就能合二为一。这样一来，到西周建立之初，君权、神权和族权实际上就已经三位一体化了。然后要做的就是制礼作乐。规定君臣、父子、夫妻和兄弟之间的等级从属关系，君即天子。之后呢，国王干脆就称自己“皇帝”，甚至于王子都直接变成了“皇太子”，皇位世袭。政治经济方面顺服了还不够，文化思想也要受限制。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统一胜利宣告结束。这样一来，皇帝基本上就扫除了一切障碍，可以为所欲为了。

前面说，中国国君集政权、神权和族权于一身，这种统治方法堪称无懈可击。西方的王国把国君、贵族和教皇分开，本来可以互相督促，却造成了三者互相勾结利用以压榨人民的后果。但同时人民也很容易反抗，比如我可以说我为了自由而反对神权，但我暂时不承认我反对国王，我拥护国王的理由是教皇恶意干涉了国家政权。通过钻三者间的空隙把三者各个击破，任何人都能达到反对封建统治的目的。在中国则不然，你反对天的权威就是“欺君叛国”，反对官僚贵族也不会有好下场，因而人民无法反抗。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严厉打压私人商贩，实行商业国有化，这样抑制了先进生产方式的萌生。另外，由于欧洲自古就有民主的传统，故而对于君主的任何违反传统的行径，人民都恨之入骨。而在中国，尽管民间也流传着尧、舜、禺禅让的典故，但终归是不切实际的。

事实上，“大一统”思想对于巩固专制政权也是极为有用的。打个比方，中国皇帝和法国国王都想要建造一座豪华的宫殿供自己享乐，就需要相同的财力，于是双方分别向全国勒索人力、才力。这时，由于中国地大人多，摊派到每个人头上的任务就少，民怨也轻；而法国地少人也少，为了满足国王的奢欲，每位国民都要卖大力气，这样人民当然不干。于是法国爆发了革命，而中国这边却死气沉沉。这样，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科技发展就有了保障，而中国却仍留在君主专制的阴影里。正因如此，中国的专制君权才得以保障，近代中国的科技也才跌入低谷。

以上论述会是李约瑟问题的最终答案吗？没有人清楚。但是，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深入探索，我们就能够以古鉴今，努力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

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说这么多。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就是从清军入关开始，之后的嘉定三屠，改汉服为满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等一系列暴行，打压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尤其是作为游牧民族的“后金”人，如果想要统治文化及思想意识已经极其发达的汉人，只能有一个办法就是封闭思想，闭关锁国。这是为什么明朝时中国与外国的接触已经相当频繁，而到了清朝中国与外界的交流却完全消失了！

满清末期就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砸开的大门，从而揭开了中国的屈辱史。可是明朝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就有大型宝船六十二艘，小船二百余艘，官兵二万七千八百余人。编着严整有序的队形，踏着万顷碧波，乘风破浪，浩浩荡荡地出洋。第三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四十八艘，官兵二万七千余人。第四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三艘，官兵二万七千六百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时，有宝船六十一艘，官兵二万七千五百余人。郑和的船队以宝船为主构成，此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许多船只，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郑和的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合138米多，阔一十八丈（合56米）。这种宝船有九桅，张十二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锚舵二三百人莫能举动。”①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而达·伽马去印度仅有四船、约一百六十人，哥伦布去美洲仅有三船、八十余人，麦哲伦去菲律宾仅有五船、二百六十余人，这和郑和的船队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而且郑和下西洋时的舰船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而且最多的配备的是183门炮，而且每门炮已经可以做到连发三枚，其所造成的杀伤力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但是，看看满清的所谓最强的“北洋水师”，使用的号称是德国制尖锐铁甲舰，还不是被打了个七零八落，全军覆没！如果中国可以按照明朝时的发展趋势，再发展400年的话！只有我们侵略西方的道理，哪有我们会挨打这一说！

百度百科-李约瑟难题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4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