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避往国外,而谭嗣同不愿离开,甘愿未变法儿死,评价,为什么

拜托具体点
2024-11-16 11: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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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众所周知,梁启超和谭嗣同是戊戌变法中的两位先驱。其中,梁是变法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并在变法失败后坚持和自己的维新式君主立宪制观点;谭则是变法的主要思想者和组织者,在变法失败后作为六君子之首英勇就义,召起了人们爱国的热潮,点燃了日后革命的火种。无需置疑,他们都为变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两个人,结局却是截然不同的。
在西太后决定兵变之前,康、梁、谭等变法领导人都已从光绪的衣带密诏和民众的流言中得知了事泄。光绪密劝“三日之内出逃”。康、梁风行雷厉,迅速逃往日本,准备往后死灰复燃。谭嗣同在他们走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留者,无以酬圣主。”于是作为“留者”,他毅然留了下来。他坚决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就这样地去了,而梁启超却继续主持变法。当我们现在看到那时的风云,该怎样评价谭和梁的行径呢?谭的话是否有矛盾呢?
和谭来比,我们也许可以说梁贪生怕死;和梁来比,我们也许可以说谭木讷不化。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变法需要谭嗣同这样舍己为公,用自己的鲜血来换取民心的;也需要有梁启超这样的人,以保存实力,东山再起的。如果没有谭嗣同,变法行动必将像他所说的那样因为无流血者,国之所以不昌也。变法失败时,就是需要这样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的死,来唤起人们对变法需求和信任。没有谭,那么梁启超就是上天入地,也无力阻止变法的早早草草地收场。要进步就是需要有所牺牲,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但是,谭的另一句话说得更有道理: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梁启超就是此“行者”。要使变法再次成功,就必须要保存实力。因此,梁启超无可厚非地作为“保留品种”留了下来。虽说梁最后还是没有力挽狂澜,再次发动变法,但是,谭嗣同的眼光是相当有远见的。全像他那样就义了,当然不可能“图将来”。但是,他选择了自己留了下来以酬民心,梁启超去继续他们的事业。这,都显出了他舍己为公的精神。
在知道了梁和谭的事迹后,我们的同学不是笑谭“愚鲁”就是骂梁“怕死”,但是,宏观上来看,变法有谭嗣同,又不能缺梁启超。历史也就是这样,既要歌功“舍己为公”的壮烈,又要发扬“东山再起”的魄力。但是,两者不可兼得而不可缺一,不是吗?
谭嗣同选择英勇就义,充分表现了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变法的决心,这无疑是对顽固派的有力冲击,而且坚定了仁人志士的变法救亡的决心,但是,谭嗣同把变法失败归结为中国历来没有为变法流血牺牲者是片面的,但他的死,正表现了中华儿女不怕牺牲的英勇斗志,他死得其所。
如果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一起逃跑,也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样,一来可以为变法保存有生力量,有望他日东山再起,为中国尽力,又可以减少牺牲。
但是,不管谭嗣同的选择如何,都已经成为历史,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仍然视他为英雄,戊戌变法的流血牺牲者。

回答(2):

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 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对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回答(3):

我不参看资料,我想梁是为了保住一条命,潭为了想让人们知道维新派是正直的,没有谋反,并且揭露慈喜发动政变的阴谋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说,潭更加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