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极其效果有哪些？（民法学中的民事法律关系领域）

2025-04-07 16: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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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由四个：被滥用的权利本身是合法的；当事人有滥用权力的故意；滥用权利造成了损害；损害与滥用权力行为有因果关系。

权利滥用是指权利人行使权利超过一定的界限，损害了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是对他人权利行使的限制。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又叫公序良俗原则，是指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不得滥用自己的权利。

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公权滥用的危害：

一、公权滥用侵害弱势群体权益

所谓社会弱势群体通常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当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基本权利、生活质量等等都己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差距，并且这个群体目前在中国人口中仍占大多数。

尤其是他们面临着权利困境，各方面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矛盾和压力会导致他们内心的焦虑与矛盾。然而公权人员在公权施行中发生的种种滥用职权痼疾，更是直接侵害弱势群体的权益。诸如垄断自然资源、就业资源，垄断信息、垄断热门产业，刮民脂膏、贪得无厌，对弱势群体横征暴敛。

有的扰乱市场公平竞争，利用掌握的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形成行政垄断，使弱势群体发展受挫；有的官商勾结，征地拆迁中应当补偿给拆迁户的补偿款被挪用、克扣，补偿标准被人为压低，回扣部分进入个人腰包。

有的在具体实施低保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搞“人情保”、“关系保”，将不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纳入低保对象，致使一些真正生活困难的家庭，却被驱于低保政策之外等，虽然公职人员所实施的具体行为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但其内容与法律、法规设定该职权相差甚远。

二、公权滥用破坏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党和政府贯来是坚持公平正义原则的，但部分公权施政者却滥用公共权力，人为地制造公共资源分配不公，直接破坏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尤其体现在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上，破坏了公共权力通过再次分配解决市场失效问题，缩小社会差距帮助弱势群体的原则。

同时，公共权力的滥用诱发了社会道德的失范。公权施行基本上都是官员，官员作为社会的优秀分子，遵守社会道德，成为社会表率，应是他们的天职。可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说：“如果政府这些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注1）最后，公共权力的滥用侵蚀着社会信任的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石是社会信任，只有相互信任才能把社会不平等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然而，由于公共权力施行中腐败的顽固存在。

不仅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存在质疑，而且对党的执政地位产生忧虑，这种怀疑和忧虑又增加了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的难度，在某些领域造成公平正义进展缓慢的被动局面。

三、公权滥用扩大社会贫富差别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把“官场上存在严重的腐败和权利侵犯”，视为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指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注2）。

这是因为，公平的机会和平等的起点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少数公权施政人员利用公共权力破坏社会竞争的基本规则，并通过侵吞公共资源来获得竞争的优势，从一开始就拉大了社会人员的差距，破坏了社会的基本正义。

在扩大社会贫富差别的原因中，无论是社会分配不公，包括就业机会、创业资源分配的不公，还是腐败和权利侵犯，都只有手中握有公权力的官员才有条件做到，并且这种腐败和权利侵犯痼疾，根本原因是权力寻租，权钱交换，公权力成为了谋取私利的工具。

这种现象不是一时一事所能停止，而是越演越烈，成为一种官场病态，成为施政官员的一种恶劣习惯，由此把社会贫富差别愈拉愈大。

四、公权滥用激化矛盾催生犯罪

近年来国内外法学界研究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公共权力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剥夺是导致激情犯罪的决定性因素”（注3）。这是因为现代犯罪学早就指出，“犯罪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

可以这样说，公权力对弱者的侵害，不仅有诱发激情犯罪的功能，而且还具有促使激情犯罪行为转化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地步。尤其是一些地方公安司法部门，主张一方，权钱交易，警匪勾结、草菅人命，渎职犯罪等，不仅成为不良痼疾，且大有泛滥漫诞之势。

如近年来各地不断上演的死亡拆迁、刑讯逼供、冤假错案、铲车压碾、开胸验肺、被精神病等激起民愤的事件，与孔子感慨的“苛政猛于虎”不相上下。这些横行无忌的行为，群众早己痛恨己极，不少民众心中都憋着一团怒火，一旦遇上对抗公权力的群体事件。

无直接利益关系的民众即会愤然加入，最终酿成大规模群体事件，使党和政府的威信扫地。全国各地不少类似事件告诫我们：公权滥用的痼疾，不仅是激化矛盾的直接因素。

而且是催生危及党执政地位潜在因素的主要祸根，在当前全党“汇聚推进改革强大正能量”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彻底清除，以确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顺利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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