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译者董乐山先生看来，阿伦·布洛克的这本书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西方主流思想史。 西方思想看待宇宙和人有三种不同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聚焦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可以称之为“神学模式”；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聚焦于自然，把人看成与其它有机体一样，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可以称之为“自然模式”或“科学模式”；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聚焦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可以称之为“人文模式”。 布洛克从宏观角度着手，依循历史发展的轨迹，对“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等多个历史时期的概况进行了梳理和阐释，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到西方人文主义乃至西方主流思想的发展史。布洛克思维敏捷，语言生动，文笔活泼有趣，表述充满情怀，使得本书具备了摇曳多姿的风采。 什么是“人文主义”？布洛克认为：没有人能够对人文主义作出使别人也满意的定义，正如“通往真理的路不止一条”。但是，对定义的分歧，并不妨碍布洛克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寻找贴切的历史解释和灵巧的逻辑思辨。从布洛克的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人文主义从最初的“成蛹期”、“破茧期”到最后的“翩翩化蝶”，从反基督教倾向演变为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既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需求，也是时代赋予人文主义的多重内涵。 直到今天，人文主义仍是一个充满辩论和争议的话题。在当今世界倡导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的大氛围下，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能力，作为人文主义的中心主题，必然会被赋予更加丰富多样的思想内涵。阅读布洛克的这本书，我们不能仅仅发出“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的感叹，更应该树立起“人文渐日新、未来更可期”的信心和情怀。
浅谈西方人文主义
与灿烂辉煌的东方文明一样，西方文明也是源远流长，古代希腊是西方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罗马人则是西方古典文明的集大成者，西方古典文明中的人文主义理性思想，不仅对后世的史学，对整个西方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与“希腊精神”
在世界文明史中，古希腊文明以其特异的风采与卓越的成就享誉后世，以至有“言必称希腊”之说。的确，它的文化创造达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于是，古希腊文明的勃兴和它的“后来居上”，它的光灿夺目的业绩，被学界称为“希腊的奇迹”。在我们看来，要破译与解释这一文化之谜，在很大程度上要从古希腊文明的特征，亦即“希腊精神”那里去寻找。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西方文化更追求人的价值，对人性的理性思考。希腊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源头，自然的希腊民族是最早探索人类、人的思想和灵魂的民族，他们不但追根溯源探求宇宙万物的源头与规律，用理性来描绘、把握自然而美好的物质世界，而且探求社会的正义与公理，询问人生的目的与价值。他们追求精神与物质的统一，这是一种极度完善的和谐之美。幸福与快乐的人生价值，以及对人文主义与理性精神的不懈追求，构成了希腊文化的最根本特征。
希腊人笃信人本主义，重视人和人的自身价值，对此，学界曾有过不少论述，一位著名的古典文化学者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
众所周知的神话“斯芬克斯之谜”，体现了原始先民对人类自身地位的最初思考。自此，揭示人的地位、业绩及其历史作用，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希腊文明史之中。在那里，由于希腊城邦制的发展，作为城邦主体的公民个人的作用不断得到体现，因而也就不断强化了对个人价值、个人主义与个人尊严的信念，以至到了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那里，更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成为公元前5至前4世纪希腊世界理性思潮中的一面旗帜。到了苏格拉底，他创造性的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自然引向人，提倡探讨人的德性以深入万物之本原。他赋予德尔菲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以哲学意义，作为自己思想的主要部分。它以理智来解释德尔菲的铭文，以自知赋予其亲历的含义，使哲学的研究方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从天上转到了现实中，回到了身边的家庭、城邦、社会，回到了自己。在苏格拉底哲学中，自知不仅是道德伦理上的谦虚、克制，而且首先是知识上的真伪可靠与否。于是苏格拉底哲学中的“知识”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苏格拉底哲学的方向事实上指向认为“存在”、“万物”的根基和本原，这个“始基”不在自然而在自我，不在客体而在主体。开始对自身进行思考，以善为最高真理，万物之本原。与此同时，在戏剧与艺术等领域中，更有着意渲染与表现人的意志、人的力量、人的创造性的作品间世，对世人不乏振聋发聩的启迪作用。扩而言之，这种构成希腊文化所有方面的人文精神，便成了古希腊文明的一种典范。
二．人文主义与希腊神话、史诗
而希腊的史学正是这种“希腊精神”的体现者，追溯到希腊史学最初的表现——神话与史诗，我们来看看它们表现的人文主义。古希腊留给后世的神话遗产相当可观。希腊神是在悠久的岁月里，由古希腊人世代努力共同创造的。希腊神话的根本特征是神人同形、同性，即神的拟人化，神界的所有故事实际都代表人类世俗性格的一面，可以说，古代世界很难找到任何民族和神祉象希腊诸神那样充满了强烈的人性倾向。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都是人。他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是探索世界也是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在希腊文明的观念里，人和世界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反映，即都是摆在彼此对面的、相互照映的镜子。希腊诸神具有强烈的世俗性特征，希腊神话中众神没有一个是全知全能和完美无缺的，他们与人一样，具有人的形象、人的长处和弱点。在复杂的神灵社会，无不有七情六欲，有爱美之心，世俗性明显。他们不过是大写的“人”而已。
史诗产生与文字尚未形成以前的神话传说时期，是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常识，以远古英雄传说为内容，希腊历史最伟大的史诗《荷马史诗》就是反映特洛伊战争的。《荷马史诗》包括《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伊里亚特》叙述了斯巴达王之兄迈锡尼国王阿加绵农担任远征联军统帅，夺走阿咯琉斯宠爱的女奴，导致阿咯琉斯退出战场，希腊人连遭败绩。《伊里亚特》叙述了希腊将领阿咯琉斯的英勇善战，叙述了他的传奇经历。而诗篇《奥德赛》则是叙述了希腊联军中足智多谋的英雄奥德赛在特洛伊战争胜利后渡海回乡、历经磨难的冒险故事，赞扬了大英雄奥德赛的顽强毅力。《荷马史诗》细致描写了几大战争中的英雄人物，热情歌颂了人的伟大与尊严，这是西方文化中人文主义思想的源头。
神话和《荷马史诗》虽不是历史著作，但是其包含的历史写作的手法及其表现的历史事实却向人们展示了当时希腊人从蛮荒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过渡形态，流传下了最早的希腊史迹，和他们所具有的最初的人本意识。而在史学真正产生之后，人文主义更是在史学发展中逐渐形成和确立下来。
三．人文主义与古典希腊史学
人文主义的发展伴随着西方史学发展的始终，希罗多德是西方史学的创立者，被后世称为“历史之父”，他对希腊史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著作《历史》一书包含初步的人本思想，希波战争促使希腊人开始反思人的力量而不是寄希望于神，，他赞颂希腊人的英勇与谋略，赞颂他们的优越制度，试图从历史本身去探究历史趋势。
希罗多德在《历史》一开篇就写到：“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由此可见，希罗多德他的视角是放在“人”上而不是“神”上，可以说，从记神事到记人事，希罗多德是转折点。
《历史》中首次提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历史》记载，约公元前522年，波斯国内集中商议选择政治形式时，有三派分别主张采用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三种意见，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激烈的急诊中，一个名欧塔涅斯的波斯人说：“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就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希罗多德不仅开始看到了人的存在，并且开始思索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人的权利平等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他的意识是超前的，是站在了历史的高度上看待人类的，他的贡献不仅在与历史著述上，更在于他自身的哲学思考。当然，希腊历史研究是有局限性的，他无法从历史过程本身引出历史普遍性，无法说明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动力，因而，不是从历史之外引入无常的命运就是求助与人的永恒理性。
“政治史之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不仅客观详实记录了当时战争的面貌，更令他名垂青史的是他书中所显示出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萌芽，其思想价值之高可以说达到了那时的最高水平。他努力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开来，希罗多德做了有意义的第一步尝试，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的天命观使之受到限制，到修昔底德，，他竭力寻思“人事成败之迹，城邦兴废之由”，力图把人类历史独立与天神之外，探究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他认为历史上兴衰都是有人事所决定的，应当高度重视人在历史中的突出作用“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或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损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使我们城邦光明灿烂是这些人和类似他们的人的勇敢和英雄气概。”人的崇高地位在修昔底德的思想中一再体现。虽然只是初步的尝试，他的史学也有许多缺陷，例如，他把少数杰出人物描绘成脱离社会实践的天才，宣扬英雄史观，还使用抽象人性去结实历史等，但是其对后世人文主义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史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人文主义与古典罗马史学
西方古典文明发源与希腊，而发扬光大于古罗马，同样的希腊史学也对罗马史学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希腊史学中所蕴涵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很自然的继承到了罗马史学中，并且在罗马史学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成为连接西方古典史学与近代人文注意史学的桥梁。对14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坛产生了悠远的影响。
例如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普鲁塔克，他在其《希腊罗马名人传》里讴歌了大量的历史名人，他认为人生应当受理性的节制，克己近情符合人道，对帝国统一和政法制度亦无不从理性、人性的角度予以肯定和辩护。在他的著作中，他善于以人物的性格、行事塑造历史形象的特点，举例来说，格拉古兄弟传中对他们兄弟两人的介绍就十分生动传神：
“先从仪容举止来说，提比略是温文沉着，盖约则慷慨激昂，因此，在当众演说的时候，一个总是安详的站定，而另一个则是在讲台上走来走区，一面讲，一面把长袍掀到肩上。罗马人中以如此姿态演说的要数盖约是第一人。这正和克里昂一样，克里昂就是雅典人中第一个在讲演时脱下外套，拍着大腿的公众演说家。其次，盖约的演说，往往铺张扬后，令人惊愕，提比略则较为婉转，娓娓动人。在造词风格上，提比略纯正而细密，盖约则多辩而繁缛……”
如此生动的叙述，没有一般历史记述的枯燥乏味，由小到大，从具体的仪容举止看到人物的性格特征，形象丰满而鲜明，突出人物个性同时重视了人物个性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个性观点。吴于廑评价说“这种重视人物个性和作用的倾向，恰好符合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要求，也符合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性解放运动的要求”。可见，对于后世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发扬光大，罗马史学是功不可没的。
普鲁塔克为罗马的历史名人塑造了一组群像，阿里安则将其生动的画笔对准了亚历山大一人，他的名作《亚历山大远征记》刻画了一代军事天才亚历山大的崇高形象。他认为亚历山大出来军事家的天才之外，还具备了哲学家的禀赋。他热情赞颂亚历山大的伟大才华与卓越功勋。他在前言中说：
“托勒密（拉加斯之子）和阿瑞斯托布拉斯（阿瑞斯托布拉斯之子）都曾撰写过亚历山大的历史。他们二人所叙述一致的事迹，我都作为相当准确的材料记载在我这本书里；不一致的地方，我就选用我认为比较接近事实，比较有记述价值的东西。关于亚历山大的事迹，别的人也有许多撰述。事实上，还没有一个人物象他那样有这么多历史家进行记述，所记内容又这么不一致。我认为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二人的记述较为可靠。因为阿瑞斯托布拉斯曾随国王亚历山大转战各地，托勒密则不但有同样经历，而且他本人也是个国王。对他来说，撒谎比别人更不光采。此外，他们二人撰写亚历山大历史的时候，既然他已经死了，就再不可能有什么力量强制他们说假话，而他们自己也不会因为说假话得到什么好处。至于别人撰述中那些我认为值得记下而且并非完全不可靠的材料，我也采用了，作为流传下来的关于亚历山大的史料的一部分。如果有人奇怪：觉得既然已经有这么多人撰写亚历山大的历史，怎么我还会想到要写这一部呢？那就请他暂时按捺一下，先把他们的著作加以研究，对我这本书也有了认识之后再说。”这是他写这部书的感言，也是他对与亚历山大崇敬之情的体现。
正如我在一开始提到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西方文化更追求人的价值，对人性的理性思考。西方文化的这种重视人性，重视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也体现在他的史学发展中，柯林武德说：“它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从西方史学的萌芽状态——古希腊神话与史诗到古希腊史学产生发展，再影响到后来的古罗马史学，人文主义精神从幼拙逐渐走向成型，发展到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要求人的尊严，反对神学权威，要求尘世生活，反对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再一次以全新的高度登上历史的舞台，引发欧洲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和人性解放运动。尽管在古典西方史学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不完善的，带有很多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因而，西方古典史学是人文主义的成长依托，当我们今天谈到人文主义传统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那些伟大的史学家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作出的巨大的贡献。
参考书目：《西方历史哲学导论》（韩震）
《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朱龙华）
《西方文化史》（姜守明，洪霞）
《西方史学史》（张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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