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2008年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国2008,日本1988? >

以下为现任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CEIBS)经济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先生的一篇文章. 此前, 许先生曾任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 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麻省Amherst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等等.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中国2008，日本1988？

亚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何其相似，区别仅在时间上相隔了20年。

20年前，在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处处可见摇晃小旗的日本游客；今天从巴黎到洛杉矶，散漫喧哗的国人成为酒店饭馆的新宠。20年前，巨额贸易顺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今天处于同样境地的是中国的人民币。20年前，日本人在全球寻觅资产，加州的高尔夫球场、纽约的洛克菲洛中心，无论价格几何，悉数收入囊中；今天轮到中国公司，大手笔购进巴西的铁矿、中亚的油田。20年前，世界10大银行日本占据9席，今天按市值计算，中国已10有其4。20年前，东京的股市和地产掀起非理性狂潮，今天上海的A股突飞猛进，很快就打破了东邻扶桑的泡沫记录。

两个亚洲大国的经济不但形同而且神似。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和起飞靠的是投资，投资对GDP的比率从1955年的15%快速上升，到1970年代初期已接近40%。我国经济增长最强有力的推动也是投资，投资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提高到2006年的42%。作为对照，战后美国的投资率一直稳定在15%的水平上。

表面上看，投资驱动并无不妥，日、中两国先后都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和低通胀。从1955年到第一次石油冲击的1973年，日本的GDP增长约为10%，而消费物价通胀年平均不到2%。低通胀的原因是投资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过剩产能下的过度竞争限制了厂商的定价能力。同样由投资驱动，我国当前经济周期的特征也是高增长和低通胀。

高增长掩盖了诸多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改革的意愿消失在满足于现状的欣慰之中，低通胀则解除了货币政策当局的警惕，银根松宽，信贷供应充足。信贷刺激了投资，投资带动景气上升，企业盈利的改善诱使银行发出更多的贷款，如此形成投资-景气-信贷之间的循环，进一步强化了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并为日后的流动性泛滥埋下了伏笔。

投资驱动的问题在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如同所有生产要素，投资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就像在给定面积的农田里施肥，第一袋肥料可增产100斤的话，第二袋只能增产60斤，第三袋所带来的新增产出更少。换一个等价的说法，为了获得一定的产出增加，农民必须使用越来越多的肥料。同理，为了维持一定的GDP增长比如说10%，仅有高投资率还不够，必须不断提高投资率。然而投资率存在着上限，理论上讲不可能超过100%。现实的上限在哪里？50%？即一年之内所创造价值的一半用于投资，另一半留作消费，这是一个迄今为止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比率，我国经济距离这一点已经不远了。

一旦投资下滑，增长奇迹终结。自1970年代初开始，日本的投资率从35%的高位上回落，GDP增长率随之降到年平均4%以下，进入1990年代之后，增长基本停顿。人们自然要问，我国的投资率还有多少上升空间？如果投资趋向稳定或者下降，我们是否还能保持高速增长？

除了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投资驱动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过度发达，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相对落后。虽然人均GDP和美国相差不多，日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65%，比美国低了至少15个百分点。我国服务业产值不到GDP的40%，并且近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目前与印度相比也要低10多个百分点。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失衡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贸易顺差和本币的升值都与之有着很大的关系。服务产品在本土消费，不会引起国际贸易摩擦，而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只能由海外市场吸收，强劲的出口实为投资驱动的必然结果。倘若当年日本及时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服务业，或许可以避免“广场协议”的城下之盟；倘若我们能够及时叫停“二次工业化”的自编狂想曲，或许资源的消耗不致令世界感到难以承受，环境的破坏恐怕也不会严重到今天的地步。

制造业的过度发达源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日本有产业政策，中国有五年计划。凡政府规划必然是重制造业，轻服务业，因为它既不知道如何也没有足够的信息制定服务业的规划。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日本以往的产业政策实际上都是制造业政策，而我国的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围绕制造业展开，对服务业仅轻描淡写，几笔带过。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别在于前者多为集中、已知和确定的，而后者却是分散、未知和不确定的。汽车如何制造，看得见摸得着，一个互连网站能否招徕到足够的用户，没有人说得清楚，甚至在街角上开一家餐馆能否赚钱，要到开业经营之后，才能有个大致的估计。服务业在这里包括了对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科技创新，虽然科技产业也有制造业的成分，但它的价值创造主要体现在无形的智力产品上。政府可以规划汽车行业的未来发展，两个汽车公司就是一个行业，但对于服务业特别是科技创新，政府既非专家又缺乏信息，不可能事先做出符合实际的预测与规划。

无论产业政策还是五年计划，政府导向的资源配置不可避免地向制造业倾斜。“日本模式”曾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其核心是政府、工业和金融的三位一体，在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银行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提供廉价资金，企业进行快速的规模扩张。为了强化集体行动能力，银行与企业以及企业之间交叉持股，结成利益共同体。在我国，执行产业政策的是大型中央企业和国有银行，政府所有制则作为协调和沟通的连接纽带。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制定了各自的区域经济规划，运用行政影响为重点项目提供融资。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规划对企业的约束日趋衰弱，但产业政策以及与其配套的监管却长期压抑了服务业的发展。政府对重要的服务业如金融实施了严格的市场准入、产品开发和定价的管制，不仅限制了这些行业自身的成长，而且由于机构与产品的单一和过分集中在银行业，不能给服务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银行要求借贷者拥有足够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并有稳定的现金流以支付利息，制造业因此受到青睐，而服务业和科技企业则遭到遗弃。

日、中两国都非常重视科技，日本建有筑波科技城，中国的科技园区更是遍布全国。然而不无讽刺的是，政府越重视，创新能力的提高似乎就越困难，日本的信息技术落后美国不止10年，而中国在经济高速成长期间甚至少有丰田、索尼那样能够进入高端国际市场的公司。

日本给人以科技发达的印象，其实正如日本前金融相竹中平藏所指出的，日本的特点是二元经济，外向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制造业部门创新能力较强，可与欧美竞争，而国内的金融、地产、建筑、零售等行业长期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产品技术陈旧，效率低下。我国的二元经济也不宜再以城乡划分，而与日本类似，一方面是监管保护和政策扶持下的国有部门，与之并存的是在国内外激烈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民营部门，我国目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大多出自后一部门。

创新能力不足成为日、中两国经济的软肋，为保持增长，两国都不得不追加投资，以弥补投资收益递减留下的缺口。美国之所以能够以15%的投资率实现战后的中度增长，关键是通过创新不断改进效率。尽管山姆大叔的增长成绩不如东亚耀眼，但他有理由对85%的消费率感到满意，毕竟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当增长失去势头时，日本找到了快速创造财富的捷径——经济泡沫化。由于直接融资手段缺乏和资本市场的畸形，民间储蓄的大部流入商业银行，而银行消化储蓄资金的方法只有放贷。与直接融资不同，贷款会派生出新的存款回流到银行，迫使银行发放新一轮的贷款，由此造成流动性的过剩。股市和地产狂飚曾使东洋感觉已站在世界之巅，同样的纸面繁荣20年后在中国重新上演。

1989年近代历史上最大的泡沫破灭，日本经济从此陷入停滞和萧条，十几年间首相更换有如走马灯，认真反省“日本模式”的只有小泉政府。小泉在任内整顿金融，开放市场，打破交叉持股，缩小政府规模，最能代表其政策取向的，当属邮政储蓄的私有化。

历数“日本模式”的诸要素，产业政策、投资拉动、制造业优先、银行为主的金融等等，所有这些都可追溯到一个源头——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至于“日本模式”的另一面，消费不足、服务业落后、创新乏力、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则可以归结为市场的虚弱。实际上，“无形之手”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正在于“有形之手”的过于强势。

今天的日本在发展道路上的十字路口徘徊，沿袭自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传统，继续政府主导的“日本株式会社”模式？还是相信市场，倚靠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日本经济的未来走向。中国能否避免日本式的繁荣-萧条大循环？今后几年的政策时关键，希望2008年将是改革开放的第31年，而不是激情与惶恐交织的泡沫元年。

我还没来得及看 先发了 等下再看

前言：我也找不到这文章，我可以给你另外的参考，看看吧
一：关于日本
相信大家对80年代的“日本经济衰退”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及“香港的香港金融保卫战”吧！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国际投机集团“美国索罗斯财团”搞的，但是，你就没有想过它背后难道就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了吗？下面，我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你就会明白了。
从1980开始的，特别在1990年和1995年，第一名的美国和第二名的日本之间的GDP差距是多少？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一半！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其它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差距缩小到一半的程度。日本人在欢呼：只要超过美国的GDP，日本就可以恢复“正常国家”了！美国人没有吭声。
按理说，日本还是美国的盟国，其经济也是美国扶持起来的，美国也没有分裂日本的必要（要分裂，二战时就分裂了，也不用等到80-90年代）。美国也不可能对盟国日本使用“颠覆性煽动”，眼看着美国是阻挡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的了！世界各国都在兴奋的期待着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那个“历史性时刻”！日本企业更加疯狂，美国经济的象征——洛克菲勒广场被日本人买下了！美国的精神象征——好莱坞被日本人买了！美国人民的心情一下子掉到了谷底。“世界第一”就快保不住了！美国人民的荣耀感在急剧下滑，民间开始蔓延仇日情绪。
1980年，日本的GDP就快到美国的一半了。有一件事情在1985年发生了，1985年美国拉拢其它五国（7国集团）逼迫日本签署了。以“行政手段”迫使日元升值。其实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日本央行不得“过度”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当时手头有充足的美元外汇储备，如果日本央行干预，日元升不了值。可惜呀，日本是被去了势的太监。美国驻军、政治渗透、连宪法都是美国人帮它度身定做的，想不签广场协议都不可能。
日本最后的结局大家也知道了。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至1988年初.美国要求日元升值。根据协议推高日元，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协议前的1美元兑240日元上升到1986年5月时的1美元兑160日元。由于美国里根政府坚持认为日元升值仍不到位，通过口头干预等形式继续推高日元。这样，到1988年年初，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进一步上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正好比广场协议之前的汇率上升了一倍
美国人满足了吗？没有。接着看下去，从1993年2月至1995年4月，当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贝茨明确表示，为了纠正日美贸易的不均衡，需要有20%左右的日元升值，当时的日元汇率大致在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所以，根据美国政府的诱导目标，日元行情很快上升到1美元兑100日元。以后，由于克林顿政府对以汽车摩擦为核心的日美经济关系采取比较严厉的态度。到了1995年4月，日元的汇率急升至1美元兑79日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日元升值的后果是什么？洛克菲勒广场重新回到了美国人手中，通用汽车在这个广场的一卖一买中净赚4亿美元！日资在艰难度日中大规模亏本退出美国。美国人民胜利了！成功的击退了日本的经济进攻！我们可以从事例中看看1995年之后，日本和美国的GDP之比重新拉开了距离，而且越来越大！
可能有些网友还是没有明白，日元升值怎么啦？跟我们的谈论有什么关系？日元升值，就是美国对日本的一次经济阻击战！成功的把日本20多年的发展财富大转移到了美国去了。 下面我给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
假设我是美国财团，我当然知道1985会发生什么，假设我在1983年吧，我用100亿美元兑换成24000亿日元，进入日本市场，购买日本股票和房地产，日本经济的蓬勃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发疯一样的上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开始升值，到1988年初，股市和房地产假设我已经赚到了一倍（5年才翻一倍是最低假设了），那就是48000亿日元。E 这时，日元升值到1:120。我把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在一年中抛售完，然后兑换回美元，那么，就是400亿美元！在5年时间中，我净赚300亿美元！（还是最低假设）。那么日本呢？突然离开的巨额外资就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崩溃！经济学用词叫“泡沫经济破灭”。这就是日本常说的：“失去的十年”。而我连本带利的400亿美元回到美国，你想一想，美国经济能不旺盛吗？！！日本“失去的十年”，却正是美国“兴旺的十年”！

二：关于中国的现状
济的专家预测2008年中国经济存在危机
发改委专家马晓河指出：我国正在由某一方面的过剩向全面过剩演变。由于产能过剩，内需不旺，中国产品被迫出口，又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马晓河举例说：中国人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提供了一双鞋子，可见鞋的产能过剩多少。11月23日，央行副行长苏宁也表示，中国最终消费占 GDP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在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比较起来差别之大就如天上和地下。
上面两位，一位是宏观经济的专家，一位是金融权威，但指出的是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因为内需不旺而导致产能过剩，一旦国际市场出现大的风险，中国将有成千上万工业企业面临生存的危险。
让我们再来看看近几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因是什么：如果总揽中国经济全局就可以发现，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是投资，二是消费，三是出口，可以说这是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但是，在我国的实践中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这是问题的表象。为什么中国人会“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呢？明知消费是生产力，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力，这是一个浅显的经济学常识，但是在宏观经济发展的布局上，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都不顾及了？
再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一是地方政府重投资，前几年表现的是“开发区”热，后来是“基本建设”热，再后来就是现在的“房地产”热；二是大中型企业重工业产品出口，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企业，只要形成了生产规模，眼光都瞄准了国际市场，大到汽车，家电，小到鞋子，袜子，打火机，一古脑出口。就 “投资”热而言，高房价圈走了老百姓甚至两代人的财富，还有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就“出口”热而言，贸易顺差继续加剧，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有经济学家分析，人民币自汇率改革以来升值了5%，现在的状况是有可能2007年一年就要升值5%，相当于前10 多年的升值总幅度。那么这个后果是什么呢？许多经济学家讳莫如深，我可以大胆的告诉大家，后果就是人民币大量从不同渠道流出境，国际洗黑钱的势力乘机介入，甚至可以把中国贪官的钱都洗白了。
可以说，在2007年之前，只听说外国人到中国来洗钱，这个局面也将因此而改变，中国人终于到外国去洗钱了。再说得深入一点，就是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被别人悄悄地“盗走”了，而“盗匪?发改委专家马晓河先生的话头上，看看如何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产能过剩的解决之道是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低房价。房价不降，中国人对未来的预期必将产生较大的压力而不敢消费，还有一部分成了房奴无钱消费。马晓河先生说，中国工业品利用率有半数低于50%，所以，为了减少风险，必须扩大内需。而内需如何才能扩大呢？

中国居民的消费率是38.2%,世界平均消费率是78%—79%
中国居民平均房价收入比是一比十，世界平均房价收入比是一比多少忘了！
两相对照，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就暴露出来，是高得离谱的房价将中国居民的财富搜刮一空，还拿什么去消费呢？所以中国人的消费率创下了历史新低。有专家预测，中国房价每下降一个点，将为市场一年增加100亿以上的消费，而中国房价从2006年前三季度的综合平均价位上，至少有30%以上的下降空间，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房价下降30%，中国市场一年将增加3000亿的消费总额，中国经济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中国民众也从此能过上好日子。
相反，我国要是领导人的决策事物就控制不好这个局面，我国的经济将会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