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有哪些精神

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意识（前期思想） 出于对战神阿瑞斯和爱神阿芙罗狄蒂的迷恋，我对金庸的作品久读不厌。但形而上的思考却使我不得不暂时对他们告别，沉浸在思想的一抹阴影之中。对于金庸的评论已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享乐主义读者，我忧虑的并不是能否给“金学”的孔雀尾巴上添一根华丽羽毛，而是担心我的观点不同于读者的想象，给人以一种不切实际、影响文本阅读快感的荒谬。因为大多数的金庸小说读者和评论者都认为金庸作品的思想来自于传统文化，仅在写作技巧上表现了一定的现代意识，且这些现代意识也基本消弥在文本中不断出现的“蝶恋花”词调和“山坡羊”曲律中；我却认为正是现代意识给了金庸的想象力以最大的启发，并使其作品的深层意蕴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反传统倾向。这个貌似虚假的看法可能在本质上是真实的。

一

公元五世纪初，陶渊明从他自己的经历中提炼出的桃花源情结，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诱惑力的乌托邦理想。如果说鲍照和庾信在他们著名的作品中把世间的不幸诗意化了，那么陶渊明则诗意化了世间的幸福。在中国文学的漫长历史中，桃花源情结成了一代代文人渴望独善其身的那种普遍而又古老的幻想。也许正是这种幻想在金庸作品中的屡次出现，才使人觉得他始终和传统保持一致。然而，这种幻想的实质在金庸那里却是似是而非的。

大多数读者可能都会认为《射雕英雄传》中的桃花岛和《神雕侠侣》中的古墓是桃花源情结在金庸作品中的典型。的确，桃花岛和古墓在地理位置上正如同桃花源一样与世隔绝，人间的痛苦和变幻在桃花岛迷宫般的道路和古墓穴口的千钧巨石外悄然流逝着，但此间的居者却并不是为了逃避客观世界的痛苦，而是为了逃避主观的忧郁消沉的深渊。黄药师在伤心之际引贾谊的文章说：“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这正说明了处在世界上任何位置的人，都不过是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寂寞绝望与万物一同日日夜夜地忍受煎熬。桃花岛和古墓对于黄药师和林朝英等人来说不过是覆盖在深渊口上的一层稀薄物质，只能勉强支撑体重罢了。这种属于现代人意识的绝望感尽管被金庸落实在爱情主题上，但桃花源情结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思想内核却因此打破了。

如果说桃花源的居住者是被环境赋予了其存在的意义，桃花岛和古墓则几乎对于所有的居住者来说都是只有被动性。而以黄药师和杨过这两个反传统的个人主义者作为桃花岛和古墓精神上的主人，正是在深层意义上对指向过去的乌托邦的桃花源情结的解构。金庸在黄药师和杨过这两个号称东邪西狂的人身上突出地表现了他嘲弄传统观念的爱好。“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黄药师对传统观念所持的态度一直是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他为陆冠英和程遥迦完婚的一幕是《射雕英雄传》所能给予读者的最好的礼物之一，不能欣赏这一幕也即意味着肯定禁欲主义；杨过与小龙女的恋情本央就超越了一切的传统价值观念，其意义正在于表现个人主义精神对传统秩序的反叛，他们最终的成功既是爱情的胜利，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昂扬精神的胜利和意志的胜利。

郭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执着

金庸侠义英雄的民族大义，是秉承汉魏以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的。一部中国历史，其实就是汉民族和周边民族互相争斗、交融的历史。民族间的矛盾来源于国家利益的追求，也源于不同的信仰和教化。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民族气节从来都是放在首位的。在国家敌对中，政府的软弱格外刺激民间的信心，而作为民间力量的精英，侠便理所当然地承担了民众和志士仁人的理想。
　　侠的民族大义表现在为国御敌——这本是军人的本份，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布衣之侠”，更是责无旁贷。
　　民族大义的本质是一种忠诚，是对历史、对社会的忠诚，扩大开来，也是对家人对朋友的忠诚。一个侠士若不具备这份起码的忠诚，就丧失了自己所赖以寄身的 基础。
　　但这也不是侠的最高的境界。
　　在金庸笔下，豪气干云、孔武有力、斗狠使勇，充其量只能算个壮士，慷慨任事、忠悯待人、义薄云天，也只是个一般的侠士，所以杨过一人一雕往来东西南北 ，问尽天下不平事，急公好义排纷解难，人称“神雕大侠”，可杨过却拒不接受那个“大”字。
　　郭靖与杨过在襄阳联床夜话，郭靖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为国为民”，这才是侠之大者，这才是侠的最高境界。
　　天下为怀，苍生为念，这才是侠的最高理想，这也是金庸的侠意识，更是金庸对中国传统侠意识的突破与贡献。
　　在《射雕英雄传》的结尾，成吉思汗与郭靖有一段对话。成吉思汗说：“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泪”。
　　郭靖又道：“自古英雄而为当世景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 人”。
　　在《天龙八部》的最后，段誉和虚竹擒到辽帝耶律洪基，萧峰求辽帝一诺：终生不许一兵一卒越过宋辽边境。
　　在得到保证后，萧峰随即折箭自杀以谢罪。
　　要知道，萧峰是辽人，又是南院大王皇帝结义兄弟，宋辽开战，萧峰所念念于心的，则是苍生百姓的安危幸福，并以一己之死，换来了宋辽两国的平安合睦，百姓的安居乐业。辽国百姓免去征战之苦，萧峰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天下苍生得以安
　　然无扰，萧峰也是为民造福。这正体现了一个大侠的最高境界。
　　金庸笔下的侠义英雄，从寻常的江湖豪客，到行侠仗义、济人困厄的一般侠士，到为国为民、天下为怀的大侠，层次是何等的分明！
　　若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侠意识的成型是自司马迁始，从司马迁到金庸的二千年间，侠从威重乡里、与人解纷的“布衣之侠”，到少年豪气、复仇报国的“幽并游侠”，到梁山好汉的除暴安良，基本上定型在排纷解难、济人困厄的作为上，清
　　代的公案侠义小说、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基本上都是遵循着这个侠的原型。
　　只有到了金庸，排纷解难、除暴安良，不再是侠的全部作为，而是一个侠士的本份，不如此便不足以成为侠，而做到了这些则还远远不够，侠还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侠要以天下苍生为己念，这才是侠之大者。
　　显然，金庸继承了传统的侠意识，并发展光大了它。“布衣之侠”到“侠之大者”，这便是金庸的侠路历程。
　　在金庸笔下，侠在行为上有了扩大，在人格上有了升华。
　　侠在金庸笔下才开始光茫四射。
　　“侠之大者”是金庸对传统侠意识的突破与升华，也是对中国武侠文化及整个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望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