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的《叙事》翻译

好的史书，以叙事为首要。至于写出历史人物的功过，记下历史人物的善恶；有文采而又不流于艳丽，质朴而又不是粗野，使人体味其中的滋味和意旨，怀想其中的圣德言沦．再三捧读而不知疲倦，读之百遍而不觉厌烦，自然如果作者不是圣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古代圣人的述作，上起自《尧典》，下至于《春秋》，这些或是运用文辞，排列史事的著作；或有沟通古今，了解往事的含义。子夏说：“《尚书》议论史事，光明正大，如同日月一般。”扬雄说过：“说事情，没有像《尚书》那样清晰的；说道理，没有像《春秋》那样透彻的。”这就说明，《尚书》含义曲折深奥，在训浩中体现深刻的含义；《春秋》把隐含的大义阐明出来，用委婉的语言写成文章。虽然它们方法不一，但是各得其美，确实应当用来作为千秋万代的典范和楷模，是著述中的领袖，后代人的龟镜。后来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接着圣人而写，则是仅次于它们的著作。所以世上的学者都是先说《五经》，接着说《三史》，经和史的名目，从这里就分出来了。
我曾经试图说过：经好比太阳，史好比星辰。明亮的太阳光芒闪耀，星辰就会失去光芒；太阳下山，星辰就会明亮灿烂。所以，《史记》、《汉书》的文字，对于《尚书》、《春秋》时代的叙述，语言浅俗，涉及到琐碎枝节之事，如同翅膀下垂的鸟，不能高飞；好比音调不谐的禽，吹不成声。只有到了战国以后，离开圣人的时代越来越远，才能露出锋芒，显得出色有生气。由此可见，人的才能有差别，相差很远，要比较他们的优劣，不可同日而语。自从汉代以来，将近千年，著史者相继而出，不止一家。要在其中找出好的，大概寥寥无几吧。司马迁、班固著书，已经是败坏五经传统的罪人，而晋、宋以来出笼的史书，更连《三史》都不如了。就好像王业、霸业那样一个纯美，一个驳杂，相差悬殊。人才难得，到了什么程度！
然而人们的著述，虽然出于同一人之手，其中也有好坏不均，精粗不等的情况。如《史记》中的《苏秦》、《张仪》、《蔡泽》等传，是其中的好的；而像《三皇本纪》、《五帝本纪》和《日者》、《太仓公》、《龟策》等列传，确实就没有可取之处了。还有《汉书》的帝纪、以及《陈胜》、《项羽》等列传，是其中最为严重的。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传，又哪里值得一谈了或许是因为绘画一定要有粉底才能漂亮，帝王所在的京都一定要有山水的衬托才显得壮观。所以语言如果不美，历史著作也拙劣；事迹如果美好，历史著作也工致。如果一个时代没有异常的传闻或奇异的事情发生，没有英雄豪杰出现，没有贤人产生，事情琐屑，人物平庸，不出常理的范围，却要求著史的人显示出历史著作的公正、真实，表现出作者的隐微婉曲的著史才能，大概也是困难的吧。
所以扬雄说过：虞夏之书渊深博大，商代之书广阔辽远，周代之书严肃不苟，周代以下就凋敝萎靡了。我们看左丘明记事，当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晋、楚交替为诸侯盟主的时候，就能够修饰词句，形成典雅的文风。到了周王室极端衰微，史事更加杂乱无章，《春秋》中的精妙的言词，就几乎绝迹了。我们再看司马迁的叙事，周代以前，记事不完备，文字粗疏，不成体统。而从秦汉以下，则条理清晰，光彩焕发，很值得称道。至于像荀悦的《汉纪》，才华只表现在西汉十帝，陈寿的《三国志•魏志》，佳处仅在于前面三祖。依此类推，其它的也都与此相似。
能识得宝贝的人很少，能知音的人大概也不多。近来有裴子野编写《宋略》，王韵撰著《齐志》。这两家都长于叙事，不逊于古人。但世人说起来，都人云亦云地称赞裴子野，低毁王韵。因为江南的风尚文雅，所以裴子野的文笔工致；中原的事迹芜杂，所以王韵的言词常显得粗鄙，而且裴几原追求对言词的修饰，王君愚注重对事情的真实记录，这就造成了对他们的赞美与厌恶的不同。假如让左丘明重出，司马迁转世，记录北齐一代言行史事，恐怕也要辍笔难写，无从发挥他们的佳言妙论了。所以怎么能以后代的作者和古代的相比，对他们的得失一概而论呢？
叙事的体例，种类很多，不是短短的篇幅就能详细论列的。这里再把它分门别类，定为三篇，论列于下。（以上是叙事篇的序。）
好的国史，主要体现在叙事完美上，而叙事完美，又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意义大啊。一一观察自古以来可作为著史者的规范的书，《尚书》作为开端，所记载的追求事实减省；《春秋》转变了体例，所记载的注重文字精省。这大概是由于时代风尚厚薄不同，前后风格相异。然而文字简约而史事丰富则是它们共同的，这才是特别好的历史著作。从两汉开始，直到三国，国史的文字，变得越来越多而且杂。到了晋代以后，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如果要寻找多余的句子，摘取多余的词语，那么一行之中，必定有几个字是被错误地加上去的；一篇之内，必定有儿行是浪费笔墨的。成群的蚊子的声音会形成雷声振耳，众多的轻物的重量也会压断车轴。何况章句不加节省，言词没有限制，即使能装载几大车，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叙事的体裁，可以分别为四种：有直接记录人物的才能品行的；有只记录人物的事迹的；有根据言语可以了解的；有借助论赞而自然清楚的。如《古文尚书》，称述帝尧的德行，用“允恭克让”来表示；《春秋左传》讲述子太叔的形状，用“美秀而文”来表述。像这样的记载，再没有其它的说法了．就是所谓的直接记录才能品行。又如《左传》记载申生被骊姬陷害，上吊而死；班固《汉书》记叙纪信被项羽围困，代替汉高祖而死。这些就不说他们节操如何，但人物的忠孝自然显示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只记录事迹。又如《尚书》记载周武王历数商封王的罪状，在誓词中说：“烧烤忠良，剖挖孕妇。”《左传》记载随会沦述楚国，所说的话是：“革格蓝缕，以启山林。”这就是才能品行，全都没有谈到，但在人物语言中涉及到了，事迹也就显示出来，所谓根据语言可以了解的。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说：“苏建曾经责怪大将军不推荐贤人，不以礼待士。”《汉书•孝文纪》末尾，班固赞语说：“吴王装病不朝见天子，文帝赐给他几杖。”这些都是本纪和列传中都不作记载，而史臣发表议论时另外说出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借助论赞而自然清楚的。
如此说来，才行、事迹、言语、论赞，所有这四个方面，都不相互依据。如果四个方面都要写出来，那么所费的笔墨将特别多（近来史书在纪传中要叙述人居丧时哀伤过度，就先说他“豆比纯孝”；要叙述人整夜读书，就先说他“笃志好学”；要叙述人作战时奋不顾身，就先说他“武艺绝伦”；要叙述人下笔成篇，就先说他“文章敏速”。这样就是既叙述他的才行，又写明他的事迹了。如《谷粱传》中说：“骊姬在酒里和肉里下毒。晋献公田猎归来，骊姬说：‘太子已经祭祀过了，所以拿祭祀的酒肉来为您祝福。’献公将要食用的时候，骊姬跪着说：‘食品是从外面来的，不能不试一试。’把酒倒在地上，地面鼓起一个大包；把肉给狗吃，狗倒地而死。骊姬下堂哭呼道：‘天啊！天啊！国家是你的国家，你何必在乎晚一点为君主啊！"，还有《礼记》上说：“宋国阳门的介夫死了，司城子罕哭得非常悲痛。晋国派来侦探宋国的人回去报告晋侯说：‘阳门的介夫死了，子罕哭得非常悲痛。老百姓心情舒畅。恐怕不能攻打。”，这就是既书写了事迹，又记载了言语。还有近来的各种史书，一个人的事迹，好坏都已在纪传中详细记载了，后面又用论赞重复叙述前面的事。这就是才行、事迹已在纪传里写了，论赞又加以记载）。但是自古以来的经史，大多有这样的毛病（(（公羊传》、《谷粱传》、《礼记》、《新序》、《说苑》、《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记》，直到皇家所修撰的《五代史》都有）。能够避免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二（只有左丘明、裴子野、王韵没有这样的毛病）。
还有，叙事的省略，可以分为两类：一叫省句，二叫省字。如《左传》记载宋国华祸来鲁国会盟，说他的先辈得罪宋国，愚钝的人认为他很聪敏。愚钝的人称赞聪敏（鲁人，意思是钝人。《礼记》中已有注解），那么也就明白是贤达之人所嗤笑的了，这就是省句。《春秋经》说：“陨石于宋五。”表明听到天上掉下东西的声音，看到掉下来的是石头，数一下是五块。加一个字太详细，减一个字太简略，在详略之中找一个最恰当的点，简要但是合理，这就叫省字。与此相反的，如《公羊传》说郑克独眼，季孙行父秃头，孙良夫跋足。齐国用跋足的迎接跋足的，秃头的迎接秃头的，独眼的迎接独眼的。大概应该删除“跋足的”以下的字，只说“分别用同类的人迎接”。如果事情都要重新叙述，就特别多费文字，这就叫烦句了。《汉书•张昌传》说：“年老口中无齿。”大概在这一句之内，去掉“年”字和“口中”也就可以了。这样的六个字的一句话中，就有三个字是妄加的，这就叫烦字了。如此说来，省句容易，省字较难，能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才可以谈论著史。如果句子都是多余的，文字都是重复的，那么史书的繁琐杂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钓大鱼的人，垂下千条钓丝，得到鱼的只是在于一荃；捕高鸟的人，张开万张罗网，得到鸟的只在于一个网眼。叙事的人，有时徒然地扩充闲散的言词，广泛地增加无关的说法，如果取出其中的关键之处，不过一言一句罢了。如果能与打猎捕鱼的人一样，捕到鱼鸟后就收起所有的钓丝网罗，所留下来的，只有一签一眼而已，刀下么或许可以做到多出来的老皮厚茧全都去掉，灰尘污垢完全清除。花落了而果实在，渣去了而汁水在。唉！能够精简了再精简，是玄妙而又玄妙的。轮扁没办法说出用斧子的巧妙之处，伊挚没办法说出汤锅中滋味的变化无穷啊艺（以上说的是简要。）
对字词进行修饰就成为文辞，对文辞进行编排就成为文句。句子累积起来就有了章节，章节累积起来就有了篇目。篇目一旦划分，一家之言也就完成了。古代使者出使别国，以词令为根本；大夫在外交场合的应对，以文辞为主。何况要把它们排列为章句，刊刻成书籍，怎么能不尽力雕琢，以传给读者呢？自从圣贤开始述作，就被叫作经典，句句如同《韶》、《夏》之乐，字字好比琳琅美玉，清清爽爽的语言，美妙而又丰盛。譬如在大海中遨游的人，空自惊异它的浩瀚辽阔；登临泰山的人，只能感叹它的高大险峻。如果要摘取其中最为突出的，却不知从何摘起。但是章句中的言词，有明显的，有隐晦的。明显的，词句繁多，道理己经在文章中说尽；隐晦的，字句简约，事情更在字句之外。如此，隐晦的与明显的，它们的优劣不同，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了。能够省略小事而保留大事，举出重要的就可以明白不重要的，一个字就能概括大事小事，几句话就能使重要的不重要的都没有遗漏，这些都是运用隐晦的方法。
古代的文章，务必去掉浮泛之词。《虞书》说：“尧死了，百姓如丧考蝉。”《夏书》说：“启呱呱地哭泣，我不能抚育他。”《周书》说：“前线士卒倒戈”,“流的血把春柞都漂起来”。《虞书》说：“惩罚了四个人而天下都服。”这些都是行文似乎粗略，其实内容丰富完整。所以起初读它的人怀疑它简易，而写起来才发现它的困难。当然不是用“雕虫小技”所能指责的。其后左丘明得到《春秋经》的传授，以孔夫子为楷模。《春秋经》以几个字包含的意义，而《左氏传》以一句话表达清楚，虽然在文字的繁简上有所不同，但在明显或隐晦的处理上完全一致。所以如提纲掣领地讲述国家的风俗，就有说士会执政，晋国的盗贼逃奔到秦国；邢国人迁移后如同归家，卫国人忘了亡国的痛苦。如详尽细致地讲述人事，就有让女人劝南宫长万饮酒，然后用犀牛皮把他裹起来，等到了宋国，手脚都已露出来了；拉着庙宇的椽子，震动了屋梁；军队里的人大多很冷，楚王巡视并抚慰了三军，三军的战士都如同穿上了丝棉。这些都是语言虽然浅近而意义却很深远，虽然话语已经结束而含义却仍未尽。让读者看到表面的就能明白内在的，抚摸毛皮而能辩分骨头，在文句中看到一件事，能够在文字外举一反三。隐晦的意义，不是很大的吗？
到了司马迁、班固的两种史书中，虽然和《五经》相比已经逊色很多，但若寻找其中的长处，也还时常遇到这一类的语言。如汉高祖听说萧何走了，如同失去了左右手；汉兵打了败仗，唯河流水为之停止；董仲舒乘马，三年了还不知道雄雌；翟公的门口，可以张网捕雀，等等，就是这样的例子。
从此以后，著史的原则日益衰微，字句芜杂累赘的作者，不断涌现。在他们的笔下，一般不用单字成词，句子都要成双，长短要相等，奇偶要相配。所以本来一字能概括的，也要凑足为双字；应该用三句成文的，一定要分成四句。散漫重叠，不知剪裁。所以王处道被裴世期指责（《魏书•邓哀王传》说“容貌姿美”。裴松之说：“一个貌字分为三个字，也是叙事类的一个毛病”）。温子升受王君惫讥笑（王助《齐志》说：“当时舆论遗憾邢子才不能负责撰修北魏国史，失意惆怅的温子升也和他一样，因而编撰《永安记》，全都是枝蔓之词），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著史者的文字虽然简略，而事理却都很重要，所以能够做到疏略却没有遗漏，俭省但没有空缺，就像用奇兵的人，以一当百，能够收到战胜敌人的功效。如果没有突出的才能，思维又不敏捷，就会花费很多的词句，叙事才能周详，就像卖铁钱的人，以二当一，才能符合买卖交易的价钱。如此说来，《史记》、《汉书》以前，是那样的简洁扼要；《国》、《晋》以下（(（国》是说《三国志》，《晋》是说《晋书》），是这样的繁杂琐碎。如果要确定它们的美丑，甄别它们的好坏，读古代史书，弄明白了它的章句，都可以反复诵读咀嚼；看近代史书，喜欢它的字词，只需要知道叙事的意思就完了。这样，一贵一贱，不需说明就已经清楚，也用不着进行讨论，其中的道理已经自己出来了。（以上是隐晦。）
古代有了文章著述以后，比兴由此产生。用鸟兽来比喻贤愚，用草木来比喻男女，诗人墨客，已经说得很完全了。到了中古，体例稍有变化，有的比人一定用过去同类人物，有的说事情一定和古代的事情相比。当汉代帝王君临天下，国君其实称为皇帝，事理和商周时代称“王”不同；皇帝之子封为王，名称也不是商周时代的鲁、卫之类。可是作者却还称中央朝廷为王室，称朝廷大臣为王臣。分封王侯要加上稳固如磐石之类的话，任命诸侯国君要申明黄河如带之类的誓言。而史臣编入史书，也如同那些文章，假借古代词句，翻改今天的语言。滥用修饰，就从这里开始了。
到了近代，风气更见其盛，以至于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说到逆臣就呼为“问鼎”，说到巨寇就称作“长鲸”。国家初建之时，都说是“草昧”；帝王发迹之时，必称作“龙飞”。这些都是带着些讽谕的味道，不是直接指斥的言词，与子游、子夏不能加以修饰的《春秋》的字寓褒贬的原则，以及南史、董狐的记录史事不加隐晦的原则不同。如魏收的《魏书》和吴均的《齐春秋》，或是笼括一世，或是包罗一家，当然可以申明不容改动的作为准则的言词，宏扬最为公正的正直说法。可是魏收称南朝刘宋政权向元魏进贡，却叫做“来献百牢”；吴均记叙皇帝元旦接受朝见，定要说“朝会万国”。用古代吴国向鲁国征收赋税和大禹在涂山统计诸侯的典故，拿古代的往事，作为今天的说法。放在文章里还可以，用在史书里就不行了。
也有以同类型的古代人物作为比方的，如王隐《晋书》说诸葛亮向司马豁挑战，指望获得“曹咎之利”；崔鸿《十六国春秋》说慕容冲被符坚宠幸，因为“有龙阳之姿”，这些事古今相符，说得很正确。而卢思道说邢劫死了儿子不痛哭，是自从东门吴以来所没有的；李百药说王琳深得人心，即使是李将军那样的对下属和蔼可亲，善于诱导，也不过如此了。这就是虚妄地引用古事，以庸俗的音调凑成曲子，牵强地炫耀学识，如果认真辨析，这就不恰当的了。
古人的《礼记•檀弓》，长于记载事物的开始。不拘泥于前人成例，首先开创新的标准，前代史书所记载，为后来史书所采用。所以汉初设立士卒从军死了为誉的制度，被司马迁写下；鲁国人开始在丧礼中结雯，被左丘明记录。浮桥可建，杜元凯在毛《诗》中得到验证；男子有筹，刘伯文远远地征引《礼记•内则》，就都是这种情况。查裴景仁《秦记》，说符坚正在吃饭，“抚盘而骂”；王韵《齐志》讲受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到了崔彦莺编撰新的十六国史，李重规删改旧的北齐史，就把“抚盘”改成耘推案’,，把“脱帽”变为“免冠”。而近代以来统统不用食案吃饭，胡人风俗头上不戴冠冕，就因为认为裴、王的语言与古书中的不同，因而改成文雅的言词。这让学习的人如何去考察一代风俗的不同和古今之间的差异呢。
还有，自从混杂不纯的种族称帝建国，遍布中原大地，风俗和华夏民族不同，语言大多丑陋鄙俗。如“翼键”是昭成帝的名讳，“黑獭”是周文帝的本名，而魏伯起改成别的称呼，令狐德巢缺而不记。大概龙降、蒯啧，要算是用字丑陋的；重耳、黑臀，要算是取名鄙俗的，这些古代的名字编列在《三史》中，流传在《五经》里，没有听说后来人对它们有所议论，另外加以修改。况且齐丘的牛犊，明白记载在淑语中（杜台卿《齐记》记载俄语说：“头牛进了西山谷，迎接牛犊上齐丘”）。河边的狗子，记录在民谣里（王助《齐志》记载民谣说：“灌灌头团团，河中狗子破你园”）。明朗如同日月，难以掩盖遮藏，这些都不写出，怎么告诉后人。也有姓氏本为复姓，都省略成单字。或是去掉“万纽”只留下“于”字，或是只存“狄”字而去掉“库”字。遍查自古以来，难以听说有这样的事例。
过去孔夫子说过：“文饰胜过了质朴就像史。”由此可知，从事史书的撰述，必须借助于文辞。自《五经》以后，到三史之前，运用文辞叙事，是值得一谈的。而如今的著述，则与此不同。这些书中的文字，有的不切实际地加以修饰，十分随便地进行刻划描绘；有的文体如同赋颂，用词类似徘优。文学不像文学，历史不像历史。就像乌孙王营造宫室，夹杂着汉族式样，结果好比雕刻天鹅不成功，反而像野鸭了。（以上说的是妄饰。）

20、睡眠不足会变笨, 一天须八小时睡眠,有午睡习惯较不会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