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指明推动人均gdp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2025-02-26 13:5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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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改革从1979年算起，到1998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这2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是9.7%，而改革以前从1953年到1978年这26年中平均增长率是6.1%，所以根据这两个数字，改革期间平均经济增长率提高了三个多百分点。关于改革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究竟有没有那么高，国内国外有不少讨论。比如世界银行在前几年的一个报告里认为，从1978年到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统计局的数字偏高。他们提供的数字是8.2%。还有一位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家叫安格斯.麦迪森，他对同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是7.5%，比世界银行的估计更低一些。我们对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做了一个估计，主要是根据几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根据工业产品中1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实物量的增长对工业增长的数据做了核算，另外根据电力和交通运输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对经济增长也做了核算，还有就是运用模型分析的方法把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一项项剔除，剩下的就是数据偏高的部分。做了这样几个分析以后，我们大概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改革期间从1979年1998二十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我们的初步估计是8.5%。这个数字低于统计局的数字，比我刚才提到的国外的两个数字稍微高一些。偏高的部分实际上主要集中在90年代，80年代经济增长率的数字有一些偏高，但偏差不是很大，到90年代偏差就到了两个百分点。统计局的数据偏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国外一些研究人员提到的我们GDP计算方法有缺陷、对不变价格的计算有缺陷等等，但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级地方政府虚报产值造成的。实际上统计局对此是了解的，所以它每年对从地方上汇总起来的经济增长率要进行调整，他们叫做“压水份”。所以每年公布的数字都是统计局压缩了水份后的数字。比如1998年，当时目标是增长8%，统计局的数字最后是7.8%，但实际上如果你看各地方的数字，除了新疆以外，各省市的数据都超过了8%，如果简单汇总的话可能是9%还多，所以统计局从9%调整到7.8%已经做了很大的压缩。但是我们这个分析认为尽管统计局做了必要的调整，但是调整还不够，实际增长率可能还要低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讲，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率起码提高了三个多百分点，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即便是8%的增长率，在世界上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显著加速？

一个方面是投入要素。首先我们把生产要素分解成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几个方面。大家关注最多的是改革期间投资增加和储蓄提高，到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我们做了一些计算，计算的结果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改革期间储蓄率有明显的提高。平均储蓄率在改革以前大约是30%，1978-98年期间大约是37%，所以储蓄率在改革期间大体上提高了7个百分点。投资方面，如果以GDP为100的话，那么固定资产占GDP的比重在改革以前平均是18.5%，改革期间提高到了26.8%。再看资本形成。资本形成就是把投资中没有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去掉，最后计算净的资本。按这个数字算，1961-77年期间平均是12.6%，1978-98年提高到22.2%。这三组数字在改革期间都明显提高了。这里头还说明一个问题。改革以前储蓄率是30%，就是每100块钱GDP中有30块钱拿出来作为储蓄，那么这30块钱有多少形成了固定资产？只有12块6。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投资效率，就是说有大量储蓄或者变成了积压的存货，或者在投资过程中有很大的浪费，所以最后净的固定资本形成率相当低。改革以后储蓄率提高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存货的相对减少和投资浪费的相对减少。我不是说现在投资没有浪费，仍然有很大的浪费；我是说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很多项目是由行政命令、主观意志定下来的，有的项目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所以投资中的浪费非常大，很多项目还没有建成就已经报废了。改革期间市场导向的结果，在这方面可以显著看到投资效率提高了。算下来最后是每100块钱储蓄中改革以前有42.1块形成了固定资本，改革期间是59.4块。这个数字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后来的计算，我们又对它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最后的结果可能与这个数字有些出入。但基本方向是一致的。这就说明改革期间投资增长，一部分是由于储蓄的提高，另一部分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大体算来，投资效率提高对投资增长的贡献，要超过储蓄提高的部分。总的来看，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提高导致经济增长加速，这一贡献大约是1个多百分点，不到2个百分点。这1个多百分点中间，储蓄提高的部分占不到一半，其余的很大一块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加上90年代以后外资投入的大量增加这两个因素导致的。

人力资本的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对人力资本的增长做了很长时间的计算，得出的结果是我国改革期间与改革以前相比，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是放慢了。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改革以前，特别在解放初期，全国人口很大一部分是文盲，50年代普及中小学教育大大提高了中小学的入学率和升学率，这是促使人力资本增长加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改革期间由于中小学入学率在基础上就已经比较高了，所以要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速度相对就要慢一些，这是正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认为改革期间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还很不够，教育体制也亟待改革。所以，在改革期间人力资本增长没有加速的倾向，反而比改革以前更低一些。我们在初步的报告里曾经有一个判断，就是人力资本增长的减速整个抵消了物质资本增长的加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来又重新对几个数字做了核对以后，发现这个结论需要做一点更正，就是说人力资本增长放慢的幅度没有那么大，所以整体上不能抵消物质资本加速增长的因素。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一讲制度问题，就是改革期间的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改革期间非国有部门高速增长，它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在改革以前，如果讲非农业部分，就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块，国有经济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的；在改革中间这一部分国有经济比重显著下降了。从GDP构成来看，国有部门产出约占GDP构成的54%，这其中还有很大一块是农业，非农业中非国有部门的贡献大约是20多个百分点。改革以后，在GDP构成中国有部门下降了。我们最初估计是29—30%，但后来重新修正了一下，应该是超过30%，但低于40%。国家统计局有一个内部的估算，认为国有部门1997年在GDP构成中的比重是42%，我们的估计比统计局的估计大约要低5个百分点。这是根据每个部门分别算下来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国有部门已从主导地位下降到了非主导地位，而非国有部门迅速增长。所以非国有部门在改革期间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增长率来看，特别是乡镇企业这块，在改革20年中平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国有部门增长我们算的结果大约不到7%，这个增长率是低于改革以前的。就是说改革期间国有部门的增长率是下降的，而高速增长的这块完全是由非国有部门带动的，在其中乡镇企业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整个非国有经济中，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都可以认为，非国有部门中间是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城市非国有经济在改革初期和中期都发展得比较慢，而农村乡镇企业这块增长速度特别高。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在1978年是2800多万人，到了1997年增加到1亿3千5百万人，就是说在改革期间乡镇企业多吸收了1亿多农村劳动力。我们算了一下，这块产出在GDP中的比重，改革以前大约在4—5%之间，到1998年占到了28%。所以在这20年中乡镇企业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主要的经济部门了。90年代以来其他非国有经济，比如个体、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增长也都很快，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大贡献。所以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这实际上与刚才说的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不矛盾，因为那里是从投入角度看的，我现在讲的则是部门构成。

另外我们还遇到几个方面的问题，比如在体制方面仍然存在着障碍。非国有企业在发展中间仍然面临制度方面、市场环境方面、技术进步方面等诸多方面的约束。这些问题还在影响着经济增长。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源重新配置效应的作用在逐渐释放，另一方面在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这也就是说改革中可以继续增长的潜力还很大。这里我举个例子。在融资方面，虽然现在从整个经济构成来看，非国有部门已经占了主导地位，国有经济也就是占三分之一的样子，但全国的银行贷款的投向却基本上倒了过来。银行贷款的70%是投向了国有企业，投向非国有企业的只有30%。这30%中，大部分又是用于集体所有制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拿到的微乎其微。而投向国有企业的这部分银行贷款，形成了大量的坏债，国有企业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这样一个状况，说明了在金融体制方面存在巨大的问题，就是说要素配置在金融领域是不合理的，是违反市场导向的配置原则的。我们在实际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非国有企业贷款很难，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生产中急需的资金很难通过银行解决；而大量的国有企业则大量的借债，背着沉重的包袱，最后形成既不能还本又不能付息的局面。这个现象说明了金融体制改革是迫在眉睫的。如果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就必须改革金融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如果仅仅是在国有银行内部改革它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等，是不够的；我们认为需要引进非国有经济成分，需要在这一方面开放。最近在谈加入WTO的问题，现在有关方面给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许诺，就是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下一步就将面对国有银行和外国银行竞争的局面。在这个竞争中，国有银行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体制方面有问题。在这样的竞争中如果不是靠保护、靠政策的话，国有银行很难打败外国银行。与此同时在金融领域，基本上没有对非国有部门开放，只有极少数例外。这也不利于我国金融方面的竞争力。其他的还有技术进步方面，我们现在碰到风险投资的问题。企业搞技术开发需要风险投资，因为开发技术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正常的银行贷款很难支持这样一种活动。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萌芽。这些萌芽如果长不起来，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不会高，而且整个技术进步就会受影响。所以风险投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再一个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在企业做调查，有些厂长就对我讲，我不开发新产品就是等死，但开发新产品就叫找死。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花了大量的钱一旦把新产品开发出来了，马上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企业模仿、仿造，他们不用付开发成本，因此就有低成本优势，如果进入这个市场就可能把你吃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不利于我们的技术进步和科技开发。在这方面前几年谈得较多的是对外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我们认为对国内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应该提到议事议程上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再一个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在改革期间，部门间要素的重新分配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带动作用，刚才我们算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是1.4个百分点；虽然90年代后半期这一贡献有所下降，但我想1.2个百分点是有的。再加上其他方面资源重新配置的贡献，估计是在1.5 到2个百分点左右。这是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贡献。

如果从要素的配置角度来谈，下一步的增长潜力在哪儿？我们认为有一个巨大的增长潜力现在没有释放出来，就是城市化。在这个图中，横坐标是人均GDP，纵坐标是城市化率，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图中可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城市化率会上升。中国的城市化率和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大约低10多个百分点；如果按购买力平价算，大约低20个百分点以上。就是说中国现在城市化率为30%，而按同等收入的城市化水平，应该在40—50%之间。中国城市化程度特别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很大一部分是政策原因，就是说改革以前有明确的政策措施限制城市、特别是大中型城市的发展。改革以后政策有所调整，但只是强调鼓励小城镇的发展，而大中型城市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虽然限制的程度有所放松，比如改革以前严禁农民进城，改革后农民逐渐可以进城了，但是农村劳动力进入不同的城市仍然面临障碍。比如你要想在大城市呆下来，起码要准备五、六种或七、八种证件，什么结婚证、身体健康证等等，凑齐这么多证就很不容易，而且不一定哪天又把你轰走了；即便你能呆下来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而且现在从调查看，大部分到城市里打工的是以年轻人为主，并且是以单身为主，他们过几年想家了或攒够钱了就回去了。如果这部分人能把自己的家从农村搬到城市来，如果城市没有太多的对外来劳动力就业领域的限制，那么城市化的速度就可以加快。另外中国现在大中型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比重的6%，这么小的比重对经济很难有很大的带动作用。现在城市的作用发挥得远远不够，原因就是城市太少了；它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远不够，它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也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模型分析，今天我没带来，这个模型中算了一下不同规模的城市的经济效应有什么差别。这里头要考虑到，一方面城市大了以后，它的规模收入会提高；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比如会带来比较严重的污染、交通阻塞等。随着城市的扩大产生的这些负效应要从收益中剔除掉，然后才能看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别。我们对全国600多个城市做了模型的分析，结果是这样的，大体上城市规模在100-400万人之间，净的规模收益最高；少于100万的城市，规模净收益非常有限；超过400万以后也会逐渐下降，到了1000万左右的时候基本就没有净的规模收益了。所以城市化也不是越大越好，但是非常有潜力的是那些100、200万人的城市，这些城市我国还是太少了。但我们认为如果今后在城市化政策方面做进一步调整的话，可以对城市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对经济增长起到非常强有力的作用，这个作用应当不亚于过去20年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而且在城市经济扩张过程中，还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能够把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所以仍然会产生资源的重新分配，仍然会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潜在地对经济增长起制约作用的方面。比如说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过去20年中，外资的投入、由于开放政策带来的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等在经济增长中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的外贸部分的比重已经在过去几年中提高了很大的程度，所以今后靠外贸的超常增长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的作用正在减弱。另外这几年外资投入也相对扩大了，90年代中期以来基本上每年4、5百亿美元，外资大量涌入。但现在外资投入速度也在放慢，去年下降了11%。今后我们想可以稳定在现在的水平上，但不能希望外资投入再像过去那些年那样高速增长。当然这也取决于加入WTO的时机、谈判条件和结果等。另外刚才说到金融风险问题、政府腐败问题，此外还有失业增加、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也会对未来经济增长形成制约。但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严格来说不是不能解决的，而是你去不去解决。

总体上说，我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今后20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中，资本的贡献大约仍然能够保持3个百分点左右；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贡献，劳动力的贡献有可能下降，人力资本的贡献有可能加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方面的因素。再考虑到结构变化和体制改革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包括在内，今后20年中比较乐观的估计是，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或接近于7%的水平是有可能的。当然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说你要不要推动城市化进程、要不要较大幅度的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政策。但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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