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国海域中的东沙、西沙、南沙、中沙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作者通过大量的中外历史文献资料,以及水下、地面出土文物的不断发现,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历来是最早发现、开发和建设南海诸岛的唯一真正主人。
南海诸岛是南海中中国大小二百多个岛屿、沙洲、暗沙、礁滩的总称,按其自然群体组合和地理位置分布,分为东沙、西沙、南沙和中沙四个群岛。它们都是由珊瑚礁构成,原来都在水下,经千千万万年珊瑚虫体堆积造礁作用,才逐渐露出水面,但造礁过程是继续不断的,所以至今还有不少礁滩、暗沙处于水下或时隐时露于水中,不能住人,至于那些露出水面的岛屿、沙洲。当初自然也无人居住,没有名称,更谈不到开发、利用。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在南海中的航行和生产生活的实践,才逐渐发现它们,加以命名。不断经营、开发,随之成为它们的主人。日久年长,很自然地就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就是南海诸岛作为中国领土的完全有历史根据的全部经过。
南海诸岛,从其有文字记载开始,就处于中国疆域之内,各王朝都视为当然的管辖地域,这有大量历史记载可以为证。这些岛屿从最早发现到开辟都是和中国人血汗劳动分不开的。岛屿或其周围附近至今还遗留有中国各代人民生活或生产的遗物、遗迹。南海诸岛是由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经营开发,由中国政府最早行使行政管辖权的,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最早发现和最早命名
(一)南海航路的最早开辟
南海沿海交通很古就已开辟,到了汉武帝置交趾九郡以后,随着疆域的发展,政治与经济联系上的需要,南海交通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对外国际航路。最早记载这条对外航路是《汉书·地理志下》,出航点有日南障塞、徐闻、合浦三处,绕过印支半岛。第一个国家是马来半岛东岸的都元国,而后经缅甸沿岸的邑卢没、湛离、夫甘都卢等国,最后到达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及其南的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回程仅记“到日南象林界”而止。日南郡是当时最南之郡,象林县又是日南郡最南之县,到了日南象林界,就进到中国之境,而《汉志》的对外航路乃是记载所经外国之地,所以在国境内的都不记录,到象林界即结束。
汉代开辟这条对外航路,历代沿用,大体相同,只是在各段具体航程上,后代有发展改变。就后代的航路考察,一般都要经过七洲洋即西沙群岛的洋面,和昆仑洋即南沙群岛相连的洋面,所谓“上怕七洲、下怕昆仑”[1],已成为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名言。穿过七洲洋面时,也可以到西沙群岛的岛屿周围停留,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船队就不止一次从西沙群岛某些岛屿附近经过或停留。1920年日本渔民在西沙群岛珊瑚礁上发现很多的古钱,其中最多最新的是“永乐通宝”,多未经手磨,只能是郑和船队所遗留[2]。1974年又在西沙群岛北礁礁盘上发现体积很大的沉船,装载大量全新的“永乐通宝”钱,这只沉船只能判断是郑和船队中的一只[3]。尽管《郑和航海图》上也标绘着“石塘”、“万生(里)石塘屿”,即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而地下实物也证明船队确是经过这里,但是为什么参加航行的郑和的随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中都未记载南海诸岛呢?因为他们也仿照《汉书地理志》的体例,只记外国。而代表西沙与南沙群岛的“石塘”与“万里石塘屿”属中国疆域,所以未予记录。
(二)南海诸岛的最早发现
中国人民最早开辟南海航路。并多次穿经南海诸岛之中,没有这些航海的实践,发现南海诸岛就只能是妄想、空谈。南海诸岛最早发现只能属于中国人民,而不能属于他国。首先,南海对外航路的开辟,必然就导致发现这些岛屿。《汉书·地理志》对外航路仅记国外,国境内皆未予以记录,但不能认为汉代还没有发现。记载总是落后、晚于认识的,现在所见记载,最早为三国,吴大帝孙权于黄武年间(公元225~230年)派朱应、康泰,通海南诸国,所经及传闻则“百有数十国”。康泰等人回来后都写有著作,后来散失,仅存《扶南传》留有片断:“涨海中到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4]。涨海是南海另一叫法,涨海中的珊瑚洲就是南海诸岛,“洲底有盘石”就是指各岛屿下面的礁盘,由珊瑚礁构成的南海诸岛正是珊瑚虫体长期在礁盘上堆积而造成的,符合诸岛的形成实际过程。和朱应、康泰同时的吴国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从马来半岛的句稚国往中国的航程中,“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5]。磁石就是指当时南海航路上隐没在水中的礁滩等,船舶遇之,常常搁浅拔不出来,就好象被磁石吸住一样。康泰所是当时南海已露出水面的岛屿、沙洲,而万震所讲的则是潜在水下的礁滩、暗沙。这是关于南海诸岛的最早记载,尽管非专指哪一岛屿,但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综合两书,则岛屿、沙洲、暗沙、礁滩都全有了,这必然是多次航海实践和实地考察经历的结果。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使请赤土(在马来半岛西岸),其航程只见《隋书·赤土传》:“(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部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
焦石山距南海郡即广州值顺风还有二十日程,陵伽钵拔多洲系梵名Lingapurvata译音,即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与北宋《武经总要》中巡海水师航路的陵山(今越南归仁北燕子岬湾内之Lang-Son港),比照后两书航程,必为占不劳山(广东群岛)以南南海诸岛,两书中的占不劳山距屯门分别为七日和十日,距广州约为十一日和十四日。所以日人藤田丰八考订焦石山为占不劳山是不可信的。焦石当即礁石,至少宋代航海中就常用此词,如《梦粱录》就提到南海中有鱼所聚,必多礁石。葡萄牙人最早称西沙群岛为Pracel,义为石礁,焦石山应为西沙群岛中一岛,大约就是《明清针路》中的万里石塘中的红石屿,明《顺风相送》说:“船若近外罗,对开,贪东七更船,便是万里石塘,内有红石屿,不高。”清初《指南正法》也有相同的记载[6]。由此可见除沿印支半岛海岸航行外,还有向东出万里石塘,经红石屿的一道。此处之万里石塘指西沙群岛,红石屿当指其中当航路之尖石岛,后来仍为船舶所经。
(三)南海诸岛的最早命名
(1)宋代统称南海诸岛为石塘、石床,分称则有长沙、石塘、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和七洲洋,以后就一直为中外所沿用。《宋会要辑稿》记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占城人去广东,遇风漂到石堂(《宋史》作“石塘”)[7],周去非《岭外代答》说:“东大洋海则有长沙、石塘数万里”。十三世纪初的《琼管志》说:“东则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闽南方言称礁为塘,石塘是指南海诸岛珊瑚岛,长沙则指由珊瑚碎屑在岛的周围构成的浅滩,露出水面就称沙洲,隐在水下的称为暗沙,千里、万里则形容岛、洲之多,绵延之长。至于《梦粱录》说:“去怕七洲,回怕昆仑”,七洲洋则专指西沙群岛附近的海面。
(2)明初《郑和航海图》进一步分出“石星石塘”、“万生(里)石塘屿”、“石塘”[8]。根据图上相互位置和针路记录,“石塘”是指西沙群岛,“万生(里)石塘屿”是指南沙群岛,“石星石塘”是指中沙和东沙群岛,当时还没有细分两个岛群,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