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的未来展望

对中国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界基本形势的估计，首先不能不考虑的是它的政治功能的弱化和淡化。对科学家们的政治紧箍咒已经全然解除，因此，不再有多少科学家们心甘情愿来聆听“科技哲学家”们的“教诲”了。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历届领导人名单中可以看出，第一届那种科学家踊跃加入的兴盛景象已经不再可能，一线科学家们基本上不再关心这里的问题。如果说还需要对科学家们进行统战的话，那自然辩证法也不再是一个合用的统战工具了。由于这种政治功能的弱化，自然辩证法界进一步发展的外部资源大打折扣。出于“长治久安”计，需要从内部挖潜，也就是要搞学科建设。
当然，作为政治角色的另一大外部资源即理工农医研究生的政治必修课制度还在，意识形态，因此具有不确定性。可靠的做法是，尽快将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渐转化为科学-人文素质教育功能，使这部分不确定的资源转化为稳定的教育资源。
如何搞学科建设?如何转化必修课的教育功能?
要搞学科建设，首先要顺应学科分化的趋势，对哲学方向和社会学方向分头搞学科建设。在二级学科下面进一步分研究方向，是通行的做法，比如在“外国哲学”下面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在宗教学下面分“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等。但方向又不宜分得太细，像研究会的专业委员会那样的分法，没有体现本专业的综合性特征。划分研究方向的判据很简单：只要两个方向所公认的研究生必修课没有或很少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它们就是可以真正分开的两个研究方向。从学科现状看，分哲学方向和社会学方向是可行的。让一个将来从事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生，苦苦地必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训练、研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似乎也有些过分。哲学方向和社会学方向应该各自设计出一套招生和培养方案特别是必修课方案。比如，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可以有如下必修课：科学社会史名著选读、科学社会学原著选读、社会统计学方法研究、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案例研究、STS（科学技术与社会）案例研究等。
哲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应该具有三大基础：即自然科学基础（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普通心理学、数理逻辑等的合取或析取）、哲学基础知识（哲学通论、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等的合取或析取）、专业基础课（科学哲学、科学史的合取或析取）。应该接受如下四门必修课训练：自然哲学原著选读、科学思想史名著选读、科学哲学原著选读、技术哲学原著选读，此外可以把社会学方向的课程作为自己的选修课，也还应该选修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科学与宗教等课程。必须看到，即使是哲学方向，也有无比广阔的研究领域，但这个方向的学生如果有了比较好的哲学史和科学史基础，那么不论研究什么问题，其视野和思路都会有哲学的特征和意味。
其实，硕士期间的哲学方向到了博士期间还应该细分，这时可以分得更细一些。做历史研究的和做哲学研究的，在文献要求和素质要求方面是不完全一样的。国内十多年来出版了不少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教科书，但都是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编的，为本专业的研究生编的教材不多，系统性更谈不上，要搞好本专业的学科建设，需要一套比较系统的教材和参考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北大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正按照“将科技哲学建设成为哲学学科”的思路，系统积累学科基本文献，分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编写教材和参考书，希望以此慢慢取得共识。
学科建设之外的另一个基本对策是对“政治必修课”制度进行适度改革，把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步转化成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结合人文教育来做，我们思想教育的某些失误或者失败，可能与它们割裂了与人文教育的传统纽带有关。对理工农医科的学生（不单单是研究生）而言，对他们进行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也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因此，“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听规定的老师讲课”的这种“三规”式的必修课制度，可以变成：在学制所规定的时间内（比如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必须在科学人文类课程中修满一定的学分，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听、听哪门课、听哪位老师讲，可以由学生自由决定。
这样改革的另一个好处是，促使教师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开出自己最拿手的课程，讲授自己最熟悉的问题。多年来，讲公共课的教师总是比其他教师“矮”一些，他们平时教学量大、教学内容单调，因此没有时间去搞科研，久而久之也创新乏力，所以一到评职称的时候，他们总是被作为照顾的对象。如果公共必修课能够改造成限制性选修课，对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对于打通自然辩证法界的教学阵地和科研阵地，也是大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