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演变的原因

户籍起源很早。春秋时发展为书社制度，25家为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版即户籍。战国时，强国“少料其民”，并实行上计制度，地方长官每年要将境内户口登记状况和赋税收入预算呈报国君。秦国商鞅变法后，严格户籍管理，又将之与军事编组相结合,五家为保,十家为连，行“什伍连坐法”。

秦统一后，使黔首自实田，遂系田亩于户籍。汉代定户律，各地八月“案户比民”，将各户占有的土地及其他财产记入户口登记册内，作为征收人口税和分派兵役、力役的依据。户籍这时是人口、土地、赋役三种册籍的合一。汉户籍三年一造，谓之“大比”，并三年上计一次；每年征赋前的校核谓之“小案比”，属经常性登记统计。

唐代也是三年一造户籍。由民户自己申报户口、田地，记入“手实”；里正据手实造籍。官员按各户资产多寡、丁口强弱量定户等（户分九等），据以征收户税。

上计已改为一年一次，两次造籍中间年份按各年呈报的手实注于籍册，相当于异动登记。又为防止低报丁龄、伪报病老等，由官员检阅人丁形貌，称“团貌”（三百家为一团）。户籍制度趋于完备。

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征收赋税渐以田亩为主，户籍遂按有无土地分为主户、客户，并按土地多少分别户等（农村分五等）。

同时，设置各种单行的田亩帐册图簿，地籍逐渐从户籍中分离出去。宋取消人口税，仍征丁口之赋，差役也按丁抽派，因又有丁帐、丁口簿、五等丁产簿等单行户籍，均只计男口。王安石主政时行保甲、完税诸法，许多地方又取消丁帐等，改设甲册,并作抽练兵勇之用，亦常作为催科、征赋之据,但亦限于男口。

宋以后，金的户籍登记包括男女老少，较宋为全面。元代则户类、户等复杂，户籍制度颇乱。

明初整理户籍，进行人口普查，颁发户帖，登记户种（民户、匠户等）、原籍贯、现籍贯、居住地、各口姓名、性别、年龄、与户主关系等，相当完备。又在户帖的基础上建立黄册，除记录户帖项目外，并列徭役税粮科则。

黄册十年编造一次，十年内的变动也登录，借以调整赋役。地籍则另有鱼鳞册，与黄册并行。明中叶实行一条鞭法后，大部分赋税都按田亩征课，鱼鳞册更为重要，黄册改以户籍为主，但这时仍有部分税银按人丁征收。

清初，户籍散失。顺治初，为征收丁银，行户籍人丁编审制度：将户籍分为军、民、灶、匠四类，以户为单位核登丁口，三年（后改五年）一造丁册，其他人口不备载。

康熙五十一年（1712）规定以后滋生人丁不再加征丁银,其后逐步实行摊丁入地，丁银全部并入田赋,人丁编审作用消失。乾隆五年（1750）首令岁奏民数，次年规定通过保甲系统统计男女老少全部人口，保甲成为户籍管理的基础，一直沿用下来。这时，户籍已与赋役无关了。

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是维护政权统治和征课赋役的基础，故历代都十分注意户籍。中国的户籍历史甚久，记录丰富，制度日趋完备。但是，在封建社会前期，依附农制盛行，世族、豪强与国家争夺农民，荫庇丁口，户籍制度并未能顺利执行。

而役重于赋，以及课人口税，亦造成人民流亡，使户籍失实。后期，赋役征课渐从以人丁为主转为以田亩为主，分租制下的佃户减免直接负担，客户入籍为户籍制度注入了新的内容。但地方官为了保留地方财力和层层贪污自肥，也多方隐瞒户口，假报名姓。

如明代上报户籍用黄册，许多州县征收税粮则用白册（亦称实征册），两不相符；一些胥吏手中又自有私册，乃至州县长官亦不能过问。清初之丁册，只是当差人数，实际丁口数并不只此。摊丁入地以后，户籍与赋役完全脱钩，登记的户口才比较接近实际。但又因保甲制度本身流弊，以及失去征课作用后官吏更自因循，仍难精确。

扩展资料：

户籍制度是指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中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是与土地直接联系的，以家庭、家族、宗族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现代户籍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

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13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户籍制度改革被列为2013年四项重点工作之一。

目前全世界仅仅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而据了解，世界上尚存朝鲜、贝宁两个国家参考学习了中国的户籍制度，但这两国也没有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划出差异性鸿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户籍制度

原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人身依附关系的不断松弛；政府的不断改革（或：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的变化，如两税法、宋田制不立、明一条鞭法、清摊丁入亩等）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 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着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 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 “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 “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秦代：外出住店须官方介绍信
中国的户籍制度至迟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并禁止民众自由迁徒，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与店家一块治罪。
汉代：从私民到公民
大汉王朝的某年仲秋（八月），西北，万里晴空。张掖郡居延县的县衙门口，排了长长一大溜人，那是居延县的居民，按照国家的法令，扶老携幼，前来县衙登记户口，并接受官府的验查。这个过程叫做“案比”。
居延县西道里的一名燧长（边疆哨所所长）徐宗，也夹在人群中。他今年五十岁，家有七口人，家产（包括住宅、田产及耕牛）共值一万三千钱。这些户籍信息，他必须如实报告衙门，由衙门登记造册。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农、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这叫做“编户齐民”。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请注意，“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已经出现了，意为“国家的人”，与隶属于贵族的“私民”相对），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徐宗所担任的燧长，应该就属于“戍边”的徭役。汉代也限制自由迁徙，人户要迁移户籍，须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

唐代：若穿越回去，请先祈祷，别降生为贱民
如果徐宗生活在唐朝，那他在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还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团貌”，继承自隋朝的“貌阅”制度，意思是说，县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验查户籍上所有人的年貌，以防止有人虚报年龄或假冒残疾来逃避赋役。

包括“团貌”在内的户籍登记，每三年举行一次。因为有了“团貌”的程序，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如肤色、身高、面部有何特点。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账残卷中，就发现不少户籍资料都注明了诸如“右足跛，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古代没有照像技术，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这也显示唐代的户籍制度已发展得更加严密了。

但唐代户籍制度跟秦汉时期的最大差异，并不是增加了“团貌”的程序，而是形成了“编户”与“非编户”两个不平等的阶级，编户为良民（自由民），非编户为贱民（非自由民）。换言之，国家的编户齐民只覆盖一部分人——良民，另一部分人则属于贱民，没有资格编户，只能附籍于主家。唐代的贱民主要包括给官府服役的官贱民，如工户、乐户、杂户；以及依附于门阀世族的私贱民，即部曲、奴婢，他们是属于私人的财产，可以像货物畜产一样交易。如果我们想穿越到唐朝，那请先祈祷：别降生在贱户之家。
宋代：最早的城市户口
宋朝的户籍制度也不再将国民区分为“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户口，意味着城市人口的扩张，市民阶层已然形成。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更多——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佣工、流民，如建康府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

户籍对于老百姓的人身束缚，也正在减弱中。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来自商业的税收与征榷收入超过了农业税，这是史无前例的。

宋朝的户籍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今日在京城流浪多年仍未能取得一纸户籍的“北漂族”，看后会不会生出几分“羡慕嫉妒恨”呢？

明代：请在户籍地一里之内活动
宋朝时，农民抛弃田产，外出经商，地方政府提出将这些田产收回，而受到户部的批评和拒绝。也就是说，农民的产权与经商权利，得到朝廷的承认。到了明朝初期，农民就没有这种择业的自由了，朱元璋严禁农人弃耕从商，令民专守田业，“市村绝不许有逸夫”，否则，“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

开创明王朝的朱元璋重建了一个以小农为本的宁静秩序。体现在户籍制度上，明政府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分工，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民户务农，并向国家纳农业税、服徭役；军户的义务是服兵役；匠户则必须为宫廷、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农民的子弟世代务农，工匠的子孙世代做工，军户的子孙世代从军。

朱元璋下令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登记造册，一册两份，户籍保存于官府，类似于今日的户籍档案；户帖交给居民，类似于今日的户口簿。同时，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控制也进一步加强，明政府规定农民的活动范围限于户籍所在地的一里之间，做到“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即验文引”；商人外出经商，也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类似于介绍信），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人户籍所在地的邻里被要求务必知道外出经商之人的归期，若两载不归，要向官方报告。

清代：户口不再作为征税依据

清代时，朝廷宣布“摊丁入亩”，户口不再作为征税的依据。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还是一直保留着。

演变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秦朝建立起户籍、土地、赋税三位一体的户籍管理制度；汉至唐不断强化（或：至唐朝，把户籍事务列入法治范围）；宋朝开始，土地、赋税与户籍开始分离（或：地籍与户籍开始分离）；明清时期赋役与户籍进一步分离，传统的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8分）
原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人身依附关系的不断松弛；政府的不断改革（或：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的变化，如两税法、宋田制不立、明一条鞭法、清摊丁入亩等）。（6分）

明初的户役制度，将户籍分为若干类别，其中主要是民户，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煮盐户）等几十类，并严格禁止更换户别。这一措施有利于强化社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