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形象分析？

首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所患的病是“迫害狂”，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其突出的症状是病患者处于一种反应性妄想之中，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可能因某一事物特征引起多疑性反应：或怀疑有人害他，或怀疑有人侮辱他。所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带着显著的“多疑”特征，或反过来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着重表现的是狂人的“多疑”。（当然，我们不能将作品中狂人的多疑套在鲁迅身上，这待下述。）

其次，结合鲁迅的创作情况来看，在鲁迅的小说中，有一些作品不像《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故乡》等作品侧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外现（形貌、言行、履历、事件等），而是以人物的内心及精神世界的某一因素的活动为主，展示其某一精神意识倾向，比如《狂人日记》、《白光》、《长明灯》、《伤逝》等。这类作品虽有人物的言行活动，但主宰作品的因素是某种精神意识。以《狂人日记》来看，小说开头的第一部分就采用这样文字：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小说一开场，登场的是人物的意识，鲁迅不用很亮很清之类的单一视觉的文字，而用“很好”这样综合意识来把握月光。接下来，“我”出场了，但对于读者来说，“我”无形无状，更不用说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年轻是年老，实质上，“我”即“我”的意识在继续牵着读者走：“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是对“很好的月光”这种感觉的意识重认；“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这一句，是意识再次把握；“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这是意识重认后新意识的出现；“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新出现的意识开始把新的客观对象纳入意识范围———注意，此处不是对赵家的狗那两眼的客观描述，而是意识对于这一事实的一种把握。“我怕得有理。”这一句，意识走向判断。依此分析的路子，使之贯串整部小说，都不难得出意识流动的轨迹。因此，从这一视角看，《狂人日记》是一部展示意识过程的一部小说，简单说，《狂人日记》是一部意识性小说。

再次，在小说的结尾，有这样的一句话：“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此处冠以“我”有“四千年履历”，并把“真的人”与“我”相对，暗示着“我”并非具体存在的人而是一种艺术设置，当然，“我”只能是人，只有人才能承载某种人的意识，但在《狂人日记》中，这个人又不会是真实的具体的“迫害狂”病人，鲁迅作为艺术家不会像医生和心理研究者那样，去记录描述一个病患者的征状。在《狂人日记》中，假如从一个“迫害狂”患者的角度来看，鲁迅对其所作的能充分表现这一患者的特征规定是极少的，“我”无名无姓，没有病因解释，没有病史说明，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也有极宽的范围。而另一方面，鲁迅又极为精细传神地把握“迫害狂”这类患者的共同特征。这说明，“我”作为一个具体存在并不重要，鲁迅对于狂人的选择并不在于这个狂人是谁，而是因为选择狂人符合于鲁迅的艺术设置和艺术表述，假如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一般的人，那么鲁迅就无法在其身上表述“多疑”的这一意识。从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这一狂人所表现出来的病状是“迫害狂”一类的共同特征。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承载物。一方面，“我”承载着狂人所共有的病状，以达到小说所要求的艺术真实的要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的病状在某一层次上与作家所要表述的东西相吻合。而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中，作家不可能直裸裸地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相反只能是遵从所选择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发展规律，融入自己的东西。由于艺术选择加上艺术家的艺术表述能力，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方面极为真实地描述了“迫害狂”的征状言行，但另一方面又极为巧妙地昭示小说并不是要表现“迫害狂”的征状，而是要表述狂人所承载的合乎狂人身份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东西。也即鲁迅之所以选择狂人是因为狂人有显著的“多疑”特征，它暗合着鲁迅“多疑”意识的内核表述。所以鲁迅选择了狂人来承载“多疑”这一意识，作者着重要表现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我”所承载的意识“多疑”。

经过这样一番梳理，《狂人日记》这一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载的“多疑”并依据这一意识的某种特征展开的小说。

问题是：《狂人日记》中的“多疑”能够与鲁迅的“多疑”相联系起来吗？

这也是要谈的第二个条件。

鲁迅先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以此去支配自己行动的人，这同样也体现在其文本创作之中。鲁迅曾一再强调作品中的自我意识：“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从宽泛意认上说，所有作家的作品都肯定包含着作家的精神意识世界的表述，但由于作家的艺术思维不同，其在具体的作品表现也不同。有时候，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相互分离，有时候，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融一。前者如《祝福》，透过《祝福》文本的客观内容，可以把握到鲁迅对于“祥林嫂”这类人物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而后者如《狂人日记》、《长明灯》、《过客》、《这样的战士》等，作者客观上描写某一人物某一事实，同时又把某种意识融入其中。举个例子说，《狂人日记》中“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诘问，可以是狂人的、也完全是鲁迅先生的诘问。对于鲁迅与《狂人日记》的关系，已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鲁迅的几乎所有的心理特征和表现，都能在《狂人日记》中一窥端倪。”“《狂人日记》中，那种‘迫害狂’式的病态心理，本身就是他（鲁迅）切身体验的‘变形记’。”“因此，‘狂人’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文化先觉者形象，是鲁迅反抗精神的形象外化。”这些看法都是中肯的，但没有注意狂人形象与鲁迅的差别。在《狂人日记》中，“多疑”这一意识的活动特征首先是归属于患“迫害狂”的狂人属性，这些属性是不能套在鲁迅身上的，而狂人这一艺术设置及如何设置、对于“多疑”的表述，则是按着鲁迅心灵对于“多疑”的解读和描述实现的，同时对于“多疑”的解读和描述，自然受着鲁迅“多疑”的主体支配。因此，从《狂人日记》去把握鲁迅的“多疑”成为可能，并具有重要意义，但要从中把握鲁迅的“多疑”的本质及个性色彩，必须进入作品，并以一定的方法对狂人的多疑与鲁迅的“多疑”加以分离。

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狂人虽然具有迫害狂的精神特征，诸如“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想害我”，“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等等，但作品的深层意蕴却是有意识地指向几千年的历史和当时社会上的“吃人”现象从古代的“易子而食”，到“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从“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到徐锡林（即徐锡霖）被炒食心肝。作品内容虽然带有狂人的非逻辑心理特征，但始终围绕着“吃人”，围绕着中国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发生的有史可查和无史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吃人现象，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所患的病是“迫害狂”，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其突出的症状是病患者处于一种反应性妄想之中，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可能因某一事物特征引起多疑性反应：或怀疑有人害他，或怀疑有人侮辱他。所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带着显著的“多疑”特征，或反过来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着重表现的是狂人的“多疑”。（当然，我们不能将作品中狂人的多疑套在鲁迅身上，这待下述。）

没有挑战，只有觉醒。狂人是一个反传统、反道德、反压迫的形象，他认识到原来几千年的封建道德封建文化只不过都是人吃人的文化道德，但他无力挑战强大的传统道德的压迫，只能仍旧被吃，被迫害。当所有的人都还没有觉醒而他觉醒的时候，其他人都被他当成了疯子，狂人。

被封建礼教迫害的受害者

鲁迅、余华小说创作中“狂人”形象的内涵
【摘要】："文学即人学",人是新文学的出发点、聚焦点、归宿点。分析鲁迅、余华创作的"狂人"(或"疯子")形象,前者包括《狂人日记》、《长明灯》、《孤独者》中的"狂人",后者包括《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等作品中的"狂人",可看出二人对"人"的内涵的不同理解。启蒙主义者鲁迅笔下的"狂人"是时代的英雄,担负唤醒愚昧国民的重任,与此相应,鲁迅采取的是启蒙现实主义的叙事;余华笔下的"狂人"形象表现出非理性、反英雄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余华采取的是非人格化的叙述方式。二人都关注于人,人的命运,有终极关怀意识。
【作者单位】：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 “狂人”形象 英雄与“反英雄化” 启蒙现实主义叙事 非人格化叙述 终极关怀

作品中的"狂人",可看出二人对"人"的内涵的不同理解。启蒙主义者鲁迅笔下的"狂人"是时代的英雄,担负唤醒愚昧国民的重任,与此相应,鲁迅采取的是启蒙现实主义的叙事;余华笔下的"狂人"形象表现出非理性、反英雄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余华采取的是非人格化的叙述方式。二人都关注于人,人的命运,有终极关怀意识。

人物在如今都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