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学后感想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处于深刻的调整之中。在展望未来世界走向时，西方一些人士盛倡“文明冲突论”。其中，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著书演讲，鼓吹这种观点最为起劲。

亨廷顿声称，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上发生的地区冲突，最有可能升级为大规模战争。如果说还会有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将是一场文明间的战争。

亨廷顿还将文明冲突具体化。他认为，西方与那些文明的挑战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尤其困难和对立的。潜在的、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参见塞·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第42页）

由于亨廷顿描绘了文明冲突的可怕前景，而且直接把中国当作西方文明的挑战者放在对立地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并深长思之。

一、文明间的差异和通融

亨廷顿热心于“文明冲突”的研究，但“文明”究竟是什么？在西方语言中，“文明”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意为人的开化状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是相对于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而言的。人们普遍认为，文明是指脱离了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的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总和，是指一定发展阶段上人们的物质生活状态和精神生活状态。

现在看来，亨廷顿的“文明”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他告诉我们，“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4年第8期，第2—4页）亨廷顿这里界定的“文明”，只是“文明”一词全部内涵的一部分，大体上是人们平常所说“文化”的意思，亨氏自己在行文中也经常用“文化”来代替“文明”。为了说清问题，我们姑且按这样狭义的“文明”概念来展开分析。但是我们要随时记住，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不能分开的，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是不能分开的。

人类共有一个完整的地球，但地球的各个部分又是千姿百态的。生活在完全相异的地理气候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由于实践活动不同，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也就不同。因此，我们一眼就看到的是文化或文明的差异和独特性。经过千百万年的磨洗积淀，不同的文明成果会深印在其创造者身上而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大分如汤因比所说有几十种，细分则不计其数。不同的文明，适应人们不同的生活环境，帮助人们渡过历史的急流险滩，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文明自身也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不断臻于完善。

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变化的，文明也是这样。一切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因而不同文明之间有差异性，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就可能有冲突。文明之间的冲突不绝于历史，现实中也经常发生。亨廷顿等人提出“文明冲突论”并非完全没有根据。问题在于，不同的文明既有相异性、独特性，也有相通性、统一性。从根本上说，既然都是人类的文明，是和野蛮相对的文明，它们在最高最深之处就必定是相通的和统一的。事实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通融比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更重要，更带根本性。试想，如果文明之间只有冲突，没有通融，那么具有各自独特文明的百余个国家、几千种民族怎么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文明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但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其他文明对立统一、冲突交融中展开的。各种各样的文明在历史上兴起衰落，离散聚合，消失或成长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为什么有的文明兴起了，有的文明衰落了，有的文明消失了？自我封闭，对其他文明采取排斥对立态度的民族，迟早要葬身在时间的大漠之中。只有那些开放的、善于从其他文明中吸取营养的民族，才有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在亨廷顿眼中处于“无限的权力顶峰”的西方文明，就曾在非西方文明中吸取过许多营养。例如，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伟大发明传入欧洲后，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成为欧洲从长期黑暗的中世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催化剂。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再如，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数学文字和十进位法是印度人民的伟大创造，阿拉伯人在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辉煌成就对欧洲文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一方面，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东方各民族也在虚心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以充实自己，并创造新的东方文明。

历史发展到今天，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和交流出现了全新的情况。地球正在变小，交通和通讯空前便利，所有的人都汇入世界市场之中。亨廷顿对此忧虑有加，说什么“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强化了文明意识，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和不同文明间的差异的认识。推动了文明间差别和敌意的发展和文明内寻根意识的增强”。（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期，第2—4页）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事物本来是有同有异的，是对立统一的，为什么亨廷顿只见异不见同，只见对立不见统一呢？难道这是“西方文明”的特点吗？世界市场上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固然会强化文明差异的认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形成敌意。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不同文明间空前广泛深入的共处和交流，使以前彼此相外的人们发现了人类文明的共通性和交融性，这本身就是人们精神的升华，是人类文明的升华。如果这里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地方，那不是一般文明意识增强的问题，而是某些人逆时代潮流而动，总是想把国家、民族和文明按照自定的标准，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不给别的文明平等的地位，狂妄地要使自己的文明在世界上普遍化。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作为造成了现实世界的“文明冲突”。

有一点亨廷顿是看得很准的，即“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已不再是历史的客体”了，而是成为历史前进的发动机和塑造者。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它们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比重节节上升。这些国家的人民自信心增强了，希望自己的文明也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这些国家都有几千年文明成果的积累，在现代化进程中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优秀成分，通过自己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创造着新的东方文明。拉丁美洲、非洲也有同样趋势。此时，如果西方文明能够与非西方文明进行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则“文明冲突”能够化解，文明交融会大规模展开，人类将进入新的文明时代。

二、文明差异不是国际冲突的核心

“文明冲突论”并非亨廷顿的发明，汤因比的整整一部《历史研究》就是从文明的挑战与应战的角度，描述了世界各大文明地区力量相互消长的关系。尝试用文明因素解释国际关系也大有人在。例如，著名政论家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这样说：“我们正陷于文明冲突。这种冲突也许会摧毁世界。其中关系最大的是两种文明，即大西洋——地中海文明与太平洋——亚洲文明，它们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首。”（Theodore H． White，A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 Who Must Act Now，Harvard Alumini Bulletin，May 13，1967，P．4）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所著《权力与文化》一书就是从文化角度来透视国际关系的。亨廷顿的“发明”和“贡献”是把文明作为未来世界决定一切的核心因素，把文明冲突作为代替冷战的世界范式。然而正是在这个他自鸣得意之处，脚下的土地非常稀松。

毫无疑问，文化因素能够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文明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预测未来，都应当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但把这个主要是精神性的因素同政治、经济、军事等实体性因素割裂开来，把它的作用无限扩大化和绝对化是非常偏颇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同类文明的国家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市场和霸权而拼得你死我活。就现实的国际关系分析，虽然有时表现为文明的冲突，但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国家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冲突。

冷战之后影响最大的冲突是海湾战争。起因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总不能说这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吧。实际是伊拉克不想还两伊战争期间所借的大量美元，并且要把科威特的石油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国后来挑头打击伊拉克，以主持国际正义自居。其实美国人盘算的是控制海湾地区，掌握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资源富集地。在这次大冲突中，西方文明国和伊斯兰文明国结成了“奇怪的联盟”，“文明冲突论”被“沙漠风暴”卷到九霄云外。

面向21世纪，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把增强经济和科技实力作为取得竞争优势的根本点，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国家的经济利益为转移的。由于东亚的发展速度居全球之冠，由于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远远超过与欧洲的贸易额，其国家外交政策取向正逐步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正式宣称，“西欧不再是世界的最重要区域”，美国过去在处理全球事务时“太欧洲中心化”了。（参见《华盛顿邮报》1993年11月17日，P．G4．）表示要向亚太国家接近，因为“当我凝视亚洲繁荣之花，便看见美国复兴之果”。事实上，以实施和反对“赫——伯法”为例，同为“西方文明”的美欧之间，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贸易冲突。被亨廷顿认为因“文明”接近可以“合作”的日本，不仅历史上和美国打了几年太平洋战争，现在双方的贸易冲突也越来越激烈。这一切都表明，经济关系、经济利益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和外交，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因素和力量。

多年来，人权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热点。亨廷顿说，“国家遵守人权的程度完全和文明的分野有关。西方和日本高度保护人权；拉美、印度、俄罗斯以及部分非洲国家保护某些人权；中国、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很少保护人权。”（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0期，第9—13页）这里，我们且不说亨氏以自定的人权标准来划分各国文明的高低等级是多么狂妄自大，也不说某些人挥起人权大棒向中国等国发动“文明冲突”是多么不得人心（美国策划的反华提案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前后10次遭到失败），只想指出这样一点：西方国家某些反华势力在人权问题上挑起“文明冲突”的真实动机是政治上要搞垮不合己意的政府，经济上要削弱强大的竞争对手。

任何人在进行精神和文化活动时，必须有吃穿住行用的物质保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制度，归根到底决定着包括哲学、历史、宗教、习俗和政治制度的全部上层建筑，也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形式。这是大多数社会政治学家都会承认的。亨廷顿对经济冲突的严重性并非没有认识。他在1993年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将导致政治、经济利益的严重对立”，“在未来的岁月中，美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严重冲突可能在经济方面”。（Huntington，“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Spring 1993，P．71）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认为，日美关系存在“经济冷战”可能，甚至同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关于“经济冲突是另一种战争的继续”的说法。至于这些明智的说法怎样和偏颇的“文明冲突论”协调起来，那只有亨廷顿自己多费思量了。

三、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面对纷繁杂乱的外部世界，人们总是倾向于用某种简明的概念或范式来把握大局，如“两极对立的冷战世界”。作为一位智者，亨廷顿告诉我们，两极对立的冷战世界已经过去，正在到来的是“文明冲突的世界”。

然而，此言差矣。事实绝非如此。

当代世界的主题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和平与发展。代替冷战世界的，不是文明冲突的世界，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这是全部人类历史，特别是最近100年的历史演变造成的。

已经过去的20世纪给世人许多启示。

启示之一：和平。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战争就没有间断过。到20世纪，战争空前惨烈。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数十个国家几十亿人被卷入战争的火海，几千万人被夺去了生命，千百年的劳动成果化为灰烬。人的智慧，被用来发展屠杀自身的武器，原子弹、氢弹、生化武器足以窒息生物，毁灭人类。大地震怒了，母亲在呼号：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正是20世纪空前惨烈的战争使人类良知集中到一点，使东西方文明会聚到一点：埋葬帝国主义，争取永久和平。

启示之二：发展。

20世纪表面看来杂乱无序的演变过程，其实掩藏着一个明确的目标，一条不可遏止地向前延伸的主线，那就是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创造了超过以前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人类进行了各种发展道路的探索，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和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比较，通过侵略战争找出路的资本主义和通过调整改革自身体制找出路的资本主义的比较。这些比较实验互相影响，使世界各国逐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造成了近二三十年世界发展的高潮，并为新世纪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和平环境中加快发展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点和大成就。

启示之三：全球化。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明之间联系不多。只是19世纪工业革命迅猛发展后，才使分散的区域性发展逐渐转变为具有整体关联性的世界发展。在过去一百年中，两大力量推动了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一是机制的力量，二是科技的力量。市场经济国家引进计划机制，计划经济国家引进市场机制，两者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接轨，全球范围的贸易和投资机制逐步形成。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使交通空前便利，信息全球共享。由于经济的网络化、信息化，任何国家的市场都显得过于狭小，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以及跨国生产迅速发展。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化的主角登上了历史舞台。它们已控制世界生产的40％，世界贸易的60％，跨国直接投资的90％。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已经联为一体，世界各国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地球村”的居民这样成为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也是新的伟大文明发展的坚实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世界形势雄辩地告诉我们，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正在曲折中发展。

第一，大国关系的调整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9·11”事件之后，大国关系出现了海湾战争结束以来最为频繁的互动与变化。中美元首多次会面，高层互访频繁，双方合作领域扩大，中美关系明显改善。亨廷顿关于“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美国与俄罗斯关系也有实质性进展。中日关系，美欧关系，虽有不和谐音，但尚属平稳。大国关系的这种调整反映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随着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各大国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较为均衡的关系。从各国发表的声明来看，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概括起来说，就是维护自身利益，着眼于和平与发展。

第二，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组织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联合起来的欧洲各国，内求发展，外求和平；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调解一些国际贸易争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援助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联合国致力于缓解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亚太经合组织举行了多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地球上东西南北不同文明的国家友好相会，共商和平发展大计。

第三，国际关系热点很多，但大局稳定。总体上说，今日之世界并不太平，地区冲突时有发生。但是这些冲突基本上处于可控制状态，对世界全局影响有限。而且一些热点已经降温，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已成潮流。长期战乱的波黑地区大体平静；俄罗斯境内延续多年的车臣战争已经平息下来；美英等国的“倒萨”之战已经打响，但在全世界反战促和的大环境下，战争将只局限在海湾地区。这些分布在地球各处的热点的变化，表面上互不相干，实际上都处在和平与发展大潮的激荡之中。

第四，加强经济科技合作，共同推进发展的新局面正在形成。中国全面推进国际经济科技合作，保持了全球大国中最高的经济增长；欧盟、日本和俄罗斯都开展了多边的经济科技合作；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南北合作进一步加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倡导的合作方式正在取得成效；东盟和中、日、韩定期举行首脑会议，共商推动地区发展大计；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正在筹建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洲金融风暴表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刻矛盾，推动建立防范风险的国际机制，以利于全球共同发展。

总之，国际关系近期变化和长远趋势都表明，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文明的冲突”。人类应当尽力化解冲突，满怀热情地迎接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界。

四、美伊对抗不是“文明的冲突”

当今世界，同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最为相悖的，就是伊拉克危机了。亨廷顿在1999年那次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演讲中说：去年（1998年）冬天，在美国和伊拉克的对抗过程中，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除了科威特都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只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和美国文化最接近的国家，同意派军队加入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力量。

亨廷顿在这里把美伊对抗当作文明冲突的一个实例列举出来，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想当初，同属伊斯兰文明的伊拉克和伊朗大战多年，美国是支持伊拉克的。

1990年7月，伊拉克与其伊斯兰兄弟国科威特围绕领土纠纷和经济债务而争端激化，伊拉克悍然发动闪电式袭击，于8月2日占领科国全境。国际社会一致强烈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制裁伊拉克，责其无条件撤军。在伊拉克拒绝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于1990年11月责成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和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美国看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获取重大战略利益的极好机会。1991年1月17日，美国带领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历时43天，代号“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伊拉克军队受到重创，萨达姆政权被迫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决议，从科威特撤回了侵略军。

显然，海湾战争是对伊拉克侵略行径的惩罚，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文明对野蛮的惩罚，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海湾战争结束12年来，伊拉克问题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一大热点。

从形式上看，问题出在伊拉克没有认真遵守关于无条件销毁生化、导弹和核武器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实质上是美国发动海湾战争时企求的重大战略利益因萨达姆政权作梗而没有到手。

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战略利益何在，美国当政者自己很清楚。一般认为，中东是欧、亚、非三大洲交接的战略枢纽，企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必欲在这个地区取得主导地位。作为“运行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美国消耗的石油占全世界的1／3以上，而其本国石油资源将在最近10年左右耗尽。拿下了伊拉克这个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不但可以用低价原油给美国经济注入生命力，而且可以扼制依赖中东原油的其他世界大国。

我们这样分析美国布什政府发动新的海湾战争的战略企图，突出其政治经济利益打算，并不是说美伊对抗中完全没有文明冲突的因素。伊拉克危机交织着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自然也有文明冲突的因素。据说小布什很爱看詹姆士·赖斯顿的新著《神的斗士》，这本书写的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英国国王理查和阿拉伯苏丹萨拉丁对抗的故事。《纽约时报》透露，布什发表对恐怖主义进行“十字军讨伐”的讲话激怒了许多穆斯林后，开始阅读《神的斗士》并被其所吸引。我们不知道布什对理查作何感想，而萨达姆则自认接过了萨拉丁的衣钵，并大肆宣扬他和萨拉丁都出生于同一座阿拉伯城镇——塔克里特。

1187—1192年，理查和萨拉丁都以各自信奉的神的名义向对方发动“圣战”，在文明冲突的形式下争夺土地和财富。长达5年的战争，摧残了地中海东岸的文明成果，牺牲了几十万人的生命。最后，在两败俱伤的情况下，理查和萨拉丁被迫互相尊重对方的文明和人格，于雅法之战后签约停战，以求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和平共存。也许，这才是后人从理查和萨拉丁故事中应当吸取的教训。

从理查和萨拉丁的对抗以来，中东地区积累的怨恨太多了。人类的良知要求文明共存而不是文明冲突。这不是软弱的道义呼声，而是塑造未来世界的伟大力量。这些日子，当海湾上空战云密布的时候，反战惊雷响彻了整个世界。仅在2003年2月15日这一天，在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就有60多个国家400多个城市近千万人举行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示威。与此同时，中国等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明确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不主张诉诸武力。不管布什政府及其少数盟友发动的“倒萨”之战如何结局，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全世界不同文明的人们将以更强大的力量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和为贵”将会成为多极世界全人类共同的文明信念。

五、多极世界和为贵

亨廷顿不仅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而且还为西方国家筹划了进行“文明冲突”的大战略。他说：“对西方利益而言，它在短期内显然应推动文明内部，尤其是欧洲与北美成员的大合作、大统一；将在文化上接近西方的东欧与拉美接纳进西方社会；促进、维护与俄国、日本的合作关系；防止地区性的文明内部冲突升级为文明内的大战；限制儒教和伊斯兰国家军事力量的膨胀；减缓西方削减军事能力，维持在东亚和西南亚的军事优势；利用儒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间的差异和冲突；支持其他文明中对西方价值观和利益表示同情的集团；加强能使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得以表达、合法化的国际机构组织并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机构组织。”（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期，第2—4页）我们把这一大段话都摘引下来，是因为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要害所在，说穿了，这是某个超级大国以维护西方文明为名，行独霸世界之实的计划。

我们已经说过，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是以文明冲突为核心的世界，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现在我们要强调，对于新的时代，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办法不是“文明的冲突”，只能是多极世界和为贵，多彩文明和为贵。

世界的多极化，既是一种客观现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说它是客观现实，是因为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几大力量中心，这些国家或地区性组织的综合力量相对均衡，它们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说它是一种发展趋势，是因为多极格局还在形成过程之中，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真正多极化的世界，不应该是由几个大国主宰的世界，而是由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参加的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在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上充分发挥作用的多极世界。在这种多极世界中，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均应平等相处，大而强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不应谋求任何特权，只应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负更大责任，作更大贡献。这种多极化趋势是不可遏止的。推动这个趋势的主要是经济和科技力量。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已经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并使全球经济的格局不断发生变化。美国仍是当今最富强之国，其国民生产总值一度超过全世界的一半，但现在只占30％左右，有人预测2020年会降至10％—15％。另一方面，世界主要金融和经济机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一倍左右的状况将继续下去。经过调整和改革，东亚各国克服金融危机造成的困难，重新走上发展的快车道。据估计，1960年亚洲各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只为4％，到1990年已一跃而占25％，现在已增长到30％左右。在国际格局的大变动中，长时间内增长速度居世界大国之冠的中国，经济总规模的迅速增长最引人注目。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在世界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也会显著增大。国际上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关系，都在向多极化世界演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

多极化过程是充满矛盾的。列其主要者有：

——美国力图主宰世界和其他国家谋求平等地位的矛盾。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矛盾。

——经济发展和生态危机的矛盾。

——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都关乎世界大局，任何一种矛盾处理不好，都会造成全球性的混乱，都会给世界人民带来重大的灾难。对待这些矛盾，绝对不能用前面亨廷顿开出?/ca>
参考资料：多极世界和为贵——兼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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