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历史背景

学霸牛博士

圆明园原是康熙皇帝（1662--1723在位）赐给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一处花园，据考始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当时规模较小。到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园主首题"园景十二咏"时，主要景观除在后湖四岸外，北至耕织轩，东达福海西岸深柳读书堂。后经雍正朝（1723年--1735年）大规模拓建及乾隆初年增建，至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帝分景题诗成"圆明园四十景"。此后二三十年间，园内又相继有过多处增建和改建。共有园林风景群近50处、挂匾的殿堂亭阁约600座。其中不少景观仿自我国各地尤其是江南的名园胜景，诸如杭州西湖十景、海宁安澜园、无锡寄畅园等等。 圆明园是清帝"以恒莅政"之处，园林建筑兼备理政、园居双重功能。大宫门外分列部院旗营值房，门内即是举行朝会的正衙、日常理政的殿堂，再内方为帝后寝宫区，以及祖祠、佛楼和众多的游憩景观。 本园占地210公顷，水域约4/10。东部为园内最大水面福海，外围环列10个小岛，构成一处大型园林景区，共有10座园中园和建筑风景群。福海略呈方形，东西皆宽五六百米，水面开阔。盛时每逢阴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和七月十五中元节，先后在此举行龙舟竞渡和放河灯等民俗活动。 圆明园1860年罹劫又经百年风雨，福海已成为稻田和苇塘。开发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的首期工程就是整修福海景区。挖湖补山，修桥铺路，清整遗址，绿化环境，历时7个月，于1985年6月29日蓄水放船，向游人开放。

乾隆朝时，正值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荣时期，乾隆集全国的能工巧匠，以空前规模扩建和修造圆明园，除了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改建并完善了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之外，还在东邻新建了长春等园。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长春和绮春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全园东西宽2620米，南北长1880米，周边外围总长约11000米，共占地350公顷（5200亩），其中水面约140公顷（2100亩）。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皇家博物馆，它是当时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文化艺术宝库，展示了我国古代封建文化的精萃，同时收藏了各种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物和艺术珍品。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闯进圆明园，“纵情肆意，予取予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10月18日、19日，英国侵华头目额尔金为掩盖抢劫掳掠罪行，下令米启尔骑兵团3500人在园内四处点燃罪恶的大火，全园顿时化为一片火海，所有庙宇、宫殿、历代收藏都付之一炬。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海淀镇北面的一片平原上。原为清代的皇家御苑。

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到清乾隆九年基本建成。此后的嘉庆、道光、咸丰三代屡有修缮扩建，历时多年。人们习惯上所称的圆明园，实际上是圆明园、长春、绮春后改名“万春”三园的总称。

在建筑艺术上，圆明园还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长春园的北端，原建有一组园林化的欧洲式宫苑，园路铺饰、绿篱修剪，以及围墙、石雕、铜像等都具有西方特色，但楼顶却盖上了中国特有的琉璃瓦，墙壁上镶嵌着琉璃砖，同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迭石技术和砖雕工艺。

1900年5月31日，英、美、日、法、俄、意等国以保护使馆为名，派兵300余名，强行入京。8月14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8月15日晨，慈禧挟光绪帝西逃。侵略军入城后，火烧庄王府，屠杀在王府的义和团民众约1700余人，并在北京抢掠3天，后又继之以私人抢劫····· 圆明园的园林杰作和艺术宝藏无一不是千百万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它既体现了我国封建时代的灿烂文化，也暴露了封建帝王的挥霍无度。由于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锁国，至清代中叶，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已大大落后于西方。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已大大落后于西方，阶级矛盾日益尖锐。1840年西方殖民主义者挑起侵华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

1860年10月18日、19日，三四千名英军在国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全园化为一片火海，烟雾笼罩，火光烛天。相距20多里的北京城上空日光黯淡，如同日蚀，大量烟尘灰星直落巷衢。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中外罕见的艺术宝藏，被一齐付之一炬。

圆明园被说成是人民的“耻辱”，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但问过许多人，当年英法联军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烧毁圆明园，却没有多少人答得上来，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不过，难以想像的是，当英国及法国的道德水准只是停留在烧杀抢掠层次之上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创造出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如果他们真的只是像那些当年烧毁罗马的野蛮人一样随便在北京放火，很难想像在他们中间竟会产生出几乎是不可尽数的思想大师，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我注意到，对于英法联军当年用于焚烧圆明园的理由，被小心翼翼的掩盖起来，似乎其中真有什么难言之隐。十多年前有一场火爆的电影，片名就叫《火烧圆明园》，里面的英国人莫名其妙就把圆明园给烧了。其实，对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借口，完全可以公开予以揭露，他们用以掩饰其罪行的所谓理由，应该予以坚决驳斥。但在中国的历史著作当中，对此居然讳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几个字提及，一掠而过，好像是害怕泄露什么国家机密。当人们对事情经过知之甚少时，怎么就可以发表那么多的感概。
言归正传，再回到圆明园的问题上去。显然，有了前面的一段铺垫，我将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段历史并提出新的解释。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公使驻京”一项，被清方列为谈判中的“第一要事”。至于在今天被人们所看重的“利益”，如开放外贸口岸、允许外国人内地旅游、协定关税、保护传教士、赔款、领事裁判权等等，对于手操生死予夺大权的皇帝来说，都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小事一桩，双方很快就在这些小事上达成了协议。后来，皇帝还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

在解释这些史实时，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但这一观念必须得到夷狄们的认同，所以，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费正清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称之为“磕头外交”。现在的麻烦在于，夷狄拒绝磕头，而且他们还要长驻北京。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促使“天下一统”观念的破产，而这种“天下一统”观念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接受，与儒家“礼治”思想的结合，就汇成了古代中国独裁专制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这一改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使合法性的来源逐步枯竭。如果有人---尽管是一些犬羊之性的夷狄，可以公然拒绝向皇帝本人磕头，其他人是否可以同样效法？如此推导下去皇帝天下共主地位就会摇摇欲坠，那他还能在金銮殿上稳坐多久？除此之外，公使长驻北京，又被看作是类同古代的“监国”，按照满清政府当时的理解，驻京外国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折迁民居衙署，建立高楼，布署各类武器，总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为所欲为。中国沦为外夷监守，自然万不可行。

因此，拒绝公使驻京，就成了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自然不会涉及到磕头与否的问题。在前不久美国公使到达北京之后，清方坚持由他人代表皇帝接受了国书，这一重大的“外交胜利”曾让满清政府相信他们能够坚守住第二道防线。但在北京附近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直达皇帝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把磕头问题直接端上了谈判桌。满清政府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天国击溃江南大营，攻占苏州、常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满清政府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的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如果达不成协议，满清政府将不顾自己力量虚弱而背水一战，并调兵遣将，作好了开战的布署。

当时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并没有考虑到满清政府的特殊国情。当满清政府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毫不理解磕头一事维系着满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公开证明，就像皇帝弄不明白选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的公开证明一样。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坚持要亲递国书。

其实，在满清王朝的两百年历史当中，也有允许西方来使不向皇帝磕头的先例，而且还有皇帝与他们握手（行西礼）的记载，但那是在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还没有受到广泛怀疑的时候。随着这种合法性的逐步丧失，任何诸如磕头之类的烦琐小事，只要看起来像是能够证明皇帝及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都成了不惜为之一战的重大利益。皇帝害怕在这类事情上的让步就如同堤坝上的漏洞，最终会导致大河决堤，使大清江山毁于一旦。因此，当他得到英方拒不磕头的奏报之后，感到所有三道防线全被突破，忍无可忍，无处可退，立即作出开战的决定。

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 “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作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法准则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正是这种文明的差异，使得双方对于对方行为完全无法理解，只能按所谓“利益分析法”去猜测对方的动机与目的，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

按照现在的认识，中英双方出现的种种争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而标榜“鲜血凝成”、“同志加兄弟”、“巴依巴依”似的国家关系才是荒谬绝伦的。但满清王朝尽管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惨败，仍然拒不承认英国的平等地位，拒绝与之谈判与协商。在他们眼里，天下只有中国一家，其余各国都只是中国的藩属国，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中国平起平坐。叶名琛在广州对英方谈判修约的要求一概拒绝回答，甚至连英方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而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到处递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与中方谈判，又都被推至广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戏弄一场。蒋廷黻就此写道：“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当后来英国驻广州领事及香港总督不幸由巴夏礼、包令这样的强硬人物充任之后，他们便不顾英国外交部一再告诫，积极挑起事端。事情闹到伦敦以后，巴麦尊内阁面临的任务已不是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该对华开战，而是大英帝国是否应该支持其在远东的代表未得到许可便已发动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公平的说，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荒谬行为也受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批判，但这些批判所依据的却是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而中国为什么又要接受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呢？从中国“天下一统”观念看过来，西方国际法中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才是荒诞可笑。因此，这就出现了两套用以判断国家对外行为的价值标准。用西方国际法行为准则去衡量满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对不符合它的那些观念和行为痛加批判，除了肤浅之外，还总有一种事后聪明的感觉。就如同当年的阿Q批评城里人错误的把“条凳”说成是“长凳”一样，他所依据的只是未庄的标准，并不足以作为凭据。理由在于：国际法并不因为它是国际法或者它今天流行就理所当然正确，它同样需要证明，同样需要我们去批判，而证明和批判都需要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前提和标准。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和标准之上，我们才可能既判断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观念和行为是否错误，也证明国际法的标准是否正确。如果有必要，甚至这样一个前提和标准也需要由一个更加基本的前提和标准来加以证明，通过这样层层递进，我们将会到达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我们用以证明国家所有观念及行为是否正确的基础。因此，更具体的说，要对“天下一统”观念及“磕头外交”的行为进行批判，需要最终深入到有关国家与个人（而不是“人民”）权利相互关系的层次上，需要解释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需要实际上去分析整个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远不是那些肤浅的道德批判就能办到。这里只是提及而不赘述。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过的说明了满清王朝所坚持的“天下一统”观念之荒谬。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满清王朝的属国，因此，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是“叛乱”；满清政府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的宣布为“剿夷”、“讨逆”。

满清政府一直把巴夏礼看着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根据“擒贼先擒王”的传统计谋，他们在通州谈判另外怀有的一个目的就是诱擒巴夏礼，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乘机大举进剿，稳操胜券。当天中午，英法联军4000人就与清军精锐僧格林沁部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约6000人大败清军精锐约 30000人。皇帝闻讯后如惊弓之鸟，厚颜无耻的宣布“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然后从圆明园苍皇出逃，从此再也不敢回到北京。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谈判代表则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审问。据一个当时被监禁的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

沉重的监狱大门被打开，我被带了进去，大门在我身后又轰隆隆的关上。这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群大约七八十个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国的监狱里通常所能见到的那样，这些囚犯因为疾病和不卫生的环境，多数都极富攻击性。他们自然都带了焦虑的神情瞪视着我这新来者。

狱卒们把我放在一块囚犯睡觉用的垫起来的铺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铁链把我牢牢拴在头顶上的梁柱上。这根铁链既长又重，先从脖颈绕一圈，并固定在双脚上，双手被两条交叉的铁链和手铐紧紧捆住，双脚也是一样。

这里所关押的囚犯中，绝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会下层人物，包括杀人犯和夜间窃盗犯。监狱内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犯人们面容憔悴，体弱多病，经常有被囚身亡者。

这些西方外交官在监狱中还受到了残酷的心理折磨，满清政府通知巴夏礼等人中国决心死战，他们将被立即处死，给两小时写遗书。待巴夏礼等人写完遗书之后，又说将处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对于已被宣布死刑的人来说，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满清政府对他们施加巨大心理压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再在狱中与之重开谈判。

尽管巴夏礼等人最后并没有被处死，但一个月后当满清政府被迫释放他们的时候，在被监禁的39人当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来。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可以说是怒不可遏，为了报复，英国专使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为了照顾满清王朝脸面（当时英法正与清方谈判《北京条约》），才另外选择了圆明园。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约3500人奉命放火焚烧了圆明园。

在焚毁圆明园的前几天，英法联军要求清方交出北京安定门“代为看守”。英法联军分四批入城，并将司令部设在国子监。英法联军列队入城之时，清军士兵夹道跪迎，北京居民观者如市，这一场面后来被痛斥为“麻木”，通常也被好心的隐去。

对于当时的咸丰皇帝来说，圆明园被焚毁是他个人的屈辱，他生于斯、长于斯，一直把它看着是和紫禁城一样的圣地。当他听到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之后，当场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一年不到就死于热河。不过，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皇帝的那种感觉似乎离他们远了一点，他们每天为生计奔波，只盼望能有一个平安的日子。在专制极权制度之下生活的人们毫无任何尊严可言，他们每天都在屈辱中生活，早已感受不到屈辱，更不可能理解并去同情皇帝所遭受的屈辱。他们成群结队闯进已无人守卫的皇家禁苑，带走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一切。他们的行为被说成是“盗贼”，而皇帝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建造圆明园以供淫乐的行径却是被冠冕堂皇的宣布为全国人民的崇高道德责任，今天把圆明园说成艺术精萃、辉煌瑰丽，皇帝的行迳自然就是一项功彪史册的伟大成就。

皇帝的屈辱后来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屈辱，圆明园成了人民和国家屈辱的象征，真是天大的笑话。皇帝的遭遇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头或不向皇帝磕头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皇帝为了他所认为的屈辱而不惜一战，却是以国家的利益及人民的生命为代价，除了使他本人遭受到更大的屈辱之外，还使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终丧失了150万平方公里领土，那是中国为了“以夷制夷”而向俄罗斯付出的代价，这样惨痛的损失永远也无法弥补。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一场代价最为昂贵、同时又最为无聊的战争。

正如蒋廷黻教授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那样：“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

咸丰四年，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不仅是民国，今天我们也可以同样自问，我们现在的所谓民意与咸丰时代又有多大区别呢？

最让人不解的是，如此被人焚毁的圆明园更进一步被贴上了爱国主义的醒目标识，当成了道德批判及政治动员永远新鲜的题材，尽管它只是皇帝们荒淫无耻、寻欢作乐之地。对圆明园的财宝也作了极尽夸张的描绘，字里行间却让人看出某种垂涎的神态，那些都是皇帝本人终生享用无尽的财宝，岂容他人染指。至于谈到圆明园的艺术成就，即使它被吹嘘成“万园之园”、“天上之园”、中西建筑合璧等等，从建筑学的角度看来，并没有太大价值。首先是它的中式那一部分建筑，所谓宫殿楼阁、亭台碑碣、桥廊水榭均为清代风格，较之中国古代如唐宋时期建筑，已经是一个大的倒退。更何况后来又新建了大同小异的颐和园，就更没有什么可希罕的了。而且，在园区的规划和布置中，各景区特点过份突出，比例笨重的官式建筑，往往不能和自然风光相调和，破坏了整个园林的风格。特别是圆明园中的西藏建筑和长春园中的欧式建筑，更是十足的败笔。再说圆明园中的欧式建筑，全都属于洛可可风格。这种在十八世纪演变形成的建筑风格最大的特点是：整个建筑的结构、尺度和质感完全淹没在琐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装饰当中，没有任何分寸可言，因此，它只是代表了西方古典建筑中一个颓废的流派，艺术价值非常之低。二十世纪国际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对此类建筑从来就不屑一顾，甚至拒绝参观，说明它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卑下地位。不过，它却深得皇帝喜爱，上有好焉，下必甚焉，皇帝的个人好恶理所当然要演绎为时尚。于是，清代的艺术风格流行着同样是琐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装饰，形成了一股到处泛滥的潮流。 在对圆明园被焚毁经过有了一个大致上的了解之后，我们的义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两国了。皇帝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即使这一准则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遵守。额尔金勋爵在中国，最痛恨那些 “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的人”，由他来下令焚毁圆明园，不啻是历史的悲剧。但无论怎样，比起中国在那场战争中所丧失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皇帝的圆明园实在算不了什么。对圆明园的大肆渲染和对国土沦丧的只字不提或是轻描淡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英法联军放火报复的愤怒谴责与对专制制度野蛮暴行的有意隐瞒同样构成鲜明的对比，正是通过如此处理，圆明园才能在政治动员中发挥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热情绪之外，还能把社会舆论导向现实政治所需要的主题。

首先烧毁圆明园的并不是八国联军，而是所谓的英法联军。

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占据了当时的圆明园。清朝的守军被英法联军击溃，英国军队首领额尔金，在英国首相的支持下，命令士兵烧毁圆明园。据说当时有3500名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将圆明园的宝贝抢夺一空后，便放火烧毁圆明园。圆明园以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等等都被烧成了一片废墟，因为大火焚烧的面积太大，所以这场大火连续烧了3天3夜。

有关资料记载，当时英法联军从圆明园里面抢走的宝物，最少也有150万件。这些宝物有各个朝代的名人字画，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对中国以及对整个世界来说，这些宝物都是十分难得的。据了解当时很多英法的士兵，就是因为抢了圆明园的宝贝，回国之后变成富翁。而且目前还有很多他们当时抢过去的宝物，放在英法的博物馆内。

那么问题来了，英法联军为什么要烧毁圆明园呢？首先英法公使也就是来谈判的人，到京城和清政府商议条款。但因为英法的条款过于无理，而且双方在谈论的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议，清政府拒绝他们的要求后，将英法公使39人扣押送往北京当作人质。

后来英法联军就已解救人质为由攻入北京，后面清政府返还人质，英法联军才知道39名公使活着的就只有18人。其余的21人在扣押期间已经被杀害，而英法联军就是以这个为由，对清政府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四处烧杀抢掠，最终将圆明园毁于一旦。

当然也有人说，英法联军之所以要焚烧圆明园就是为了给清政府压力，让清政府觉得英法联军什么时候都能做出来，才会乖乖地跟他们签下一些不平等条约。而且效果也非常明显，焚烧圆明园后恭亲王同意了英法联军的所有要求，并签订了《北京条约》。

也有人说英法联军之所以烧毁圆明园，就是为了毁灭他们从圆明园里面抢夺宝物的罪证，毕竟圆明园烧毁之后，你就没有办法拿出证据，证明里面的宝物是他们抢走。

历史上的圆明园，最初是由康熙赐给其四子胤祯的一座赐园，面积约为30公顷左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时，园内就已是“林皋清淑，波淀停泓”。1723年，雍正即位后，大规模扩建圆明园。至雍正末年，已建成30余处园林风景建筑群，遍布200公顷范围。
乾隆朝时，正值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荣时期，乾隆集全国的能工巧匠，以空前规模扩建和修造圆明园，除了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改建并完善了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之外，还在东邻新建了长春等园。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长春和绮春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全园东西宽2620米，南北长1880米，周边外围总长约11000米，共占地350公顷（5200亩），其中水面约140公顷（2100亩）。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皇家博物馆，它是当时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文化艺术宝库，展示了我国古代封建文化的精萃，同时收藏了各种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物和艺术珍品。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闯进圆明园，“纵情肆意，予取予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10月18日、19日，英国侵华头目额尔金为掩盖抢劫掳掠罪行，下令米启尔骑兵团3500人在园内四处点燃罪恶的大火，全园顿时化为一片火海，所有庙宇、宫殿、历代收藏都付之一炬。

圆明园简介:圆明园位于北京市西郊，海淀区东部。原为清代一座大型皇家御苑，占地约5200亩，平面布局呈倒置的品字形，圆明园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总面积达350公顷。
它的陆上建筑面积和故宫一样大，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圆明园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之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
圆明园的南部为朝廷区，是皇帝处理公务之所。其余地区则分布着40个景区，其中有50多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如杭州西湖十景，不仅模仿建筑，连名字也照搬过来。更有趣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式园林景区。最有名的“观水法”，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万花阵迷宫以及西洋楼等，都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在湖水中还有一个威尼斯城模型，皇帝坐在岸边山上便可欣赏万里之外的“水城风光”。
圆明园是一座珍宝馆，里面藏有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集中了古代文化的精华。圆明园也是一座异木奇花之园，名贵花木多达数百万株。完整目睹过圆明园的西方人把她称为“万园之园”。
的确，如果今天还和140年前一样，这座超巨型园林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园林之王”了。遗憾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0年八国联军两次洗劫圆明园，园中的建筑被烧毁，文物被劫掠，奇迹和神话般的圆明园变成一片废墟，只剩断垣残壁，供人凭吊。

历史上的圆明园，最初是由康熙赐给其四子胤祯的一座赐园，面积约为30公顷左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时，园内就已是“林皋清淑，波淀停泓”。1723年，雍正即位后，大规模扩建圆明园。至雍正末年，已建成30余处园林风景建筑群，遍布200公顷范围。
乾隆朝时，正值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荣时期，乾隆集全国的能工巧匠，以空前规模扩建和修造圆明园，除了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改建并完善了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之外，还在东邻新建了长春等园。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长春和绮春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全园东西宽2620米，南北长1880米，周边外围总长约11000米，共占地350公顷（5200亩），其中水面约140公顷（2100亩）。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皇家博物馆，它是当时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文化艺术宝库，展示了我国古代封建文化的精萃，同时收藏了各种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物和艺术珍品。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闯进圆明园，“纵情肆意，予取予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10月18日、19日，英国侵华头目额尔金为掩盖抢劫掳掠罪行，下令米启尔骑兵团3500人在园内四处点燃罪恶的大火，全园顿时化为一片火海，所有庙宇、宫殿、历代收藏都付之一炬。
圆明园简介:圆明园位于北京市西郊，海淀区东部。原为清代一座大型皇家御苑，占地约5200亩，平面布局呈倒置的品字形，圆明园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总面积达350公顷。
它的陆上建筑面积和故宫一样大，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圆明园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之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
圆明园的南部为朝廷区，是皇帝处理公务之所。其余地区则分布着40个景区，其中有50多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如杭州西湖十景，不仅模仿建筑，连名字也照搬过来。更有趣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式园林景区。最有名的“观水法”，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万花阵迷宫以及西洋楼等，都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在湖水中还有一个威尼斯城模型，皇帝坐在岸边山上便可欣赏万里之外的“水城风光”。
圆明园是一座珍宝馆，里面藏有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集中了古代文化的精华。圆明园也是一座异木奇花之园，名贵花木多达数百万株。完整目睹过圆明园的西方人把她称为“万园之园”。
的确，如果今天还和140年前一样，这座超巨型园林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园林之王”了。遗憾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0年八国联军两次洗劫圆明园，园中的建筑被烧毁，文物被劫掠，奇迹和神话般的圆明园变成一片废墟，只剩断垣残壁，供人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