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隋炀帝在大业八年正月(612年)第一次出兵时,竟然动用了前无古人的113万大军,这样规模的出兵,除了加重后勤负担之外,在军事上可谓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纵观中国历史,举凡如此大规模的出兵,往往是惨败而归,最著名的殷鉴就是苻坚征东晋时号称投鞭断流的97万大军。
第二,隋炀帝进攻高句丽打的更是一场政治仗,这在第一次出征尤其明显。隋炀帝在各大军队中都设立了受降使者,一旦高句丽请降,隋军就得停止进攻,而这恰恰被高句丽军队所利用,在情势不利时候多次以诈降获得喘息时机。
不过,对于这两点军事常识,曾经担任过平陈主帅的隋炀帝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唯一的解释是,无论是出兵规模,还是“受降使者”,都说明了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意在不战而胜,试图通过炫耀武力以及展示兵势压服高句丽,这一诉求甚至压倒了在军事击败高句丽。而对此,也恰恰应和了以上隋炀帝意在重建国际秩序,而不是获得领土的出兵动机。
第三,对于高句丽这样一个立国数百年的大国,试图速战速决在战略上是非常困难的。以后来唐朝消灭高句丽的历史后见之明来看,通过持久战逐步削弱高句丽国力,最后抓住高句丽内乱的时机一举大规模出兵才是明智的。
第四,隋炀帝的出兵时机更有问题。即使隋炀帝是在做一件无比正确的事,他也是在“错误的时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道理很简单,隋炀帝之前动用国力过猛,又是修大运河,又是修粮仓,又是四处巡游,在出征高句丽之前理应与民休息几年。同理,在首次出征受挫之后,隋炀帝次年便再度出兵,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攘外必先安内。隋炀帝第三次出兵高句丽之前,国内已是烽烟四起。用《说唐》的夸张形容说就是:“十八处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在此情况下,隋炀帝居然还强行出兵,直接导致了大隋王朝短命而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平定高句丽在隋炀帝的自我认知中几乎排到了压倒一切的位置。
很可惜,隋炀帝输掉了这场必打之仗,更大的不幸在于,他还毁掉了一个致力于重整国际秩序的大帝国。然而,高句丽在这几场大战中也元气大伤,对此,中国是用一个朝代灭亡的代价,让高句丽失去了成为东北亚霸主的最好机会。就这样,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重整国际秩序的历史使命只能留给下一个王朝来解决。
从大的方面而言,唐太宗此次征伐高句丽的理由和隋炀帝当年并无二致,同样是为了重建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此之前,唐太宗已于630年彻底灭掉了东突厥,大唐正无限接近成为整个东亚乃至中亚大陆的主导者,如隋炀帝当年面对的国际情势一般,“天可汗”唐太宗在东亚的唯一对手就是亦敌亦臣的高句丽,后者是不甘于放弃自己用了数百年才争夺到手的东北亚霸主地位的。
按照唐太宗出征前的说法,“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隋炀帝如果听到这段话想必会非常感动,自己当年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终于有人来接着完成了。
唐太宗堪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他带着十几万大军的御驾亲征伊始也如预期一般顺利,一连攻下高句丽在辽东的几座重镇,还涌现了一位在后世说书评话中无比出名的名将薛仁贵(《薛仁贵征东》)。但没想到的是,在一座叫“安市”的坚城之下,唐军连攻数月也未拿下,最后束手无策的唐太宗也只得宣布收兵回国。
从战术上来说,唐太宗此次亲征可谓是一次胜利,收复了数百年来被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大半失地;但从战略上来说,唐太宗显然还没有完成他出兵前的战略构想,即彻底击败高句丽,再将称臣后的高句丽纳入大唐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
从隋文帝到隋炀帝,现在又是唐太宗,两朝三代帝王使出浑身解数,竟然都无法最终解决高句丽问题,让中原王朝的这个心腹大患不断地“留给下一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