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朱光亚的事迹

朱光亚的事迹：

1963年3月，朱光亚参与组织确定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报二机部批准后，千军万马即将奔赴青海草原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大会战。

朱光亚等科研、生产人员以及增调的技术骨干迅速汇集到西北基地，全面开展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工作，形成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总攻局面。

朱光亚主持制定的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科学研究计划中，安排了航弹气动外形、弹体结构和引爆控制系统的研究和设计项目。

1962年，朱光亚参与起草的“两年规划”和由他主持制定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也对核航弹作出了安排。朱光亚与郭永怀等一起组织科技人员与航空部、电子部等部门协作，开展核航弹的研制工作。

扩展资料：

有一次，核武器研究院开会，休会时朱光亚点燃一根香烟，吐出一连串又圆又浓又大的烟圈。身边同事十分好奇，朱光亚幽默地说，这是跟美国人学的。

鲜有人知，1952年朝鲜板门店谈判，朱光亚是志愿军停战代表团秘书处的一名翻译。当谈判陷入僵持，双方均保持沉默。美国人一支接一支吸香烟、一口接一口吐烟圈。来而不往非礼也，朱光亚也学会了抽烟和吐烟圈。

这，不啻为一种双方心理战的抗衡。然而，美方代表经常以核武器要挟，却让朱光亚如芒刺背：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必须拥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

1950年，朱光亚回国不久，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本小册子，售价旧币2000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两角钱。

轻飘飘的一本书，寄托着朱光亚的核弹梦。30多年后，有人问朱光亚：“当年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朱光亚未假思索就回答：“没有资料，几乎没有任何参考资料。”

一次，有人送来一封信和一张图纸。信中大意是，某国上层人士一次聚会时，该国一名绅士拿出一张图纸，声称是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图，然后很神秘地迅速将图纸收了起来。有人事后凭记忆画出了这张图，传送回国。

朱光亚一瞄这张图，没有说话，呵呵一笑，然后走开了。他一眼看出，此图毫无价值，连示意图都算不上，只是一张虚张声势的宣传画！

朱光亚走开了，他走向中国人自己的路。

当时，中国核武器研制处于大海捞针般的困境中。朱光亚等人从苏联专家一份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研究起，使中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相继取得重大突破。

1962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对原子弹工程是否“下马”出现了争论。关键时刻，朱光亚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朱光亚：一生就做一件事

事迹：
1950年3月朱光亚回到祖国，与家人团聚。看着父母今非昔比的容貌，他很想尽尽孝心。然而一份加急电报改变了他的初衷，4天后他就奔赴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这位25岁的副教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教学第一线，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勤奋工作。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原子弹。195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撰写的《原子能和原子武器》，书中介绍了原子能发展、原子弹研制、氢弹秘密等内容，是我国系统介绍核武器的早期著作之一。 1950年10月，朱光亚与许慧君喜结良缘。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绘制了一幅梅花国画相赠，并与廖承志一起出席了他们简朴的婚礼。 　　1952年春，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停战谈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大事之一。国家从高等院校中选派了一批政治可靠、有较高英语水平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教师，作为我谈判代表团的翻译。北京大学选派了朱光亚和钱学熙两人。他们于1952年4月从北京出发，跨过鸭绿江，坐着敞篷卡车沿着崎岖山路，冒着枪林弹雨，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奔波到达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所在地。朱光亚等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每天晚上都拉着防空帘在微弱的灯光下忙碌，一听到警报就马上收好文件钻防空洞。这时美国一直在研究使用原子武器，谈判桌前美方代表经常挥舞着核大棒。为了不让对方有空子可钻，谈判双方彼此练出了耐力与坐功。朱光亚在这种情况下养成了开会时长时间耐心地听别人发言的习惯，从不轻易表态，一旦讲话，就能令人折服。 　　朝鲜战场上残酷的战争场面、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美国的核威胁，使朱光亚认识到现在再也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中华民族要想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拥有自己强大的现代化国防。

颁奖词：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

推选委员阎肃说：肃然起敬，卓越功勋，他代表的群英，使我们的民族——自强，自信，自力，自尊！

事迹：
2011年2月26日，“两弹一星”元勋、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因病辞世。巨星陨落，德艺留芳，以他名字命名的“朱光亚星”在苍穹中绽放恒久的光芒，激励科学道路上的后人。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朱光亚在核领域奉献了大半辈子，直至2005年退休。

“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还在密执安大学读书的朱光亚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然后毅然选择回国，先进入北大教书，后转到核武器研究所。

1964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朱光亚望着腾空跃起的蘑菇云，禁不住潸然泪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当晚，作风严谨的他竟然喝得酩酊大醉。三年后，朱光亚与同事们又将中国带入了氢弹时代。

重要的核试验，朱光亚几乎都会亲临现场指导，不解决问题不罢休。对待需要撰写或修改的文件，朱光亚力求深入浅出，字斟句酌，连一个外文字母、一个标点符号都保证准确无误。

淡泊名利，身边人喜欢用这个词来评价朱光亚。1996年，朱光亚获得一笔100万元港币的奖金，转身就捐给了中国工程科技奖励基金会；1997年，又将积攒的4万余元稿费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解放军出版社曾策划出一套国防科学家传记丛书，报请审批时，他毫不犹豫地划掉了自己的名字。

国科技“众帅之帅”朱光亚: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他扎扎实实地做事，却有战略家的眼光；他“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却是轰轰烈烈的大事。2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光亚同志因病逝世。连日来，朱光亚家中设立的灵堂吊唁者不断。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赶来送别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
　　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新闻媒体报道参加重要活动的领导人名单里，钱学森、朱光亚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注意到这一点，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