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全篇尔雅

《孙子兵法》对后世的影响，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从时间上看。2000多年来，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武器不断升级，战争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由冷兵器，发展到火药兵器；由单纯地面作战，发展到陆、海、空立体作战；由近距离作战，发展到远距离作战；由传统作战方式，发展到信息化作战方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孙子兵法》揭示的战争规律没有变。不论古代的将领，还是近代的将领、现代的将领，都把《孙子兵法》当作必修课。

第二，从空间上看。《孙子兵法》不仅对从事战争指挥的人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而且对经商的人、从政的人以及其它各界的人也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只要认真领会《孙子兵法》的真谛，各行各业的人都会从中受益。这是因为战场、商场、官场都具有竞争的性质，而《孙子兵法》揭示的战争的规律，实际也就是竞争的规律。

揭示战争、竞争规律靠什么？靠哲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知识分为三大类：一是自然科学，二是社会科学，三是哲学。哲学是反映自然界、社会和人们思维规律的学问。正因为如此，哲学被称为大道之源、百科之首。哲，是大智慧。哲学，是大智慧的学问。《孙子兵法》 之所以能够揭示战争、 竞争的规律，之所以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推崇，之所以受到各行各业有识之士的青睐，之所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就是因为说到底，它是一部饱含哲学思想的著作。

《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也。”“诡”，就是聪明、智慧，就是哲学。

《孙子兵法》饱含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朴素的唯物论，二是朴素的辩证法。

《孙子兵法》中有两句至理名言。一句是“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讲的是唯物论。一句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讲的是辩证法。

《孙子兵法》中的朴素唯物论

哲学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究竟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意识是第一性的？是存在决定思想，还是思想决定存在？人的主观能不能能动地认识客观，能不能积极地改造客观？

由于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便有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

唯物论又分机械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机械唯物论只强调物质存在的第一性，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唯物论既承认物质存在的第一性，又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

唯心论又分客观唯心论与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强调天道鬼神主宰世界。 主观唯心论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

《孙子兵法》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朴素唯物论的世界观。

(一)不信天道鬼神——反对客观唯心论

奴隶主阶级的宗教天命论长期统治着古代人们的思想。商朝以卜为主，而周朝则以筮为主。商周是占卜发展的鼎盛时期。春秋末期，随着奴隶主政治统治的动摇，哲学思想上的天命同反天命、有神论同无神论的对立和斗争十分激烈。伴随着百家争鸣生动局面的出现，人们终于向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天道”、“鬼神”发起了挑战。老子着力于以自然之道代替神学中的天道，而孔子则“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都对天道鬼神给予了质疑和否定。在这场反天道鬼神的斗争中，孙武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孙武对于“天”作唯物的解释：“天者，阴阳、 寒暑、时制也” ，这同宗教神学把“天”看作人格化的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战争中，他竭力反对用迷信的方法去预测胜负，主张“禁祥去疑”(《九地》)，“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表现出鲜明的无神论思想。

孙武在否定天道鬼神的同时，创造性地实现了军事领域由占卜决策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道、天、地、将、法”五种因素，并对此作了如下解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五种因素，无论政治(道)、自然(天、地)、人与经济(将、法)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孙武强调指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除此之外，都是不可信的。

孙武认为自然界的天是物质的，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一切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自然界的天时、地利，可以使之服务于军事斗争。他在《火攻》中对于天时的利用有许多古朴而珍贵的论述。 如“ 昼风久，夜风止” ，白天刮了一天风，夜晚风势就会减弱直至停止，因而这一夜就不宜发起火攻。他还发现“月在箕、壁、翼、轸”四个星宿位置时，必然有大风，可以采取火攻。

(二)主张科学决策——摒弃主观唯心论

孙子的朴素唯物论，还表现在他在战争决策问题上主张力避主观、力求客观。如《火攻篇》中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国君不可以因一时愤怒就轻率地发动战争，将帅也不可以因一时的恼怒而冒然致战。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就停止。从国家利害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感情出发，是正确决策的第一步。

几百年以后，曹操也说过几乎同样的话：“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三国时期有许多事例印证了这一思想。如蜀汉昭烈帝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怒发倾国之兵以伐东吴。此一兴师，并非出于国家的考虑，也非为人民利益着想，而是以兄弟私义高于一切，感情用事，因此招致惨败，被东吴都督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终至白帝城托孤。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司马懿：当司马懿与诸葛亮在祁山对垒之际，任凭蜀将如何挑战骂战，司马懿总是坚守不出。当诸葛亮遗“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女人衣裳)给司马懿时，懿仍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 竟也豁达地收下。 圣人云“ 小不忍则乱大谋”，信哉！

(三)战争决策首先立足于“综合国力”

《孙子兵法》开卷第一篇就着重论述以“ 五事七计” 预知胜负。 “ 五事七计” 就是指综合国力。

孙子曰：“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计篇》)

“道”，即民心，即政治信誉。一个国家政治是否清明，民众与君主是否同心同德，可与君主同生死而无违疑之心，是进行战争的首要条件。孙子之后，孙膑曰：“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儒家孟子在讲“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的关系时，将“人和”放到首位。可见，他们的观点与孙武是一致的。打仗总是要由“人”去打，人民如果不愿意效力，这场仗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取胜的。

例如春秋时期，晋平公打算兵伐齐国，他首先派大夫范昭去观察齐国的政治动向。范昭回到晋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齐国不可攻伐。当我想羞辱其国君时，被晏子看穿了；想冒犯其礼法时，又被其太师识破了。”孔子听到这件事后，感叹说：“不越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齐国政治清明，就已经“ 战胜于朝廷” 了。
“天”，是指昼夜、寒暑与四时节令的变化。“地”，是指道路之远近、地势之险厄平易、开阔狭窄与高低向背等地理条件。这都是制约战争胜负的自然物质条件。 《 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吾民也”，就是考虑了“ 天”、 “ 地” 自然条件对战争的制约。

例如，三国时代的赤壁之战。周瑜向孙权分析了曹军所犯的“四忌”：一是北土未平，后患犹存，而曹却久于南征；二是北军不习水战，曹操却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三是时值盛寒，马无藁草；四是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这是曹操不顾自然物质条件必然招致失败，而孙、刘则可以致胜的重要原因。

“将”，要求将帅要具备智谋、诚信、仁爱、勇敢和严明五项卓越品格。惟智能谋，惟信能守，惟仁能爱，惟勇能战，惟严能临。此五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例如，春秋时期田穰苴治军。田穰苴为齐景公时大臣，因官拜大司马，又称司马穰苴。他很有韬略，文能服众，武能威敌，且不畏权贵，执法如山。他斩了齐君宠臣庄贾，而使三军震动，威信大增。同时，他十分关爱士卒，与士兵同甘苦，受到士兵爱戴。当晋燕之兵侵入齐境时，田穰苴领兵拒敌。部下个个奋勇杀敌，连病弱士兵也纷纷请战，军威大振。晋燕之兵只好闻风而逃。

“法”，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职分管理与军需物资的掌管使用。法严则治，治则强；法疏则乱，乱则衰。 法令行，士卒用命，军队战斗力会有显著提升。

例如，鲁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国军队将要袭击郑国。当秦师路过周都洛邑的北门时，兵车上的士兵都摘掉头盔跳下车(表示向天子致敬)，而后又跳跃着登上战车。

这一情景正好被年幼的周大夫王孙满看到，他就对周襄王说：“秦师定然要失败。”周王问：“这是为什么？”

王孙满回答说：“秦师轻佻又无礼，轻佻必无深谋远虑，无礼必是军纪不严。此军入险地，怎能无败呢？倘若秦师无败，那就是圣人的道理不起作用了！(原文：‘秦师无谪，是道废也’)”

后者，果然印证了王孙满之论。

从上述五项基本要素分析比较：哪一方的君主开明？哪一方的将帅贤能？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公正严明？据此，就可预知谁胜谁负。

为进一步阐述综合国力是决策战争的重要依据，孙子还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

战争是一件极其消耗人力、物力、财力的事件。如果动用战车千辆，辎重千乘，士卒十万，千里馈粮，每天光是正常开支就要耗费千金。 后来曹操对此注曰：“ 购赏犹在外之也。”悬赏的钱还要另外追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财力物力，十万之众的大军才可能开动起来。消耗如此之巨，国家一般承受不起。如果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势必导致兵锋困顿，锐气挫伤，国家草野之物耗尽，军队战斗力完竭。

立足于此，孙子提出“兵贵胜，不贵久”的战略原则。即，用兵贵在战机出现时，迅速采取行动夺取胜利，而不要旷日持久。所以，孙子说：“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另外，在具体分析国家之土地、人口、兵员等的关系时，《 形篇》 又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孙子认为：由于敌我双方拥有土地面积的不同，就产生衡量全国物产和人口的“量”不同；由这种“量”的不同，就产生能够动员和供应多少军队的“ 数” 不同；而这种“ 数” 的不同，又产生对双方军力强弱对比的“称”不同，也就构成双方胜败的物质基础，进而就可以初步判定胜券谁属的问题了。胜利的军队较之失败的军队，就好比以“镒”称“铢”那样处于绝对优势(铢、镒是古代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二十四两为一镒)，而失败的军队较之胜利的军队，则像以“铢”称“镒”那样处于绝对劣势。
(四)透过现象看本质

唯物论认为，凭感官直觉所得到的认识，不过是一些片面的、表面的现象，它不能反映事物的全貌和本质。“要完全地反映整个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页)

战争现象较之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更带所谓‘盖然性’。因此，对于战争现象而言，尤其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透过现象看本质，使认识不断深化。

孙子在《行军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可称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经典：“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 这里所说的“ 树动”、“草障”、“ 鸟起”、“ 兽骇” 是现象，而“ 来” 、 “ 疑” 、 “ 伏” 、 “ 覆”才是本质。

用假象调动敌人，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反用。孙子在《势篇》中还有一段描述：“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向敌示以军形，敌人就会听从我之调动；投放小利，敌人必然会来夺取。用利益诱动敌人，再用劲兵去对付它。

示以军形，可以是军治而示之以乱。如韩信佯弃旌旗战鼓而示乱，以斩龙且。韩信率汉兵入齐，齐王田广东逃高密。项羽遂遣骁将龙且领兵火速援齐。于是，楚汉两军夹潍水对阵。韩信令人于夜中囊沙壅水上流，而后与楚军战，佯弃旌旗战鼓败走。龙且挥兵渡水，韩信使人决壅囊，潍水大至，龙且军溺死无数。汉兵回戈急击，遂斩龙且。

示以军形，可以是军勇而示之以怯。如孙膑令军减灶而示怯，以破庞涓。 齐威王十六年，庞涓指挥魏赵两国联军攻伐韩国。韩国求教于齐。齐以孙膑领兵，仍以“攻其必救”战术首先直捣魏都大梁，迫使庞涓回师自救。而后利用“ 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 这一特点，采取逐日减少做饭用的土灶的办法，隐匿作战意图，调动敌人。最终导致魏军判断错误，尽弃辎重，星夜追击齐军。魏将庞涓兵败自刎。

示以军形，可以是军强而示之以弱。如匈奴藏匿精壮而示弱，以围困汉高祖刘邦。西汉初年，匈奴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逼近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汉高祖刘邦亲自领兵迎击匈奴。匈奴单于冒顿为诱使汉军北上，把精锐部队全部隐匿起来，只留一些老弱残兵于外。汉军32万人一路北上，到达平城，即被冒顿的40万精兵围困，激战七昼夜方解。

(五)实践出真知

实践—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唯物论的认识论。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更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认识不断深化、从而达到“真知”的过程。

孙子曰：“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

孙子认为：通过战争实践，即试探性地进攻，可以获取敌人的真实情况。策，原是古代运算时用的一种筹码，转意为筹谋，出谋划策。筹划谋算，研究敌(我)计谋的得失；挑动敌人，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侦查敌情，察知敌人的虚实备虞状况；与敌作试探性的接触，较量，以发现敌(我)的有余和不足之处。

由此可见，孙子不仅重视对于所获取材料的分析判断，而更加重视实地地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曾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4页)毛泽东在这里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2000多年前的孙子的观点是一致的。

(六)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孙武认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认清形势、科学决策、正确指挥，运用战争规律指导作战，是能够取得战争主动权的。他所说的“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就是讲要想办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他还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篇》)，也是讲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在作战中取得主动，避免被动。
孙武把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这就可以避免机械唯物论的错误。

《孙子兵法》中的朴素辩证法

辩证法是哲学里面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讲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运动规律的。辩证法的主要之点：一是事物内部是可分的，一分为二，负阴抱阳，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二是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三是事物是永恒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 四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事物内部。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孙子兵法》中渗透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辩证法是《孙子兵法》的灵魂。

(一)分析事物强调“两点论”

“两点论”，是孙武考虑和处理问题的重要方法，体现了《孙子兵法》 的辩证思维。孙武说：“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这句话，可以说是孙武认识和解决战争中各种矛盾的一把钥匙。孙武指出，无论攻守、强弱、劳逸、奇正、虚实、远近等等战争中的对立双方，都是互相依存的，利害相联的，可以转化的。比如防御作战时，“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顾此”则“失彼”，不可能天衣无缝，总有弱点，总有疏漏。因此，如果避其实而击其虚，敌人的主动地位就转化为被动地位了。所以孙武肯定地说：“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这种关于矛盾转化的朴素思想，对于以弱敌强、以少敌多，以小敌大的国家和军队，无疑是一件锐利的思想武器。

《孙子兵法》的两点论，还表现在他对阴阳说的灵活运用。孙武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昼为阳，夜为阴)、晴雨(晴为阳、雨为阴)等等。曹操对此注曰：“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可见，军事上的胜负，与阴阳四时的更替有密切关系。在行军作战时，要注意阴阳的利用。 孙武在《行军篇》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孙武认为，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孙武把齐文化中的阴阳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朴素辩证法的正确应用，是两点论的生动体现。

(二)永恒发展的观点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运用了朴素辩证的发展观，指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中。孙武把这些变化比做“ 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势篇》)。他在《虚实篇》中形容说：“夫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像流动的水，时刻处于动势之中，水没有固定的形态，战争也没有固定的格局，都在永恒地变化着。他在《势篇》还指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军队的士气是“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军争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战争需要的物资和进行的时间也在不断变化着，“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总之，战争及与战争相关联的事物，一切皆变。

战争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敌我双方的矛盾斗争。为此，孙武认为：将帅必须善于临事应变，根据敌变而定我之变。“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变篇》)指挥员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才能促使战争向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

孙武还指出事物发展变化“度”的问题。事物发展都有一定限度，度是事物发展的关节点，超过了一定的“度”，事物就要走向反面。他在讲到爱卒不能骄纵时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他强调对士卒关心、爱护，士卒就会赴汤蹈火；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度”，变爱护为骄纵，那样便会后患无穷，以至无法用来作战。(三)普遍联系的观点

孙子分析战争，不是单纯地就战争分析战争，就军事分析军事；而是运用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对战争现象、军事问题加以考察与解读。

战争、军事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孙武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这里所谓的“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计篇》)；所说的“法”，就是加强法制，严明赏罚。这就表明政治基础、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与《军志》上说的“有德不可敌”(政治清明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可谓一脉相承。德国近代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则将其深化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他们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战争、军事与经济密不可分。孙武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又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作战篇》)可见一场战争，对于国家财力的消耗是何等之巨！如何能够在战争时期避免国力过度消耗，使得百姓免受贫困之苦，这是需要着意解决的问题。

战争、军事离不开外交。在谈到外交策略时，孙武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道诸侯意图的时候，不可与之结交)；“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将兵威加到敌人头上，能使其得不到盟国诸侯的配合策应。)“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不争着去与天下诸侯结交，也不使任何国家的势力强大，相信自己的力量，把兵威指向敌人，就可拔取它的城邑，摧毁它的国家。)(《九地篇》)

(四)矛盾分析的方法

《孙子兵法》的杰出命题“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是强调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刻了解、准确把握敌我双方情况，并找到克敌制胜的途径和措施。

《军争篇》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意思是说，军争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将帅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处理战事。

在《九变篇》中，孙武对此问题又进一步说明：“是故知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意思是说，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就可增强胜利的信心。所以，孙武在《作战篇》中指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五)促进矛盾转化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也进一步指出了矛盾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的道理。他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意思是说，敌人休整得好，能设法使它疲劳；敌人给养充分，能设法使它饥饿；敌军驻扎安稳，能够使它移动。

《孙子兵法》对于虚实的分析深刻而精辟。孙子曰：“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势篇》，要求“避实而击虚”，“因形而措胜于众。”(《虚实篇》)变我虚为实、敌实为虚，胜利就有了希望。

《孙子兵法》在分析取胜的客观条件时讲到：“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又说：“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如上所说，《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春秋战国时期，适应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激烈斗争的需要，兵家出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卷十四《成公十三年》)，即国家的重要事情是祭祀和打仗。因此，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研究“擒敌致胜”的军事理论。

孙武所处的时代是春秋后期。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又是武将世家，因而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并能接触军事文献与档案材料。春秋中后期，战争十分频繁。孙武总结了那些战争的经验和规律，使之上升为军事理论，形成了《孙子兵法》十三篇这部伟大著作。

后来，孙武随父亲流落到吴国，结识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经过伍的推荐，孙武带着兵法书稿见到吴王，得到吴王赏识，任他为将。他曾以三万军队打败楚国20万大军。攻入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北)。从此，吴国强盛起来，“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此后，孙武辞去军职而隐居乡间，专门修改完善他的《孙子兵法》。

可见，《孙子兵法》的形成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孙子兵法》 的哲学思想来自实践，又高于实践，因而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性。 我们学习《 孙子兵法》 的哲学思想，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踊跃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印证、感悟，在实践中提高、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孙子兵法》尽管饱含着光辉的哲学思想，但它毕竟不是哲学专著。它的唯物论、辩证法是寓于对战争和军事的论述之中的，仍然是朴素的，仍然处于不自觉的阶段。真正使唯物论、辩证法上升为成熟的哲学理论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学习运用《孙子兵法》 的哲学思想，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不会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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