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车别：为什么郑和之后再无下西洋

为什么郑和之后再无下西洋?
摘自：《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

作者：杜车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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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贸易是一块巨大的肥肉，明代商业阶级对这块肥肉垂涎欲滴。但从永乐开始下西洋，海外贸易产生的超额利润完全垄断在国家手中，商人资本家们心里如火烧爪挠一般，看得眼热却可望而不可即。凭借他们的实力，无法和国家组织的超级大船队进行商业竞争。

作为商人资本家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团自然意图终止这种国家垄断的海外贸易，更何况下西洋活动还最直接地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比如用胡椒代发薪俸。明成祖生前，他们也知道无法蒙蔽皇帝终止郑和航海，明成祖死后，他们就群起发动舆论攻势，全力丑化下西洋活动，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这些文官炮制的舆论，甚至到现在还发挥效力，被当作贬低郑和航海的论据。
后继的明朝皇帝处在文官集团包围中，在日积月累、长年不断的信息轰炸之下，就真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只有少数文官和太监以及后代一些文人在无意中才泄露了真相。
有这么一则故事，不少人耳熟能详。明宪宗希望重现下西洋壮举，于是下诏索要档案资料。但刘大夏等文官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竭力丑化下西洋为大弊政，刘大夏还把相关档案藏匿起来（这则故事的许多版本中，说是刘大夏销毁了郑和航海的档案资料，这是不对的，真正销毁郑和档案的应是清朝乾隆），还自诩是为民请命的壮举。再下西洋一事终于作罢。
耐人寻味的是，刘大夏为何要把档案藏起来？按通常理解，似乎是因为看不到当年档案就没有技术下西洋，皇帝也只好罢休。但这解释不通，真下决心，技术不是问题。郑和航海时，也并没有之前的一个郑和航海档案可以依赖，不照样进行下去了吗？
关键不在于技术，而在其他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简单，刘大夏等人是害怕皇帝阅读了档案后，获知下西洋不但不耗费国力，反而能为政府增加大量收入，同时为贫民提供大量谋生就业的机会。那样一来，他们从国家手里抢夺来的海外贸易巨额利润必然重新被国家收回。对这些利益集团而言，这样的事情是绝不容许发生的。这才是为什么刘大夏之类冒着触犯国家法律的危险，也不让皇帝看到郑和航海档案的真相。
下西洋终止后，私人海外贸易活动急剧增加，而且因为明政府所谓的海禁法令，国家根本不征税。原先归国家所有的巨额贸易利润完全流入私人腰包当中。
明宣宗时，皇帝虽几次下令要严海禁，但下面的文官哪里会认真执行，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搪塞而已。所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前后，福建海商已经蓬勃涌现。到明嘉靖以前，私人海外贸易规模已经相当巨大。张燮《东西洋考》记载：
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初亦渐享奇赢，久乃勾引为乱，至嘉靖而弊极矣。
《海澄县志》记载：
正德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他国，以与夷市。久之，诱寇内讧，有司法绳不能止。
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出赀，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
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飚响答，十方巨贾竞鹜争驰，真是繁华地界，然事杂易淆，物羶多觊，酿隙构戾，职此之由。
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嘉靖云扰，赤白之丸乘倭而张，负隅建垒，几同戎穴。
私人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国家又放纵不管，几乎所有海商都进行走私。巨大利润诱惑下，投身其中者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为暴利铤而走险者。这种情况下，大量海盗产生几乎是必然，他们在海上陆地抢劫杀人无所不为，并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来组织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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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海盗猖獗对沿海贸易集团本身利益也有巨大损害，他们也希望尽可能肃清海盗的影响。他们之所以不主张废除那个一纸空文的海禁法令，是因为这一纸空文的存在，政府就不能收税，利润可以完全流入私人腰包，何乐而不为呢？海盗猖獗之后，情形就改变了。这时，他们就希望政府介入保护，进行必要的控制管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使海上贸易合法化，至于税收，这些利益集团可通过政府内的代言人将额度压至很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有了隆庆开关。
一些人过度夸大隆庆开关的意义，似乎它真是什么分水岭，其实，隆庆开关前后的最大区别就是，之前所有海商都不必交税，之后少部分海商交一点象征性的税。明代海上贸易的空前繁荣完全不是所谓隆庆开关决定的。
综上，明朝官方下西洋活动的停止也好，海禁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却长期不废除也好，隆庆开关也好，都是私人商业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的结果。如果只是从表面现象去分析，比如什么儒家思想啊，什么大臣开明与否啊，那是永远也不得要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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