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现实与批评的有效性 这篇文章作者这对泛现代文时代出现的什么之间

一、当前人文知识分子论，内在于当前文学批评
　　跟踪阅读当前文学批评有七八年时间了，其结果可能就是《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2012）及其“姊妹篇”《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未出）。为了解决迷茫而写作，是我当时最清楚的一个写作动机，这一点在“后记”中提及。但直接动因不能成就一本书，深入进去，才觉得这是一个艰巨而枯燥的差事。你必须先放下你的个人性，论评对象的客观性才有机会凸显。凸显客观性就是对批评思想的有效凝聚，个案的话语意义才有可能突出出来。突出它们并把它们放回到晚近三十年来的整体批评格局中去，这是我的本意。即是说通过这样的微观观照，曲折地回应人们对“批评如何不能”之类的浮泛指责。事实也证明，到目前为止，多数指责也还停留在上帝式的独语层面。反过来看，这也恰好说明指责者并不真懂晚近些年来中国批评的真正状况：药方开了一大堆，对不对症，能否治病，他们并不关心。漠视批评本身，但又按耐不住骂骂咧咧的坏脾气，这是极其糟糕的一种学风。这一层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论”或者“文学知识分子论”是这部个案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对批评家主体的深入体悟，或者审视，批评问题就不会从根本改变；不凝聚当前个案批评话语，不注视有价值的个体性批评经验，文学批评研究的命题就是一个伪命题。
　　如此一来，谁能成为个案的问题，就构成了我检索晚近三十多年来文学批评经验的首要问题。现在的18章18个批评家其实是从25个批评家中遴选而出的，他们的批评思想、批评话语意识，最终凝聚于我认为的消费主义语境中的“思想批判”这个大体方向。也就是他们并不是封闭在文学理论惯例、“去政治化”、“纯文学”等流行话语框架内的书写，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起源于当今文学经验、事实，但绝不囿于既有文学经验和事实的视野的书写，使我自然而然地把论述的触角延伸到了消费社会人文知识分子何为的大问题。通过对“大问题”的观照、清理，最后再回到文学批评的本位，进一步论证言说今天文学有效性的问题。因此，这本书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逻辑框架：人文知识分子论是背景、垫底，文学批评思想和话语沉淀程度被最终凸显。
　　凝聚当今文学批评经验、思想，其实是给自己的批评活动寻找问题史—— 一个人、一代人，在“接着说”的基础上，都应该有自己的问题需要重点解决。这一角度看，这本书也可以视为是我用众多批评家探索成果浇我心中块垒的“问题之书”、“商榷之书”，以期引起我们这代人（“70后”前后）如何看待文学，以至于由此如何书写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思想共同体”问题的注意。否则，从语境因袭来说（事实也是如此），这代人不是被“一体化”时代的强大吸力所收编，就是滑溜溜地、服服帖帖地臣服于消费主义所打造的现实秩序逻辑而不得清醒。找不到自我，何来批评？自我主体性视角缺席，何以提供时代的思想证词？
　　二、省思“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就是重申批评的有效性
　　在当前，文学批评不单是文学之事，它往往关涉到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因此，立足于消费时代的历史语境，西方现代（包括后现代）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一些著名学者如福柯、吉登斯、泰勒、伊格尔顿、鲍德里亚、鲍曼、波兹曼、麦克卢汉等，他们的学说及思想就成了我研究的背景性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社会现状和流行文化现象，以及文学创作的普遍性问题，便构成了我内在于文学批评并透视批评家行为的重要参数。总之，我以为，认知我们自己的时代，认知我们所置身的社会现实，需要一些概念，也需要一些理论，当然，概念、理论和个人经验的有机汇合，是理想的视界。这是一个文盲与一个读书人同生存在一个时空，却有不同焦虑的根本原因，这是批评个案研究的另一深层原因。
　　第一，我对如今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持有深深的保留意见；第二，我对批评回到“文学理论”或“文学自身”也表示警惕。如此，文学理论之外学科的理论、不分族裔身份的理论家著作，也就构成了我建构并打量中国本土批评家的一个基本视野。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把当下经验主题化，把域外同时空的理论眼光与本土的进行检验性结合，产生积极冲突，再把它们理论化。就是说，这是在“中西转换”、“古今转换”之后，对批评实践到底怎样的一种检视，在“消费社会”这个具体语境，凝聚批评的微观经验，注视批评家的个体感知性体验，这是批评话语在“当前”中的生成路径，也是我做有价值的个案研究的深一层意思。当然，“本土批评话语”审视是另一部书的内容，这部书主要还是以“话语意识自觉”为首位的个体批评思想的聚焦，为的是留下这三十多年来中国批评，在众多路径上“接着说”而来的主要理论经验。在我而言，探照他者也即是释解我的困惑。
　　所以，我为什么对第一个问题持保留意见，对第二个问题也表示警觉呢？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方面的“知识”作为当前批评话语的直接经验也好，作为生成当前批评话语的当然理论来源也罢，它们一定程度上都是“四平八稳”的惯例。恪守这个惯例并不标志着你的批评，就一定是为着“我们”时代的文学及其文学现实而生的。“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已经经过“全球化”的心灵粗糙处理过，也已经经过消费主义思维、政治经济逻辑重新组装过。要问“我们”时代文学批评的说服力和有效性，就必然得有亲自下水、体验水之冷暖的身体性感知经历，而不是闭着自己的门造自己的车，抟塑些从学术到学术、从话语到话语、从知识到知识的所谓“化”来的“二手资料”。
　　有身体性感知加入，至少可以避免从“国学热”中转来的那种“寂静主义”，也可以警惕从“传统文化热”中拎出来的披着厚厚的民粹主义铠甲的“理想主义”。在我看来，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既不是“寂静主义”，也不是“理想主义”，是批评主体对当下政治经济的话语现实，进行更高一层次“文学性”聚焦、审视的当下性感知过程。这既是我在书中反复强调的，我们这代人在学术上究竟该如何论述我们的价值思考，该如何讲述我们时代的个体处境，该如何参与历史进程并反思这种现实秩序的问题。我们前面有启蒙思想、现代性思想资源，我们身后、甚至于弥漫于周身的有后现代性、娱乐至死主义者。那么，我们该如何转化前者，如何处理后者，也就是我们该如何在文学这个各种意识际会的平台上，突出我们自己对社会、现实，乃至历史的独立判断，并讲出我们的那个判断，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给这个时代留下的思想结果。相信我这样说文学批评，内在于当今现实秩序的人，是有所共识的。因为，我们都乐意过快乐的、幸福的和安静的内在性生活，但是我们的这些追求并不是“自在地”存在着的，它需要我们的争取。这是我把文学批评视为这种争取，并反过来严正透视它的核心原因。 　　三、凝聚感知性个体话语，是批评的自觉意识
　　说来话长，简而言之，是在“伪命题”中建立真命题。为什么呢？你所选择的并不见得就是所谓文学批评界公认的。因为，当某些批评家被反复地、“不厌其烦”地推到读者面前时，你可能正在躲避这种东西。原因很简单，一些被集体性关注的对象，其实多半是各种意识形态力量交织蛊惑的现象，这肯定是远离感知性个体体验的；而经过感知性个体良好体验沉淀的，又必然不全是显赫的、喧闹的问题。不要把问题异化成现象，必然要求眼光再往上走一走。于是，你便面对了一个恼人的东西，你要内在于“众声喧哗”的批评界，但还需对所谓批评界保持一定警觉。整体性批评格局与个体性批评便形成了。前者是个体性批评的视野，后者内在于前者而又突出于前者。写作过程自然比这样的抽象说法更难。这也是似乎每个个案都是“从头开始”，但结果又基本处在整个批评网络中的原因。坚持“一元论”与“多元论”、“历时性”与“共时性”，都必须慎用“比较法”。另外，如何突出“个体性感知”话语，本身就包含着汰除与筛选。包括对重复研究的筛选，和对重复理论的汰除，剩下来的是既可主题化的批评话语经验，又能突出于同一层面的可谓之为经过“沉淀”了一时段文学基本特征的个体-普遍性理论观念。
　　直接的一个结果便是，文学史家和以文学史家的思维进行的文学批评文本及学者，不在我的考察之内。为什么呢？我发现，文学史研究，不管是对现代文学还是对当代文学研究，他们不得不启用一个文学理论书写惯例体式——在主导性政治意识形态下“客观地”、“历史性地”评价作家和作品。这种思维对一个国家文学的整体性评价没有问题，但很难放进个体感知性的反思成果；另外，文学史研究所训练的思维，当面对新出现的文学创作现象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对个体进行剪裁处理，总容易把新经验与老经验进行“我们”与“他们”的划界，达到“他们”只有怎么样，才能符合“我们”式的规范目的。这样下来，“他们”中内含的对“他们”时代的反抗性思想不是被书写了，而是被消解了。文学史研究思维在“全面”、“总体”上长于文学批评，但文学批评在“片面的突出”上，在发现一个时代尖锐的有价值的声音上，无疑更接近于捕捉新思想的出现并呈现这新思想的特点。故洪子诚、陈思和、王晓明、董之林、丁帆、程光炜等文学史家只能暂时缺如。而进入考察范围的所谓文学批评家，比如刘再复、雷达、王德威、南帆、耿占春、陈晓明、戴锦华、王彬彬、李敬泽、李建军、郜元宝等人，个别人可能注重捕捉文学思潮的先声外，大多数其实都很注意对一个时段文学创作总体趋向的矫正和纠偏，而这种矫正和纠偏又多是以个体感知结果，即知识分子的良知判断，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惯性来实现。这正是继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等经典理论界定之后，我所界定的文学批评家的概念，即在自我视角直接启用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转述文学惯例、发展文学惯例的专业技术专家。
　　我是反对政治经济话语的大白话，和消费主义话语的义无反顾的，就是说，我更倾向于欣赏有“私人知识”的批评家。意义在于，首先，我认为他们，当然还有很多未能作为个案的批评家，出示了他们在这个时代文学现实中的感知性思想，也是一种或几种知识分子声音的表达，用其中一位批评家的话说，就是把他们的“私人知识”公共化了。其次，他们已经有的批评实践，整体性地改变了批评方向，特别是在话语方式上，为今后批评积淀了理论的和经验的丰厚资源——批评话语恐怕需要进一步向个体“感知性体验”方向迈进，而不再是“大白话讲大道理”的模式。因为，“大白话讲大道理”并不适合如今的人心世界和文心世界。这是“内在性”过程中，批评必须先“内在性”的一个简单道理。
　　四、积极“影响”的断档，“我来说”并不充分
　　据读过拙著的朋友反映，我好像有意在剥离“影响”。这一点我得申明，我的研究，首先也要剥离影响，这是我必须先检讨的。也由此可见，剥离影响是个普遍性问题。但话说回来，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理论影响的批评家，可信吗？可靠吗？“十七年”时期的“工具论”倒是没有太多的文学或其他学科理论的影响，但是那时候的文学批评却受另一个东西的影响——政治话语、政治季候。所以，我说的剥离影响后方显批评本相的说法，只指离开既有理论就无话可说的批评家；也特指没有既定理论蓝本就不知怎样阅读的更低一个层次的批评者。在他们那里，你看不到他们自己的感知，也看不到他们自己的人生，更感受不到公共意识声音之外的任何意义。如果把剥离影响无限放大，我们面对的只可能是批评的死胡同一条。
　　当然，莎士比亚之后的理论批评家基本都首先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包括作家），英国因有这个传统，而给世界文坛输送了不少大批评家；法国“五月风暴”之后的哲学思想家，把改变现实秩序的无望转向了改变话语秩序，福柯、巴特、波德里亚等都既是相互参照，又既是相互结构、解构，话语研究成了某种学术目的的隐喻。如此等等，都是影响的积极作用。中国当代呢？谁都想“我来说”，谁都唯有鲁迅话语资源是求，空白地带越多，批评的断层——相同命题的不能深入，恐怕越发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这是“影响”不充分的另一表征。另外，比如北岛的诗歌话语可谓改变了一代人言说自我、言说现实的方式，那时候的诗评家几乎集体地书写和论述，因此也突出了某一种强势话语必须需要解构的历史必然性，而“到语言为止”的日常生活诗歌话语，之所以近十来年来一直处在亢奋状态，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突出的批评家对之进行彻底的清理，都隶属于大同小异的价值范畴。当耿占春突然以“失去象征的世界”进行整体性清理之时，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所拥抱的日常生活诗歌话语，只有来一次象征体系的检验，才能使无意义的日常生活诗歌包括日常生活本身，重新焕发意义的感召魅力，而这个感召魅力的建构，需要的不只是诗歌的书写努力，还需要在社会学视野中重新检讨我们的意义缺失问题。耿占春的言说，我以为足以使给日常生活诗歌赋予诗学合法性解释的众多泛价值论，进行一次整体性调整。“接着说”在这里显然比“我来说”更为重要。
　　这一角度说，批评既不是骂人，更不是贴金，而是一种思想状态的历史性存在。当我们回过头再去打量时，批评家已经做出的，其实早在“历史”中了。所以，我自谑地称小书为，通过“未完成的批评家”的研究，达到对“共同体”及“共同体文学批评”认知的目的。下一站批评的有效性究竟该怎样言说，只要批评家还在共同体中，这一站的“共同体文学批评”就会成为当然的“遗产”。
　　当然，我说这话的具体语境可能是，我当时强烈地感觉到了某种我十分反感的批评风向，这以年轻批评列队者居多。他们不是把批评视野置于现实秩序的内层，而是热衷于、“勇力”于指名道姓的谩骂。看到这种风向即将形成之时，我的一个强烈感受是，文学批评的门槛太低了，阿猫阿狗都可以站在那里指手画脚一通，可实际上并不十分清楚，文学批评再往深处走，究竟该针对什么。批评的程度低到了在中学生认知水平之下——应试教育阶段中学语文课堂上，其他的分析完，文章的最后，老师势必要来一个“社会根源”的揭露。当前多数的年轻批评者，基本不触碰“社会根源”，也更不知道该怎样讨论“社会根源”。总之，大家一团和气、一派安静，申报课题、撰写“叙事学”、“诗学”，安全地消费文学。常年呆在高校高墙之内，四堵墙一遮，管他春秋与冬夏，我是博士帽一戴照样过闹市。这大概就是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所说的，文学教授变成既得利益的“小技术专家”的过程吧！